宋辽金俗文学交流若干事实的文学史意义.doc

宋辽金俗文学交流若干事实的文学史意义 杨万里 内容提要 《蓬蓬花》、《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蛮牌序》等辽代歌曲流行于北宋末的汴京，它们是宋辽俗文学交流的缩影宋辽俗文学交流的历史可溯源于契丹与五代的文学交流辽代俗文学的发展，为北曲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宋金俗文学交流始于金灭北宋金院本在吸收、改造了宋杂剧的艺术成分后，最后发展成元杂剧；而宋杂剧在南方的发展则是融入南戏或自然消亡因此，元曲和元杂剧的形成，本质上是宋辽、宋金之间俗文学交流的结果关键词 俗文学 番曲 交流 杂剧 院本  一、宋辽俗文学的交流宋辽俗文学交流的事实，因文献有限，可供论述的例子并不很多，但下例却值得文学史研究者们特别关注先君尝言，宣和间客京师时，街巷鄙人多歌蕃曲，名曰《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蛮牌序》、《蓬蓬花》等，其言至俚，一时士大夫皆歌之……当时招致降人杂处都城、初与女真使命往来所致耳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五）曾敏行的记载是可信的，刘子翚《屏山集》卷十八《汴京纪事》有诗曰：“仓皇禁陌夜飞戈，南去人稀北去多自古胡尘埋皓齿，不堪重唱蓬蓬歌意思是：金人破汴京后，大批人（皇亲国戚、乐工、手艺人等）被掳到北方，盛行一时的《蓬蓬花》歌曲再也无人唱了。

不堪重唱”还有一重含义是：报应据江万里《宣政杂录》记载：宣和初，收复燕山，以归朝辽民来居京师，其俗有《臻蓬蓬》歌，每扣鼓，和“臻蓬蓬”之音为节而舞，人无不喜其声而效之者其歌曰：“臻蓬蓬，外头花花里头空，但看明年正二月，满城不见主人公本辽谶，故京师不禁然次年徽宗南幸，次年，二圣北狩又有伎者，以数丈竹竿系椅于杪，伎者坐椅上，少顷，下投于小棘坑中，无偏颇之失未投时念诗曰：“百尺竿头望九州，前人田土后人收后人收得休欢喜，更有收人在后头此亦辽谶，然兆祸可怪注：据杨复吉《辽史拾遗补》卷三《本纪第三十·天祚皇帝四》引辽民”、“辽谶”，现通行的《宣政杂录》版本均作“金民”、“虏谶”、“金谶”或“北谶”，非是宣和四年九月（公元1122年），辽将郭药师举涿州归附北宋，辽民大量涌入汴京，契丹歌曲由此传入京师此时的金国立国不过才八年，忙于与辽征战，还没有与宋建立直接文化交流关系（只有外交人员往来），“以归朝金民来居京师”于史实不符，且此时金国尚处于急剧上升时期，何来“金谶”之有？恰恰相反，这个时期的北宋王朝还在幻想着联金灭辽再从歌曲本身反映的历史现象来分析，《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之类歌曲，不可能出现于此时的金国，只能出于辽、北宋。

北宋收复燕云十六州是暂时的，不久便亡国了，此地又被金人夺去，这就是“后人收得休欢喜，更有收人在后头”的意思这则材料经常被学人引用，少有辨析者，就笔者有限的见闻，似乎只有李炳海先生《民族融合与中国古代文学》（第195—196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和朱瑞熙等人所著《辽宋金西夏社会生活史》（第27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引用作“辽民”，极是因本则材料涉及的文学史意义重大，故特指出原来此曲流行于汴京，是“上面”有意纵容、幸灾乐祸的结果时隔三年，北宋继辽之后亡国，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刘子翚此诗可谓是沉痛之至这段记载透露出的信息是：（1）宋辽俗文学交流比较活跃；（2）辽代已开北曲先声先谈第一点从曾敏行的记载来看，《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蛮牌序》等歌曲是从辽输入北宋的《东京梦华录》卷七对军中蛮牌舞队（百戏之一种）的演出情况有记载：“乐部举动《琴家弄令》，有花妆轻健军士百余，前列旗帜，各执雉尾、蛮牌、大刀，初成行列，拜舞，互变一开门夺桥等阵，然后列成偃月阵乐部复动《蛮牌令》……”《东京梦华录》记录的舞队演出情形发生在北宋末，但蛮牌舞队在辽国也上演，它可能存在了很久时间。

《三朝北盟会编》“正宣上帙”二十引《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记载，当时（公元1125年）金国新国主招待北宋使者的宴会上，“酒三行则乐作，鸣钲击鼓，百戏出场有大旗狮豹，刀牌砑鼓，踏索上竿，斗跳弄丸，挝簸旗筑毬，角觝、斗鸡、杂剧等，服色鲜明，颇类中朝”下文（第二节开头）将提到，这个时候的金国刚从辽独立出来不久，基本上还是原始社会形态（注：《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记载许亢宗到达金国都城附近时，“无市井，买卖不用钱，惟以物相贸易”，而皇城也是“不成伦次，更无城郭里巷”可见当时金国的社会形态还相当原始还远在黑龙江省，与北宋相去甚远，金国此时如有百戏表演，大多也是从辽国掳掠过去的因此，本处所记载的内容，只能看作是宋辽俗文学交流的事实北宋蛮牌舞队所唱曲子是《蛮牌令》，那么，辽代歌曲《蛮牌序》也当是辽国蛮牌舞队所唱的曲子令”指一种急拍唱法（注：谢桃坊《〈高丽史·乐志〉所存宋词考辨》，《文学遗产》1993年第2期此处正适合军队演出的场合），“序”是曲段的称谓，二者不是同一范畴的概念，但《蛮牌令》与《蛮牌序》都同指向《蛮牌》曲子是没疑问的据研究，《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中仍保存着《扑蝴蝶》、《大斋郎》、《胡女怨》、《杵歌》、《鲍老儿》、《六国朝》、《蛮牌令》、《乔合笙》、《乔捉蛇》等宋代舞队的曲名。

由此可知，《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等辽代歌曲，后来曾进入宋舞队唱曲如果不从文学交流的角度来分析，很难理解它们会如此巧合地同时流行于南北两地换句话说，两国之间俗文学的交流是很频繁的另一个例子是迓鼓戏迓（砑）鼓戏是北宋王韶于熙宁五年（1072）平熙州（今甘肃临洮一带）后创制的，数年间流行于世（注：宋彭乘《续墨客挥犀》卷七《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记载当时金国也上演此戏，如上所述，这都只能看作是宋辽俗文学交流的事实《迓鼓》先从北宋传入辽国，再因战争原因而流入金国，并非宋金之间有直接的文学交流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禁番曲毡笠”条记载：“至政和初，有旨立赏钱五百千，若用鼓板改作北曲子，并着北服之类，并禁止支赏这里明确提到“番曲”、“北曲子”，都是指辽代歌曲辽曲流行北宋，由来已久再谈第二点自明代以来，曲学研究者曾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曲的起源追溯到辽代，如《盛世新声·引》中提出：“南曲传自汉唐宋，北曲由辽金元稍后的刘楫序《词林摘艳》时也说：“至金元辽之世，则变而为今乐府这些论断大多出于直感式的猜测，并没有实证作为基础将北曲起源时间上溯到辽金，反映出明人已从词、曲音乐的差异性来看待北曲的起源问题，而徐渭在《南词叙录》说得更明白：今之北曲，盖辽、金北鄙杀伐之音，壮伟很（狠）戾，武夫马上之歌。

北曲岂诚唐宋名家之遗？不过出于边鄙裔夷之伪造耳杨栋先生对这种思路颇为赞赏，认为“划清了北曲与唐宋词乐的本质区别，从而击中了问题的要害”（注：杨栋《中国散曲学史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2页对北曲起源的探讨，有很多说法，徐渭代表了其中的一种其他重要的还有：源于词说，此说起于元代陶宗仪，明人多附和之，影响最大，复经王国维用统计法推论（（《宋元戏曲考》第八《元杂剧之渊源》）），信之者益众；源于《诗经》、汉乐府说，如明沈宠绥《弦索辨讹》、王骥德《曲律》均主其说，宋人论词源时也曾上溯于此，欲尊词体，明人袭宋人故智，不足论；词曲同源异流说，同源即词曲同于唐曲子，后唐曲子经文人之手发展成宋词，而民间唐曲子则为“暗流”，演变成北曲，此说起于任半塘、吕思勉，章荑荪、李昌集畅其说；源于民歌说，此说起于20世纪30年代郑振铎，其时“民间文学源头说”风行一时，郑氏重视俗文学，故有此论；祖其说而进一步深入者，则是北曲源于宋金俗曲说，此说起于王文才《元曲纪事》，而杨栋先生申其论，“我们确定北曲之源为北宋末年流行于以汴京为中心的北方城市的通俗歌曲”，见杨氏著《中国散曲学史研究》第52页北曲源于宋金俗曲说代表着目前关于北曲起源的最新成果，本文所论《蓬蓬歌》，亦在杨氏所指“通俗歌曲”内。

如果我们确定北曲起源离不开北方音乐，即“蕃曲”，那么，笔者认为，探讨北曲起源，理应对宋辽金俗文学交流的事实作深入细致的研究《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蛮牌序》等辽代歌曲的歌词没有流传下来，但可从仅存的《蓬蓬花》歌词来窥豹之一斑：臻蓬蓬，外头花花里头空，但看明年正二月，满城不见主人公其实，现存的这首歌词是不完整的《宣政杂录》的记载很清楚地表明，本歌曲还有和声和声一般在本词末尾，不表实际意义，仅表节奏，故不记录下来每扣鼓，和‘臻蓬蓬’之音为节而舞”，如若还原，它或许应该是这样的：臻蓬蓬外头花花里头空但看明年正二月，满城不见主人公这种文学样式不禁让我们想起了萧观音的《回心院》：扫深殿闭久金铺暗游丝络网尘作堆，积岁青苔厚阶面凭梦借高唐敲坏半边知妾卧，恰当天处少辉光……………两者相较，句式十分接近，唯前者第二句为七字（“花花”二字明显带有口语痕迹），后者第二句为五字（这种细微差别，正体现了民歌与文人创作的差异）；押韵形式相同进一步看，这种押韵特点与散曲的押韵也是十分相似的《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蛮牌序》、《蓬蓬花》等“蕃曲”不见于词调，而或见于杂剧词和散曲曲调，因此我们认为当时《蓬蓬花》等歌曲都是一种新兴曲子，即北曲。

这说明，在辽代，以《蓬蓬花》、《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蛮牌序》等为代表的“蕃曲”已开北曲先声过去，对萧观音的《回心院》这种文学体裁，它究竟是诗是词颇有争论，现在是否可以换一个视角，跳出诗词之争的范围，从“北曲发生”这一角度，来重新审视它的文体归宿以及确定它在文学史的意义？据《焚椒录》记载，萧观音写成《回心院》后，曾“被之管弦”，说明它是用来歌唱的，这更加深了我们将它与《蓬蓬歌》进行类比研究的印象我们对萧观音的创作才能丝毫不怀疑，但是，我们更倾向于相信：与其说《回心院》是萧观音的独创，倒不如说是她借鉴和利用了现有的民间歌谣（如《蓬蓬花》）的形式《契丹国志》卷七记载辽圣宗耶律隆绪（971—1031）精通音乐，不但能写诗，“又御制曲百余首”，这也可从一个侧面证明萧太后的创作决不是横空出世辽代文学是否具备“开北曲先声”的可能？从更广阔的辽与中原文化交流史来看，答案是肯定的辽文化的主体基本上是从五代（中原）文化移植过去的《辽史》卷五十四载：辽太宗会同元年（公元938年），后晋石敬瑭遣刘煦以伶官归辽， 带去散乐；会同九年（公元947年），辽太宗出兵汴京，将后晋礼乐器物悉数掠去，这些战利品构成了辽代礼乐文化的基础。

辽主与五代的君王们在文化气质上十分接近，后者的文化气质如何？以后唐庄宗李存勖为例：“好俳优，宫中暇日，自负蓍囊箧（古代郎中的医箱），令继笈（庄宗子）相随……后方昼眠，乃造其卧内，自称刘衙推访女原来李存勖之妻刘氏出身贫寒，现在做了第一夫人，当她那做江湖郎中的老爸进宫找她时，她拒绝相认，还称来者是田舍翁李存勖此处扮演实在是调笑妻子事实上，无论是五代君王还是辽主，抑或是前后蜀主，都有一种亲近戏谑文化的倾向这种记载到处可见，不烦一一列举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欧阳修在《五代史·伶官传序》中痛心疾首地对君王偏好俗文化的文化取向提出的尖锐批评了北宋孔道辅出使契丹时，契丹在招待宴会上进杂剧，以孔夫子为戏，孔道辅愤然离席（《宋史》本传）契丹人以为孔道辅是孔子后代，戏孔子就是戏孔道辅，戏孔道辅就是戏北宋这当然是很严重的事件也许，从辽国方面来看，这只不过是一种游戏谐谑罢了，因为这是他们常演的剧目（注：以孔子为戏似乎由来已久敦煌写卷本3218所载《浣溪沙》词第二首云：“喜睹华筵戏大贤歌欢共过百千年长命杯中倾渌醑，满金船把酒愿同山岳固，昔日彭祖等齐年深谢慈怜兼奖饰，献羌言华筵戏大贤”大约就是以孔子为戏了据研究，本词当作于唐大中五年（851）年前后，而本卷的抄写则在后晋开运四年（947）以后（汤涒《敦煌曲子词地域文化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这说明百戏中以孔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