涩泽荣一的实业思想与日本资本主义精神.docx

涩泽荣一的实业思想与日本资本主义精神 涩泽荣一（1840～1931年）是日本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企业家，他一生直接或间接参与创办和经营的企业多达500余家，涉及了几乎所有的近代产业部门和行业不仅如此，涩泽荣一在从事大量企业活动的同时，还形成并提出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实业思想他与那些鼓吹全盘接受西方近代经济思想和道德伦理观念的思想家有所不同，积极主张以儒家思想和道德伦理为精神支柱，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经营之道，致力于在理性上排除民族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经济思想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在推动日本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考察和分析涩泽荣一的实业思想将有助于深入研究儒家资本主义形成的历史过程，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提高对东西方两种思想文明相结合的必要性的认识一 涩泽荣一的“道德经济合一说”明治维新后，日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士农工商人身等级制度等一系列封建制度的废除为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确立和工业化的兴起提供了制度方面的条件，但是，官尊民卑和轻商意识等封建社会观念依旧横行于世，这使得在法律上获得了平等地位的工商业者在精神上并没有得到彻底解放涩泽荣一认为，陈腐的轻商观念之所以挥之不去，一个重要的社会思想根源在于人们对儒家思想和义利观一直存在误解。

他说：“自古以来，信奉儒家的学者对孔子的学说一直存在着误解，在这当中对孔子的富贵观念和殖货思想的误解是最为严重的按照他们对《论语》的解释，仁义王道与殖货富贵两者犹如水火互不相容，可实际上翻遍《论语》二十篇，根本找不到诸如富贵者无仁义王道之心，而要做一个仁义的人，就必须抛弃富贵观念之类含义的话事实上与人们的误解相反，孔子恰恰是主张人们走殖货之路的[1]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涩泽荣一对《论语》中的有关论述做了重新解释例如，《论语》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直被后人当作商人品格低下、理应遭到歧视的经典依据而按照涩泽荣一的解释，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想要说明的是：“君子和小人的心术是不一样的，君子平生志向于做善事，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首先想到的是必须符合义的要求，然后再决定是否去做，也就是说处人待事是以义为出发点的相反，小人平生总是不忘谋取私利，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以私利为原则也就是说，只要有利可取，即使有悖于义也要为之因此，即便是做同样的事情，君子和小人想的并不一样，君子想的是如何行义，而小人想的是如何获取私利，两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2]涩泽荣一通过对《论语》的重新解释，对根深蒂固的轻商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但他认为这虽然能够提高人们投身工商业的热情，可并不足以保证日本工业化的顺利发展因为在他看来，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要实现文明开化、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的远大目标，必须建立一套与其相应的“规矩和准绳”，树立正确的实业思想和观念，用以指导工商业者的企业活动，否则日本的近代化就会出现思想混乱那么，究竟应该树立什么样的实业思想呢？涩泽荣一认为应以儒家思想和道德伦理为精神支柱，他提出了“道德经济合一说”，主张三个“合一”，即道德与经济的合一、公益与私利的合一、义与利的合一第一，道德与经济的合一涩泽荣一对道德与经济两者关系的论述带有一定的理论色彩他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这样的：道德与经济不是相互对立和互不相容的，而是互为条件不可分离的，不存在脱离经济的道德，也不可设想背离道德的经济会给日本社会带来好处他说：“抛弃利益的道德，不是真正的道德；而完全的财富、正当的殖利必须伴随道德[3]他以《大学》的三纲八目为根据，论证了自己的这一主张，认为中国的原始儒家是“以格物致知为明明德的根源的，而古之格物致知今日之物质性学问……以此例可推知，生产殖利本可含蓄与道德之中”[4]而经济与道德之间之所以产生了矛盾，是出现在社会分工之后的事，原因在于“实行之人未必为仁义道德教师，仁义道德教师未必为实行之人”，因此，在仁义道德和算盘之间产生了鸿沟。

他还认为，在日本武士道与殖产功利之道两者之所以背道而驰，是受中国宋代儒家偏于说性论理影响的结果，而这种将道德和经济分开的倾向必然给国家带来危害他说：宋学由于高唱仁义道德，反而把可经由仁义道德的顺序求取进步的想法弃之不顾，完全偏向于空谈空论，以为务去利欲才好，以至其人衰微，国家也陷于微弱的地步，而导致元人入侵，祸乱纷呈，最后沦陷于夷狄之手，造成元人统一的悲惨结局故知空洞的仁义道德会损伤国家的元气，降低社会的生产力，逮及极致，则国家灭亡是故，仁义道德论说不定也会导致亡国，此不能不三思[5]从涩泽荣一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之所引经据典论证道德与经济两者缺一不可，其目的是要在人们的思想中树立一种新的思想，即道德是经济生活的产物，离开经济活动来讲道德对于国家的命运来说就是不道德的显而易见，涩泽荣一在这里的落脚点与他对轻商思想的批判是完全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对工商立国思想的一个补充和理论上的说明第二，公益和私利的合一涩泽荣一认为工商活动不仅是人们生存的需要，同时也是一种谋利行为，但对于“利”是应当有所区分的，即分为公益和私利两种内涵不同的利他说：“作为工商业者必须时刻牢记一件事情，那就是所说的公益和私利之分。

[6]那么，什么是他所说的公益，区分公益和私利的标准是什么呢？他认为公益就是“超越私利私欲观念，出于为国家社会尽力益就是国家和社会的利益，而为了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从事工商活动就是他所提倡之诚意而得之利”[7]可见在涩泽荣一看来，所谓公益就是国家社会的利益，而从国家社会的利益出发从事工商活动就是他所提倡的道德涩泽荣一强调树立国家社会利益的重要性，但他同时认为国家社会利益和私利两者并不是无法统一的，他并不主张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在这个问题上，他的基本思想脉络是这样的：首先，他认为“谋求社会利益、使国家富强、终究会给个人带来利益”，[8]并认为这其中的道理是不难理解的，“譬如通过火车站的检票口，如果人人认为只要自己先通过那狭隘的出入口就好，那么结果谁也挤不过去，大家会同样陷入困境”[9]就是说，国家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能否得到保证的前提条件，个人利益孕育在国家社会利益之中，因此首先考虑国家利益在结果上有利于个人利益的获得其次，涩泽荣一认为，国家是由国民百姓构成的，国家能否富强取决于国民百姓，而国民百姓的谋利活动是否符合国家利益关键在于谋利活动是否选择手段他说：“人们讨厌买卖人是因为他们拘泥于个人私利，尤其讨厌那些不择手段图谋私利的人。

如果不是不择手段的话，那么我认为，通过各自经营而获得的私利与公益没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说通过从事某项事业而得到的私人利益也有益于公家，而从事可以给公家带来利益的事情对私人也是有益的，也能造福于子孙这样看来，原来把私利和公益对立起来是错误的[10]从涩泽荣一的这段论述中可以看出，他最终把国家社会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关系归结到从商道德问题上，而商道德问题的核心在于义利关系的处理第三，义和利的合一涩泽荣一认为，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并不否认人的求利欲望，这是由人的生存需要本身决定的，因为人的衣食住只能通过经济的途径才能得到，仓廪实而知礼节，其道理不言而喻但是，人取得利益的途径和方法并不一样，只有用正当的手段取得的利才是合理的利因此，不应当反对人们的求富欲望，而应当提倡人们去学习和掌握用道德的方法去追求利益的本领基于这一认识，涩泽荣一极力主张义利合一，并把两者对立起来的观点大加批判他认为：“孟子也主张谋利与仁义道德相结合，只是后来的学者将两者越拉越远，反说有仁义而远富贵，有富贵则远仁义[11]他又说：“所谓实业，无疑以谋求利殖为本旨若商工业无增殖之效，商工业即无存在的意义……但所谓图利，如果全为一己之利，根本不顾他人，那又不然了。

……真正的利益，若不基于仁义道德，则决不可永续[12]在此，涩泽荣一不仅完全否定了以往人们对于“仁则不富，富则不仁”的理解，同时明确了他所说的取利所应采取的正当的手段就是儒家伦理中的仁义那么在涩泽荣一的眼里究竟何谓儒家伦理中的仁义呢？按照他的论述，仁义除了忠君爱国、国益为先之外，还应该表现在博爱、诚实、信义、节俭、勤劳等各个方面例如，他认为要使工商企业得到发展必须提倡信义，他说“信用重于资本”，并解释说“一个人的资产是有限的与其依靠有限的资本、更重要的是活用无限的资本何为活用无限资本的资格？此即信用”[13]从涩泽荣一的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他所提倡的义利合一就是告诉工商业者要发扬武士固有的那种品格来从事经营活动，故此也被称为“士魂商才论”二 两种不同实业思想的配合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虽然明确提出了文明开化、富国强兵、殖产兴业三大方针，但在究竟应该如何实现近代化思想启蒙的问题上，思想家们的主张并不一致在涩泽荣一向实业家们发出一手持《论语》、一手拿算盘投身实业号召的同时，福泽谕吉这位在日本被后人视为传播西方精神文明的思想家却正在为排除儒学思想的影响而奔走呼号福泽谕吉出生在大阪附近的一个下级武士家庭，幼年同涩泽荣一一样接受的是儒家思想的教育，但他对儒家思想则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

在福泽谕吉看来，在迎接世界文明到来的时代，日本最为需要的是以西方科学为内容的实学，而不是远离人世实际和不切合日常需要的儒学他说，人类的学问是日新月异的，“（而儒者）只是叹息自己学圣人而不及圣人而已所以儒教在后世愈传愈坏，逐渐降低了人的智慧，……造成了社会停滞不前的一个因素”[14]受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福泽谕吉认为日本要实现文明开化，最重要的保证在于政治上的民主，使国民树立自由平等的观念因此，他特别反对那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政治统治思想，并认为产生这种思想的根源就在儒学之中他说：“只要由智者在上统治人民，人民服从上面的意志就行这种议论虽然出自孔子，但却是大谬不然的[15]而在实业思想启蒙方面，福泽谕吉的主张也与涩泽荣一存在明显的不同，这主要表现为：其一，与涩泽荣一强调工商业者必须发扬忠君报国思想意识截然不同，福泽谕吉强调确立个人独立精神的重要性他认为，“没有独立精神的人，就不会深切地关怀国事”，并在《劝学篇》一书中对这一思想做了十分深刻的阐述他说，如果国民没有独立精神，那么一个国家就会产生主客之分，主人只能是极少数统治国家的人，其余都是不闻不问的客人既然是客人，自然就用不着操心，只要依从主人就行，结果对于国家一定是漠不关心。

[16]也就是说在福泽谕吉看来，国家的富强取决于国民能否确立主人翁意识，而产生这种主人翁意识和国家观念的思想基础则在于个人独立精神的树立福泽谕吉还把独立精神的形成与学习实学联系在一起，他说：“如果大家不分贵贱上下，都爱好这些学问，并有所体会，而后士农工商各尽其份，各自经营家业，则个人可以独立，一家可以独立，国家也就可以独立了[17]其二，在如何看待国家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关系上，涩泽荣一虽然肯定了人的求富欲望，但强调的是先国家后私人，只有国家富裕，国民才能富裕，国民追求私利的正当性是以首先追求国家利益为前提条件的而福泽谕吉则不然，他认为要使日本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就必须提倡自立和个人进取精神，可是日本由于长期受儒家义利观的影响一直对私利存有偏见，所以要改变这种状态，首先应该承认谋取私利的正当性和社会进步意义他说：“日本要实现立国的目标，内求文明进步，外求兵势强大，国民仅安于自家生计是不够的如国民能够常把剩余的资金积累起来用于殖产活动，尽管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私利，但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来看，只有这种热衷于谋得私利的殖产活动，才是立国富强的本源[18]尽管正如一些日本经营史学家所分析的那样，福泽谕吉强调私利必要性所基于的理论还不是亚当斯密的预定调和理论，即“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却充分体现了近代西方的功利主义观念。

从以上两个方面可以看出，福泽谕吉实业思想的价值取向在于经济合理主义和个人的物质欲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