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周初政局变动中政治认同与族群认同的同一性.doc

谈周初政局变动中政治认同与族群认同的同一性=“news_bd”> 　　周灭商后，以分封制的形式和宗法制的原则构建了横向的地缘政治和纵向的王权政治体系但是，这个王权政治体系并不是周一立国就有，而是周人在应对周初政局变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周初政局变动，主要体现为三监之乱及分封制的推行关于三监之乱，据《史记周本纪》载，武王逝世以后成王即位，由于成王年少，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此次叛乱，武庚不仅与一些周室宗亲合谋，而且还串通殷商旧地的一些东夷部族方国，局势十分严重于是，周公奉成王命令征讨反叛，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并进行东征，三年而毕定之后，周公便开始大行分封对于周初政局变动的这一系列史实，研究成果颇多，但从族群认同的视角进行研究的尚不多见本文认为，周初政局变动与族群认同矛盾密切相关，而王权政治体系的建立则促进了不同族群的融合周初政局变动实际上推动了政治认同与族群认同二者同一性建构的过程，而且，政治认同推动族群认同的过程也是政治力对族群血缘性超越的体现　　一、周立国前政治组织衍生中的族群因素　　在中国早期国家时期，政体与民族意识之间即已存在着一定的互生耦合关系。

且不论大禹治水所体现的二者的一致性，单就周立国之前而言，政治组织的衍生与族群多元化的同一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祖公刘经过努力，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这被认为是周道之兴的起始族群的多元化趋势在这一时期已经有所体现至古公亶父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於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古公迁于岐，不仅原居于豳的周族众人追随于他，而且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随着归附周的部族群体的增多，族群的多元化趋势愈发明显相比于公刘，古公亶父时期可以看做是周人发展的重要起点古公亶父原本只是单纯的周部族的首领，他的领导权也只是单纯地领导同血缘族群的‘收族权’随着其他部族的归附，社会族群的多元化、扩大化必然需要更加复杂的组织管理体系的出现古公除了营筑城郭室屋外，最重要的便是作五官有司此时五官有司政治组织所行使权力的范围显然超越了原来的周部族群体，将更多新依附的族群也包含在内，也就是说这样的政治组织是跨血缘性的、跨族群性的，已经具有政治公权力的指向。

正如管东贵所论: 他们的‘政治组织’是在姬姓之族‘血缘组织’的基础上，并且是在古公领导下发展出来的，所以仍由古公兼为这两种组织的领袖由此可以看出，政治组织是为因应社会的扩大而发展出来的由于古公之后的几代周部族首领积善累德，更多族群归附于周，当然也逐渐在政治上认同周的统治古公之子季历，修古公遗道，笃于行义，诸侯顺之西伯时期，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孤竹，《正义》引《括地志》云: 殷时诸侯孤竹国也，姓墨胎氏鬻子和辛甲，《集解》引刘向《别录》:鬻子名熊，封於楚辛甲，故殷之臣，事纣这些非周族众附周时应当是合族而往的也正是诸多族群的归附形成了力量逐渐增强的周邦，为灭商创造了条件，而多元化的族群也为后来周初政治局势的变动埋下了伏笔　　二、三监之乱中的族群因素　　周灭商时虽然借助了众多族群的力量，而灭商之后武王并未广封诸侯周与其他部族之间仍存在认同上的矛盾，只是这些部族迫于周的军事压力不得不在政治上认同周而已此点可以史实相证，武王伐纣时陈列于牧野，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参与纣师的军队除了有殷商族众外也必定有许多其他的忠于殷商的部族。

正所谓商末时受有亿兆夷人这些商纣阵线的部族面对周军压力虽然倒戈向周，但与周之间仍然存在认同上的矛盾，否则也就不会出现成王时东方蒲姑和奄等夷族联合武庚叛乱之事了这场由姬周贵族、殷商遗族以及其他夷族族众联合发动的叛乱既改变了周的政治权力体系，也暴露了周初地缘政治下族群认同的矛盾当然，这为周推行分封以使王权政治贯彻和族群融合提供了背景为了便于理解周初政局变动中的族群因素，本文先将相关区域族群状况特别是其与商的关系予以展示　　( 一) 河东至太行山区域　　此一区域为( 陶) 唐、虞、夏后、夏四代王畿之地，四朝遗民很多，而且也多有戎狄部族所以，叔虞初封时的晋既包含有周贵族和殷旧遗民，又杂居了先代土著和戎狄部族更重要的是，此一区域属于商重要的西部地缘政治组成部分生活在这一地区的部族及方国多与商有着政治上的臣属关系如果从影响周初政局变动的角度而言，在此一区域最需要关注的是唐与区域内戎狄部族据《史记晋世家》记载，晋地原为唐国所在成王时，因为唐有乱，所以被周公诛灭成王便以唐地封叔虞，是为晋关于唐的族属，《索隐》认为，唐本尧后，封在夏墟《正义》引《括地志》云: 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即尧裔子所封《括地志》中又讲述了刘累豢龙事，以此证明唐为夏时尧裔刘累之后，建国于古代大夏之墟，历唐( 陶唐氏) 、虞( 虞舜氏) 、夏( 御龙氏) 、商( 豕韦氏) 各时期。

唐之先是否为尧裔刘累之后暂且不论，至商时唐仍为一方国，这是可以证实的《山西通志金石记》曾著录《唐子爵》铭文曰: 唐子且( 祖) 乙阮元在《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中断定此爵为商代唐君之器也而且，甲骨文中不仅有商王在唐作邑立社的卜辞，还有商王对唐地灾害的关注以及商王遣使来往和唐人纳贡的卜辞 这说明唐不仅为商重要的地缘政治组成部分，而且与商保持着政治上的臣属关系再结合《晋世家》的记载，可以推测，在殷末周初，唐并没有坚定地站在商纣的一边，也可能正是因此才得以保持立国至成王时这一推测也可以找到佐证据考古发现，在晋侯墓地M31( 晋献侯夫人墓) 出土了一件玉环环上有字，李学勤先生考释为: 文王卜曰: 我及唐人弘战贾人意思是周文王与这里的唐人联合与贾人作战分布于此区域的还有戎狄部族晋受封时戎狄环伺，族群状况复杂在其受封策命中领有怀姓九宗《左传定公四年》杜预注: 怀姓，唐之遗民孔颖达也认为怀姓九宗是唐之遗民也而王国维则认为怀姓九宗乃是甲骨卜辞中出现的鬼方的后裔 这一说法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可，怀姓九宗应是本地原住的戎狄之民，是一个独立的族属商王武丁时期曾有伐鬼方事，三年方结束战争 鬼方受到打击后，可能有一部分族众散居，一部分族众臣服于商，并成为附属于商王朝的方国，见诸于文献记载中较为著名的则为鬼侯。

鬼侯是商王朝的三公之一瑏瑠，在商王朝的政治地位非同一般而且，鬼方与商朝王室之间存在着婚姻关系瑏瑡这使得鬼方成为了商人一支重要的同盟力量三监之乱时唐叛周，这些与唐为邻的怀姓九宗戎狄之民是否参与，虽然文献中并无明确记载，但从最终处置结果以及分鲁殷民六族、分卫殷民七族来推测，他们也很可能参与其中并且，从晋封唐地时疆以戎索的策命来看，原来唐地居民与戎狄为邻，应当受到戎狄习俗的影响长期的族群交往会产生共同的利益需求和文化习俗上的相近性所以，唐叛周时，这些怀姓九宗的戎狄之民可能会参与其中　　( 二) 殷墟商人统治核心区　　商人统治核心区域大约在太行山、洛阳、登封一线以东的中原地带周虽灭商，确立了在此地的统治权，但武王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并不乐观武王徵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 ‘曷为不寐?’王曰:‘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周王自夜不寐的忧虑和未定天保的事实有关而未定天保则是由于当时殷遗民仍然存在很大势力，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以至今有学者指出，名民是指先代旧族。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天建殷之初，曾授予殷人众多先代旧族，但殷人既没有眷顾他们，也没有弃灭他们，所以乖戾的影响一直到现在 依此来看，这句话可能有两层意思:第一，殷没有处理好与旧族的关系，致使这些旧族参与了反商活动第二，对于周而言，商亦可看做一个旧族，如何处理与众多殷商旧族的关系也是非常关键的武王伐纣时虽于牧野之战中打败商王军队，但主要是因为商王军队倒戈所致 殷商遗留下来的势力仍然不容小视因此，周王的忧虑实则包括潜在的族群认同矛盾　　周灭商后，使殷商遗族在旧地延续之前的统治方式反商政，政由旧释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闾，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这种做法实际上仍是褒封古帝王后裔的一种表现，所确立的是一种方国联盟的形态，是一种兴灭继绝的方式周置三监以监视殷人，但殷地仍然是以殷人为主管叔和蔡叔虽受周武王所封，但所拥有的实力与武庚仍有差距所以，管蔡叛乱时则要附益武庚，借助于殷民的势力　　( 三) 东部齐鲁区域　　武王在处理完殷地余民及置三监后，乃罢兵西归显然，周人势力并未深入到核心区以东齐鲁区域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说: 武王克纣之后，立武庚，置三监而去，未能抚有东土也唐兰指出: 当武王伐纣时，周军只到了今山东省的西部边境和河南省的东部，其中殷都和商的东都，还属于殷，管、蔡、霍三监只处于镇抚地位。

包括殷余民在内的东方诸部族与方国作为相当庞大的族群仍然存在营建东都洛邑本为改变地缘政治上的劣势，但从文献记载来看，武王也只是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纵马於华山之阳，放牛於桃林之虚; 偃干戈，振兵释旅: 示天下不复用也武王时期殷商核心区以东殷商旧族及土著方国并没有被直接纳入政治管辖版图此一区域参与叛乱的主要为夷族从《逸周书作雒》篇、《史记鲁世家》及《尚书大传》等文献记载来看，参与叛乱的主要有东、徐、奄、熊盈、蒲姑( 薄姑) 等夷族这些夷族之所以参与叛乱，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东部齐鲁之地曾经是商迁居殷墟之前的活动中心地带大概在商帝南庚时，奄地曾被作为商人都城瑏瑠虽然后来政治中心迁至殷墟，但可能有相当一部分遗民仍留此地，也会对周围夷族产生影响如蒲姑，傅斯年认为其为亳之音转，而亳本为商人最初的国号，在迁徙中，徙居地遂有亳之名瑏瑡那么，周初蒲姑族众也很有可能是原来迁徙中居于蒲姑的商人后裔第二，这些夷族多与殷商有着一定的臣属关系迁殷之前即已作为政治中心的现实使得他们与夷族之间可能早就存在着政治上的臣属关系，至商末亦然从受有亿兆夷人的说法来看，至商末时东夷族众多数支持殷商如东，陈秉新认为此为一东夷方国。

甲骨卜辞中有贞: 令师般比东?( 《合集》四二一三) ，师般即甘盘，甘盘辅佐高宗此则卜辞当为高宗时据其说，此辞是贞问命令师般联合东国好不好《甲骨卜辞合集》八七三一:乙卯惠令比东，允并且，还有关于商王去东地田猎的卜辞 这些都说明在商王朝高宗时期，东为商的臣属国至周初则参与了反叛又如蒲姑氏亦曾为殷封诸侯《正义》引《括地志》云:薄姑故城在青州博昌县东北六十里薄姑氏，殷诸侯，封於此，周灭之也　　三、分封制的推行对族群认同的影响　　由上论述可知，无论晋南区域的唐及戎狄族众还是殷墟遗民及东方夷族，都以原有的从商归属感反抗周朝统治因此，平定三监之乱后，政治制度上的谋划也必然包含不同族群之间的协调分封制的推行既包含了王权政治的构建，同时在这种构建中也重点突出了族群认同的实施周初分封主要在前述三个地缘政治矛盾与族群冲突激烈的区域许倬云指出: 姬姓与姜姓的重要成员各有控制一个地区的任务成周、卫、鲁、晋、燕、齐各占战略性的地区在晋南区域，分封晋国周公灭唐封晋，确立了此地区域性政治集团的建立从分封侯国对族群的影响来看，晋封于此打乱了此地原来的族群聚居状态《索隐》: 成王灭唐之后，乃分徙之于许、郢之间，故春秋有唐成公是也，即今之唐州也。

《正义》引《括地志》云: 至周成王时，唐人作乱，成王灭之，而封大叔，更迁唐人子孙于杜，谓之杜伯，即范匄所云‘在周为唐杜氏’因为政治空间的挤压而出现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