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聊斋志异》人化异类问题.docx

    论《聊斋志异》人化异类问题    张庆民　张人勐Summary：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构撰了一些人化异类小说，其中值得关注的有两种情形：一种是人暂时变形为异类，既而恢复人形;一种是人变形为异类，却不再恢复人形蒲氏如此精心构撰，乃与其道德观及对当时社会现实之态度有关《聊斋志异》人化异类情节构设，实成为作家解决现实矛盾、斗争的一种手段，是作家试图以小说干预社会现实生活的体现，与六朝志怪小说及唐人传奇中人化异类情节构设有质的分野Key：聊斋志异;人化异类;解决现实矛盾手段：I207.419    ：A有担当，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往往以其作品干预社会现实生活《聊斋志异》谈狐说鬼，怪异之谈中往往包蕴着蒲松龄对于社会现实人生的关注、思考，甚或试图以狐鬼故事干预社会现实本文即以《聊斋志异》中人化异类小说为例，考察这一问题一人化异类情节模式，屡见于中国古代志怪小说，《聊斋志异》中自不乏见那么，蒲松龄如何构思、撰述这类小说？毋庸讳言，《聊斋志异》中有叙述与宗教、巫术有关的人化异类小说，如《聊斋志异》卷四《白莲教》叙白莲教某者因门人与其爱妾私通，“遣门人饲豕，门人入圈，立地化为豕某即呼屠人杀之，货其肉” ① 。

这显然是有关白莲教道术的传闻，此类小说的价值多在其曲折有趣，具有娱乐性，而并无深层的思考本文所关注的，是那些倾注蒲松龄对于社会现实、道德思考的人化异类小说这些小说大致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人暂时变形为异类，既而恢复人形如《向杲》叙向杲之兄向晟被庄公子嗾从人箠笞致死，“具造赴郡，庄广行贿赂，使其理不得申”，向杲遂欲刺杀庄，然因庄戒备甚严，杲无计可施，犹日伺之小说继之如是叙述：一日，方伏，雨暴作，上下沾濡，寒战颇苦既而烈风四塞，冰雹继至，身忽然痛痒不能复觉岭上旧有山神祠，强起奔赴既入庙，则所识道士在内焉先是，道士尝行乞村中，杲辄饭之，道士以故识杲见杲衣服濡湿，乃以布袍授之，曰：“姑易此杲易衣，忍冻蹲若犬，自视，则毛革顿生，身化为虎道士已失所在心中惊恨转念：得仇人而食其肉，计亦良得下山伏旧处，见己尸卧丛莽中，始悟前身已死;犹恐葬于乌鸢，时时逻守之越日，庄始经此，虎暴出，于马上扑庄落，啮其首，咽之焦桐返马而射，中虎腹，蹶然遂毙杲在错楚中，恍若梦醒;又经宵，始能行步，厌厌以归家人以其连夕不返，方共骇疑，见之，喜相慰问杲但卧，蹇涩不能语少间，闻庄信，争即床头庆告之杲乃自言：“虎即我也遂述其异向杲之复仇，竟只能在得仙人之助，且身化为虎的条件下才可实现，这实为社会黑暗无道，正直善良之人又无助之写照，也是现实可悲、可叹之事。

此类可悲、可叹之事，在蒲松龄的时代当屡见不鲜，故异史氏曰：壮士志酬，必不生返，此千古所悼恨也借人之杀以为生，仙人之术亦神哉！然天下事足发指者多矣使怨者常为人，恨不令暂作虎！所谓“天下事足发指者多矣”，正道出当时社会黑暗、不公之事多矣，使人不平之事多矣，然平民百姓却无力、亦不能改变之！故蒲松龄乃慨叹“使怨者常为人，恨不令暂作虎！”这实在是对社会现实黑暗无道的无奈抗争之语，因为现实生活中究竟谁能真的化虎？而不化虎，大仇又如何得报？对于蒲氏如此构撰情节，何垠评曰：化人成虎，借杀为生，使非妙术如神，则大仇终于不报矣固知不可无此狡狯何氏指出，蒲松龄如此构撰小说，乃是“狡狯”之技，也就是说，从小说情节之曲折、新奇、不落俗套等角度言，《向杲》之构思，可谓独具匠心何氏指出蒲松龄如此构思之“狡狯”问题，却未必能体悟到蒲氏如此构撰之良苦用心：个中实反映出蒲氏作为小说家欲藉此类变异之谈而干预现实的企图《聊斋志异》中另一种人化异类小说，是人变形为异类，却不复恢复人形如卷十二《杜小雷》载：杜小雷，益都之西山人杜事之孝，家虽贫，甘旨无缺一日，将他适，市肉付妻，令作馎饦妻最忤逆，切肉时，杂蜣螂其中母觉恶臭不可食，藏以待子。

杜归，问：“馎饦美乎？”母摇首，出示子杜裂视，见蜣螂，怒甚入室，欲挞妻，又恐母闻上榻筹思，妻问之，不语妻自馁，彷徨塌下久之，喘息有声杜叱曰：“不睡，待敲扑耶！”亦竟寂然起而烛之，但见一豕，细视，则两足犹人，始知为妻所化邑令闻之，絷去，使游四门，以戒众人杜小雷的妻子终于因为忤逆不孝而变形为豕，且不再复为人形，蒲松龄对于不孝之徒之诛伐不可谓不严！然而，不孝忤逆便要变为畜类？虽然小说结尾蒲氏特意加上一句“谭薇臣曾亲见之”，但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不得而知，因为现实社会中恐并非如此，故何垠评曰：逆妇化豕，恐此类繁矣而但明伦评曰：肉杂蜣螂，即与他人食之，已有豕心;况以进双盲之姑，非豕而何！人之所欲，天必从之彼既甘心为豕，则豕之而已立地化形，留其两足以示众，其严乎！说杜小雷妻子以蜣螂杂肉而进婆婆，行为不耻人类，可归于畜类，显然更合乎情理那么，作为小说家，蒲氏欲通过此类传闻故事，训诫世俗愚夫愚妇，以警醒世人，其用心不可谓不深！上述两种人化异类小说，乃是蒲氏试图以小说干预社会生活的作品，是作家社会责任感的体现——尤其与前代此类情节类似的小说相比，则蒲氏之意图更见分明二人变形化为异类情节，六朝志怪以及唐代传奇小说中多有之，然其中透出的意蕴差异较大，反映出不同历史时期此类传闻故事之异趣。

如《法苑珠林》卷三十二引《搜神记》载：汉灵帝时江夏黄氏之母浴，伏盘水中，久而不起，变为鼋矣婢惊走告比家人来，鼋转入深渊，其后时时出现初浴簪一银钗，犹在其首黃氏之母变形为鼋，且不再恢复人形，此事《后汉书》志第十七《五行五》载，《搜神记》或本于此那么，汉灵帝时发生的人化鼋事，原因何在？或者说现实意蕴何在？《后汉书》注引刘昭解释：黄者，代汉之色女人，臣妾之体化为鼋，鼋者元也入于深渊，水实制火夫君德尊阳，利见九五，飞在于天，乃备光盛俯等龟鼋，有愧潜躍;首从戴钗，卑弱未尽后帝者（三）[王]，不专权极，天德虽谢，蜀犹傍缵推求斯异，女为晓著矣①按照刘昭解释，江夏黄氏化鼋，乃是汉室将亡、而又“卑弱未尽”之征兆刘昭之解释，可补干宝之意，因为据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学说，即作如是观而唐代传奇中，人变形为异类，又呈现不同的意趣——尤其是人变形化为虎之小说，格外引人注目如《续玄怪录》叙张逢薄游岭表，行次福州福唐县横山店，因山色鲜媚，策杖寻胜，不觉极远：忽有一段细草，纵横广百余步，碧鲜可爱其旁有一小林，遂脱衣掛林，以杖倚之，投身草上，左右翻转既而酣甚，若兽蹍然，意足而起，其身已成虎也，文彩澜然②张逢化虎，原因颇为神秘，似乎和那一段碧鲜可爱的细草地有关，而不是由于其个人的德行有亏或者仙人之助之类。

换言之，作者所关注的，并不是人变形化为虎的个人道德原因或者社会现实政治因素，而是变形故事本身的新奇、有趣试看化虎之后发生的一系列故事：夜久颇饥，因傍村落徐行，犬彘驹犊之辈，悉无可取意中恍惚，自谓当得福州郑录事乃傍道潜伏未几，有人自南行，若候吏迎郑糺者见人问曰：“福州郑录事名璠，计程宿前店，见说何时发来？”人曰：“吾之出掌人也;闻其装饰，到亦非久候吏曰：“只一人来，且复有同行者？吾当迎拜时，虑其误也曰：“三人之中，惨绿者是其时逢方伺之，而彼详问，若为逢而问者逢既知之，攒身以俟之俄而郑糺到，导从甚众衣惨绿，甚肥，巍巍而来适到逢前，遂跐衔之，走而上山时天未晓，人莫敢逐，得恣食之，残其肠发耳行于山林，单然无侣，乃忽思曰：“本人也，何乐为虎，自囚于深山，盍求初化之地而复耶乃步步寻之日暮，方到其所衣服犹掛，杖亦倚林碧草依然，翻复转身于其上，意足而起，即复人形矣……元和六年，旅次淮阳，舍于公馆馆吏宴客，坐客有为令者，曰：“巡若到，各言己之奇事，事不奇者，罚巡到逢，逢言横山之事末座有进士郑遐者，乃郑糺之子也，怒目而起，持刀将杀逢，言复父仇众共隔之，遐怒不已，遂白郡将于是送遐淮南，敕津吏勿复渡逢西迈，具改姓名，以避遐。

张逢为何要杀郑录事？似乎并无特殊的理由、原因，因为他既不认识郑录事，更与其无冤无仇，似乎仅仅是冥冥中“当得福州郑录事”一念，于是便“得恣食之”而张逢恢复人形也颇容易，仅是在那片“碧草”“翻复转身于其上”，便复为人形而郑录事之子复仇亦为偶然，因为本来不知杀父之人，仅是于淮阳公馆大家言说自己的奇异之事，张逢自道化虎食人，郑录事之子才得知真相，遂有复仇之举当然，由于众人阻隔，复仇并未成行，而张逢也自此改易姓名以避之，一场人变形化虎食人的风波遂平息唐代与张逢化虎故事情节类似的小说还有，如《原化记》载：近世有一人，寓居南阳山，忽患热疾，旬日不瘳时夏夜月明，暂于庭前偃息忽闻扣门声，审听之，忽如睡梦，家人即无闻者但于恍惚中，不觉自起看之隔门有一人云：“君合成虎，今有文牒此人惊异，不觉引手受之，见送牒者，手是成虎，留牒而去开牒视之，排印于空纸耳心甚恶之置牒席下，复寝明旦稍忆，与家人言之，取牒犹在，益以为怪忽忆出门散适，遂策杖闲步，诸子无从者行一里余，山下有涧，沿涧徐步，忽于水中自见其头，已变为虎，又观手足皆虎矣，而甚分明从上述叙事可以见出，南阳士人化虎原因有二：一是因病，二是宿命而化虎后发生的事情，有合乎虎之兽性一面，也有合乎人之性情、心理一面：此人为虎，入山两日，觉饥馁。

忽于水边蹲踞，见水中蝌蚪虫数升，自念常闻虎亦食泥，遂掬食之，殊觉有味又复徐行，乃见一兔，遂擒之，应时而获，即啖之觉身轻转强，昼则于深榛草中伏，夜即出行求食，亦数得獐兔等，遂转为害物之心忽寻树上，见一采桑妇人，草间望之，又私度吾闻虎皆食人，试攫之，果获焉，食之，果觉甘美足见其人为虎后兽性、兽行已彰，人性、良知在渐次泯灭——虽亦时有人的心理、意识那么，此人如何复为人形？作者如是叙述：日暮，有一荷柴人过，即欲捕之忽闻后有人云：“莫取！莫取！”惊顾见一老人，须眉皓白，知是神人此人虽变，然心犹思家，遂哀告老人曰：“汝曹为天神所使作此身今欲向毕，却得复人身若杀负薪者，永不变矣汝明日合食一王评事，后当却为人言讫，不见此老人此虎遂又寻草潜行，至明日日晚，近官路伺候……空中又曰：“王评事来也须臾见一人，朱衣乘马，半醉，可四十余亦有导从数人，相去犹远遂于马上擒之，曳入深榛食之，其徒迸散而走食讫，心稍醒却忆归路，去家百里余来，寻山却归，又至涧边，却照其身，已化为人矣遂归其家，家人惊怪，失之已七八月日矣言语颠倒，似沉醉人渐稍进粥食，月余平复在遵从神人之言食王评事后，南阳士人结束了兽行与人心并存的生涯，遂复为人形，而其人之最终结局却异于张逢：后五六七年，游陈许长葛县。

时县令席上，坐客约三十余人主人因话人变化之事，遂云，牛哀之辈，多为妄说此人遂陈己事，以明变化之不妄主人惊异，乃是王评事之子也自说先人为虎所杀，今既逢仇，遂杀之官知其实，听免罪焉食人之父，终于为其子所殺，似亦相宜那么，此一故事新奇的情节之外，是否还有深层的旨意？我们不得而知从《向杲》之情节构思看，显然受到《张逢》《南阳士人》人变形化虎之影响，而值得注意的是，蒲松龄净化、提炼了传奇小说中那些对于表现主旨思想无益的情节，使之更加精炼而不芜杂，在变形为虎的故事躯壳中表现出对于恶之鞭挞，对于不公之指责作家无力改变现实中发生的诸多不公之事，却在小说中表达出对于公正的向往，这无疑是蒲氏社会责任感之体现对于六朝志怪小说中诸多表现阴阳五行、天人感应思想的作品，蒲氏亦当体察到，而在《杜小雷》中设置杜小雷之妻忤逆不孝而化为豕，显然别有用心——在这里，作家已不再关注这类变身故事背后的社会现实、政治意蕴，而是关注下层乡间、市井之道德伦理问题，从而使得此类变身故事与六朝志怪表现出质的分野质言之，基于对道德甚或理想的坚守，基于对黑暗无道社会现实的尖锐批判，蒲松龄在狐鬼之谈中将人变形化为异类作为解决现实生活中矛盾、斗争的一种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