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嵌入：生产分割解构视角的探讨.docx

    中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嵌入生产分割解构视角的探讨    陈健 赵迪 赵洋摘 要：基于WIOD2016構建的跨国投入—产出框架，本文借助生产分割阶段数测度及其解构分析，探讨了我国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演变规律、行业差异及其发展的影响因素定量分析表明，服务业国内和国际生产分割已从被动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双降”或“双升”，演变为更具主动性的“国内升—国际降”发展趋势；国内生产分割扩张，奠定了全球总生产阶段数持续缓慢增长的基础实证研究证实，考察因素更多直接表现出对国内生产分割的促进作用，生产服务业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生产分割拓展的多因素驱动特点尤为突出进一步探讨表明，服务业国内和国际生产分割并非替代关系，考察因素改善虽削弱前者对后者的促进作用，但同时增进后者对前者的带动作用Key：全球价值链；生产分割；解构；服务业；影响因素一、引言回顾历史，从20世纪90年代初主要嵌入“四小龙”次生区域价值链分工，再到本世纪初更直接嵌入美、日、欧等发达国家主导的价值链分工循环，中国的加入凸显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构建的世界性意义，中国也成为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持续扩张的最主要受益者之一但发展阶段特点和较长期集中于制造环节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角色定位，决定了经济结构服务化一直是我国发展的短板。

我们必须承认，伴随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发展，实现产品价值链解构、产品工序跨国分工已成为可能特别地，产品工序分工已不局限于制造环节，而是延伸至服务环节，尤其围绕生产活动衍生出的大量服务工序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世界竞争也不再视“福特”制所膜拜的“效率至上”为惟一制胜法则——如在市场拓展中，无论集约边际还是扩展边际，由多样化需求偏好所决定的差异化发展战略日益成为新贸易准则（Melitz和Ottaviano，2009）显然，在以上两个层面，服务环节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在价值链分工模式下，“增值源”驱动决定服务环节已构成高附加值的最主要来源（Baldwin等，2015）据世界银行2017年报告，伴随技术进步所带来制造业生产功能环节“可解构”性质的增强，在1995-2009年间，用以衡量生产环节价值增值分布特点的“微笑曲线”形状在多数行业正悄然由宽“U”型结构演变为窄“U”型结构——位于两端服务活动的附加值内涵进一步提升，纯粹制造活动的增值空间则逐步受到挤压就对世界整体分工与贸易格局的影响而言，制造业更精细“模块化”生产方式的出现还是创造了更多发展机会，尤以制造业生产“服务化”所带来服务业领域国际分工联系增强和全球服务贸易持续、快速增长为最显著特征（程大中，2007）；但对我国而言，制造业生产“服务化”进程下“微笑曲线”所表征的价值增值向两端偏移，将加剧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过度集中于制造环节的风险。

顺应国际分工格局演变规律，同时也是基于我国现阶段发展所遭遇“瓶颈”约束诱发使然，中国近年来积极扩大服务领域对外开放2015年，我国发布《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提升服务贸易战略地位随后商务部等联合制定《服务贸易发展“十三五”规划》，更是将服务业以及服务贸易的稳健发展视为新一轮改革的重点之一我国“负面清单”制度的推行，则是在实践方面有力贯彻了上述发展战略在学术界，向全球价值链中高附加值服务环节攀升、推动我国服务业及服务中间投入的经济增长贡献，同样获得了更多关注囿于体制性障碍和市场化制度环境的仍不完善等本土原因（江小涓和李辉，2004；裴长洪，2013），人们更多将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寄希望于开放条件下的服务外包事实上，为顺应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调整新动向，我国已经从大规模承接制造外包转向积极推动服务外包发展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数据，我国服务贸易在2005-2017年间呈现持续“井喷式”增长，平均增速高达13.68%截至2017年底，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已达6 957亿美元，占世界服务贸易比重由3.1%提高到6.6%，服务贸易占我国总贸易比重也已达到14.5%。

在可观数据的背后，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思考中国既往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见证了商品贸易的快速增长和世界“制造工厂”地位的奠定与此同时，过度集中于制造环节导致的“锁定”风险亦受到质疑既有观点已达成的共识认为，无论是通过制造还是服务环节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关键点乃是提升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地位，进而增强“获得感”但是，通过梳理相关文献，本文一方面发现，相关研究所依托的分析“媒介”主要是服务贸易或服务外包；另一方面，多数研究所关注的焦点，依然是如何提升我国服务业某些方面特质，例如服务业的规模增长或结构改善、服务业效率或技术复杂度的提升等必须承认，在相对较低起点上，它们较好揭示了中国服务业发展进程中的一些典型化事实和规律，并为更深入探讨服务业内涵式增长做出重要贡献然而，这些研究所关注的焦点，毕竟还只是服务业发展的某些外在特征对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中国服务部门而言，其能否实现可持续且高质量的增长，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当然，解铃还须系铃人，中国服务业的发展仍需依托全球价值链分工，但要强调的是，这种依托不再是单纯嵌入发达国家所主导的价值链分工体系，而是需要同时重视国内价值链的构建及其作用本文研究感兴趣的是，对目前仍主要集中于制造环节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国而言，其服务环节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具有怎样的特点？历史轨迹与“大国”经济特点决定我国未来开放经济发展应建立在本土价值链与国际价值链“共轭环流”基础上，对同样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服务环节而言，其变化主要是源于国内还是国际生产分割长度的延伸？更进一步，研究感兴趣的是，哪些关键因素影响了中国服务业生产分割的拓展？本文对服务业生产分割的测度与解构分析，能够较好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并有助于从分工视角揭示中国服务业发展的一般规律。

二、文献评述（一）服务业生产分割状况的考察作为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区别于制造环节的一大类生产活动，服务外包的兴起和服务增值能力的显著增强，构成了研究服务环节全球生产分割的现实依据围绕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多样化表现的考察，既有分析包括以服务外包为主服务贸易的考察和服务增值能力的考察（Lanz和Maurer，2015；袁志刚和饶璨，2014），但更直接考察服务业全球生产分割的文献仍不多事实上，不断完善的服务分类跨国、跨行业投入—产出表的编制，从技术手段上已经保障了服务业生产分割测度研究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虽然制造和服务功能环节在自身属性和作用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从两者均构成全球价值链有机整体不可或缺的“局部”角度而言，并无实质区别这决定了对服务业生产分割的测度，可以沿用类似制造部门测度的思路遵循以上逻辑框架，Kowalski和Gonzalez（2016）围绕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价值链长度的比较发现，美国服务业的前向联系远高于后向联系，其下游度特性存在显著行业异质性Heuser和Mattoo（2017）则通过构造国外后向联系、国内间接前向联系和国内直接前向联系测度，考察了服务业的网络化结构更主要聚焦全球视角展开的研究表明，服务贸易在总贸易额中的比重虽然仅在20%左右，服务业全球生产分割却呈现如下特点：其一，隐性知识内涵和远距离交易协调不易性，决定了服务业参与全球生产分割程度平均要低于制造部门。

但服务活动的全球采购日趋明显，服务环节所创造的价值也不断增长，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其增长了近10%（Kowalski和Gonzalez，2016）其二，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参与全球生产分割的增速明显加快，服务业生产分割的空间布局亦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特点除了印度，亚太地区的中国、拉美地区的墨西哥（Gereffi，1999），甚至非洲局部地区也被视为潜在市场（Arnold等，2008）其三，服务业全球生产分割从“北—北”型发展到“南—北”型为主，甚至“南—南”模式也开始崭露头角Mattoo和Borchert（2009）、Gereffi和 Stark（2010）就从各自角度证实，受2008-2009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影响，全球生产分割整体水平此后虽处于停滞期，但却没有明显下滑分析认为，关键原因在于“南—南”合作模式推动了服务全球生产分割水平的提升其四，对大多数国家而言，服务业国际生产分割的拓展与其国内附加值比重的持续下降相伴而生（Francois等，2016）发达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高附加值服务环节的控制能力依然很强，由此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存在较高的国外附加值，尤其制造业出口的外国服务增值比重显著偏高（Lanz和Maurer，2015）。

也因此，发展中国家源于本国服务业中间投入创造的增值几乎未变，甚至是下降的（Kowalski和Gonzalez，2016）聚焦中国服务业参与全球生产分割状况的考察，其一方面与世界同步增长，另一方面又呈现“同位”和“低值”并存特点同位”体现在我国服务贸易总值核算下的竞争优势明显，甚至高于发达国家，无论劳动密集型还是资本或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低值”则体现在附加值核算下的竞争劣势（戴翔，2015）围绕这一状况原因的剖析，刘瑞翔等（2017）认为，这主要是由我国服务业上游度偏低，服务产品更多被用于最终需求、而非中间投入造成的袁志刚和饶璨（2014）则认为，国外对国内集中于中、高技术服务中间投入的明显替代，这是导致我国出口服务业创造直接附加值能力有限、进而出口本地附加值占比偏低的根源围绕制造业内置服务活动增值情况的考察，夏杰长和倪红福（2017）研究认为，“低值”形成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我国服务业增加值的直接出口相对较少，更重要的还在于内嵌于制造业的高端服务比重偏低，这间接导致出口内置服务活动价值贡献偏低即便如此，罗长远和张军（2014）研究还是表明，在本地附加值的行业异质性方面，服务业还是要高于制造业；并且，以2005年为拐点，我国服务业本地附加值率已经呈现先降后升的“U”型结构。

二）服务业分工链条拓展的机制按照斯密分工专业化理论，如果一种产品的生产有可能通过技术改进或市场规模变化而细分，那么它就有可能实施更精细分工这种更精细分工带来的好处，包括资源的更有效配置、边际生产成本的降低和效率增进等（Bhagwati，1984）通过相关文献梳理，本文发现在影响服务业参与国际生产分割的众多因素中，高技能劳动力供给（Amin和Mattoo，2008）和交易成本降低（Antràs等，2012）是强调较多的两个方面特别是前者，其不仅影响各国参与国际生产分割的程度，还影响各服务环节的增值能力Timmer等（2014）针对OECD国家的研究就表明，技能异质型劳动力在价值创造中的不同作用决定了价值分配的差异，其中，高技能劳动力考察期内的增值份额提升最多，低技能劳动力增值份额则大幅下降在降低交易成本概念范畴内，互联网通讯技术（Freund和Weinhold，2002）、管制与垄断程度降低（Beverelli等，2016；李胜旗和毛其淋，2017）、制度环境质量（Miroudot 和Shepherd，2014）和地理距离（Kimura和Lee，2008）等因素同樣被证实存在重要影响从作用效果来看，上述方面改善对发展中国家服务业的动态增长效应更为突出（Goswami等，2011），但也存在以制度质量为代表的相关因素作用的门槛效应（David等，2016）；另一方面，相比有形商品，以上大多数因素改善对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加突出，甚至空间距离因素也不例外（Kimura和Lee，2008）。

依然遵照斯密分工专业化理论，其强调市场规模在决定分工中的重要性作为这一经典论断的重要支撑，Krugman（1980）在较高理论高度证实开放条件下本土市场规模效应的存在性与作用其核心观点认为，一国内需规模大小可以通过影响生产的规模经济性和生产率水平而改进对外经济联系状况，尤其是出口表现然而在全球分工体系下，市场规模既来源于一国或地区国内市场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