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豪猪》中的后现代主义叙事特征.docx

    浅析《豪猪》中的后现代主义叙事特征    何朝辉摘 要：《豪猪》是当代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根据20世纪90年代保加利亚的社会现实创作而成的小说，但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小说它杂糅了书信、滑稽戏仿和寓言故事等不同类型的叙述文本，呈现出文本复杂多变和跨体裁写作的后现代特点它描写了各种各样的社会语言，形成杂语共存的现象，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小说追求话语的差异性和多元性的叙事特征文本杂糅和杂语与对话等叙事特征表明，《豪猪》的创作观照了后现代主义小说创作的叙事特征，是巴恩斯作品中体现后现代历史书写特征的一部佳作Key：朱利安·巴恩斯;《豪猪》;后现代主义;叙事特征;历史书写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1946- ）是当代英国著名的小说家和散文作家早在1980年代，他就因为《福楼拜的鹦鹉》（Flaubert’s Parrot， 1984）和《101/2章世界史》（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1/2 Chapters，1989）等体现了明显的后现代主义叙事特征的小说而被贴上了后现代作家的标签《豪猪》（The Porcupine，1992）是巴恩斯一部根据保加利亚的历史现实虚构而成的小说，其后现代主义叙事特征不像前两部小说中的后现代特征那么明显和突出，但这并不表明其中没有后现代的创作元素存在。

《豪猪》的写作源于20世纪90年代巴恩斯在保加利亚宣传《福楼拜的鹦鹉》时的所见所闻由于小说对当代的社会现实进行了应景式的描写，论者往往关注小说中的历史书写等问题而“冷落”了小说的叙事特征或叙述技巧一些评论文章也探讨了小说的叙事特征，但评价都不高《豪猪》主要描写了虚构的欧洲某国前总统斯托尤·皮特卡诺夫（Stoyo Petkanov）在旧政府垮台之后处于拘禁之中并接受新政府对他施行的公开的法律审判以法律审判为主要的叙事线索，巴恩斯重点描写了法庭上以及法庭外皮特卡诺夫和新政府任命的大法官皮特·索林斯基（Peter Solinsky）之间的对话和冲突以及其他小说人物诸如内务部部长乔治·加林、索林斯基的妻子玛丽娅、四个青年学生（斯特凡、薇拉、阿塔纳斯和迪米特尔）等参与或观看这一法律审判时的不同反应和立场小说的故事情节极为简单，小说的叙事架构也不复杂，但小说采用的叙事策略并不简单，它值得引起读者的关注细察之下可知，在《豪猪》中，巴恩斯以蒙太奇的手法交代情节、推进叙事，使小说具有电影化的叙事特征;以“间接的内心独白”的方式挖掘人物内心深处的隐幽意识，展现了人物意识的流动性和跳跃性等特征，使之呈现出意识流小说创作的痕迹。

这些叙述手法的运用使《豪猪》有别于19世纪的传统现实主义小说更重要的是，《豪猪》以文本杂糅或跨体裁写作、杂语和对话以及事实与虚构的结合等方式对当代的社会现实和历史问题进行后现代虚构性写作，观照了后现代主义小说创作的叙事特征，从而成为巴恩斯作品中体现后现代历史书写特征的一部佳作有鉴于此，本文拟从文本杂糅或跨体裁写作、杂语和对话等方面探讨《豪猪》中的后现代主义叙事特征，指出它们在交代情节、推进叙事、刻画人物形象和深化小说主题等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文本杂糅或跨体裁写作文本杂糅或跨体裁写作是后现代主义小说创作的重要特征之一通过杂糅各种不同文类的叙事文本，后现代主义小说体现出文类混杂和跨体裁创作的特征，对传统的小说文类和叙事成规提出了挑战正如论者所言，“后现代派小说的文本复杂多变”，大量地引入跨體裁的形式，“已经成为一种跨体裁的艺术创作”[1]17除了叙述者的叙事话语之外，后现代主义小说中还会“有诗、有戏、有人物对话”、“政论性的演讲”和书信等跨体裁的文本形式，形成了一种“跨体裁的反讽话语”[1]21J. M.布罗克曼认为，“每一种文学活动的以及每一种言语行为的结果，都是一段文本”，保罗·利科也指出，“文本就是由书写而固定下来的语言”。

[2]由此可见，一本小说即是一个文本，同时它又包含许许多多的次文本，这些次文本的体裁可能相同，也可能极为不同后现代主义作家就常常在他们的小说创作中引入各种各样跨体裁的（次）文本形式，颠覆传统小说创作中既定的结构模式、写作成规和体裁惯例等，从而开创后现代主义小说创作的新的文类或书写范式《豪猪》是一部叙事结构极为独特的小说它由四十三个小节或部分构成，每个部分没有标题，篇幅长短不一，最长的部分有十一页之多，最短的部分不足一页这四十三个部分既独立成篇又相互关联，换句话说，它们既是相互独立的一个个的次文本，又是小说意义建构中相互关联的互文本细读小说可知，除了叙述者的叙述话语之外，巴恩斯的创作也糅合了书信、拍卖会的戏仿文本和关于人类欲望的寓言故事等不同体裁的文本形式这一方面丰富了小说的文本类型，反映了巴恩斯的叙事创新，另一方面在刻画人物心理和性格特征、展现不同的话语声音和深化小说的主题等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小说第6节中，前总统皮特卡诺夫在开庭前给国民议会的代表们写了一封公开信，“旨在通过电视和报纸向全国人民和议会大力地表明自己的辩护立场”[3]24信件以“尊敬的国民议会代表”开头，首先提到写及此信的原因即“不想成为某些人实现他们的政治意图和个人野心的工具”、自己作为前总统被公开审判的历史意义（“现代历史上第二个被公开审判的国家领导人”），接着论及了自己该负的责任（“作为该国总统，对一切事情负有最主要的责任”），然后重申自己虽然犯有错误，但从来没有违背人民的意志而犯罪，并强调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最后以“斯托尤·皮特卡诺夫敬上”作结[3]24-25。

前总统的公开信以第一人称现在时写成，文体正式规范，语言简练流畅，句式变换错落有致，使信件显得既庄重严肃，又充满了说服力，明显不同于小说的叙述话语以及小说中其他类型的文本语言巴恩斯将其单独列为一节更是凸显了其特殊的体裁特征透过这一公开信，也可以看出，皮特卡诺夫对自己遭受的法律审判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即他沦为了某些人实现其政治目的的工具，为此，他首先出击，借公开信表明立场，坚定地相信自己的理想信念，把自己的功过是非交由人民、国家和历史去评判不难看出，虽然自己信仰的理想事业暂时失利，虽然处于拘禁之中，皮特卡诺夫依然意志坚定、斗志高昂，是一个历经磨难但精神饱满、坚强不屈的理想主义斗士除了“书信”这一文本形式之外，小说中还出现了关于拍卖会的滑稽戏仿和关于人类欲望的寓言故事等不同类型的文本叙事小说第29节描写了一幕滑稽地模仿拍卖会的场景拍卖会在法院对面的公共广场的一株金合欢树下进行所拍卖的东西属于前总统皮特卡诺夫的“具有纪念意义的物品”，包括他的“毛毯”、“两双缝补过的袜子和一件粗毛布衬衫”、“一双猪皮凉鞋”、“一条打补丁的裤子”和他的“生殖器”[3]97前来参加竞拍的自称是各国领导人的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博卡萨一世（Emperor Bokassa）、乔治·布什、圣雄甘地和几个自称是前总统的秘密情人的男男女女等。

其中“毛毯”、“袜子和衬衫”与“凉鞋”分别以五千五百万美元、二千七百万美元和三千五百万美元成交，而这位前总统的“生殖器”则被“博卡萨一世”以一元硬币竞拍到，后者声称将在晚餐时享用它[3]97竞拍成功者都把“支票”塞到拍卖台上的一座大型的皮特卡诺夫模拟像的嘴里竞拍结束后，“模拟像”被挂在金合欢树上快乐地晃动起来，并发出声音说，他对竞拍的结果很满意，已经把竞拍得到的所有钱款都捐给了孤儿[3]97-98读完可知，这一篇幅一页多的小节“遵循了梅尼普讽刺的传统”[4]122，是对拍卖会的滑稽模仿或戏仿性文本，其中极其夸张的语言表述、不合情理的人物设置和情节安排让人想起拉伯雷的《巨人传》中的狂欢化叙事借由这种狂欢化叙事，理性化的思维方式被颠覆，日常生活中极其普通的衣着物件被拍出了上千万美元的价格;高雅与低俗的界限在这里也不复存在，人的“生殖器”可以进行拍卖和食用，但却是以极低的价格成交，与那些衣着物件的拍卖价形成巨大的反差这种极度夸张的叙述显然是为了取得讽刺或嘲讽的效果一方面，它隐射并批判了现代社会中那些名不符实的拍卖会;另一方面，它呼应并讽刺小说前文提及的皮特卡诺夫对待自己收入的态度和立场即他自己从来没有自由地支配过自己的收入，然而在这次拍卖会上，“皮特卡诺夫”完全自由地支配着拍卖所得。

巴恩斯的叙述也揭露了皮特卡诺夫不为人知的私生活：他既有女性情人，还有同性恋人由此反映了它的组织者即青年学生们对前总统皮特卡诺夫的嘲讽态度，认为他所领导的政府带给人民的是“谎言和幻象”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一滑稽戏仿，巴恩斯的批判锋芒直指现代官场的投机现象：因为皮特卡诺夫的身份和地位，原本价格低廉的物品才会在拍卖会上拍出了天文数字的价格，其背后的玄机不难理解因此，借由对拍卖会的后现代戏仿，《豪猪》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弊端或问题，而且也指向了人性的丑陋与黑暗等更加值得思考的主题此外，小说还通过青年学生阿塔纳斯讲述了关于三个农夫的欲望和需求的寓言故事，为我们思考人类的欲望和需求、思考人性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可供參考的文本总的来说，不同类型的文本杂糅或跨体裁写作凸显了《豪猪》中的后现代主义叙事特征同时，文本的杂糅并置或多体裁的混合也使小说的语言体现了多样化和差异化的特点，甚至形成了一种杂语化的现象正如巴赫金所言，“嵌进小说的体裁，都给小说带来了自己的语言，因之就分解了小说的语言统一，重新深化了小说的杂语性”[5]104二、杂语和对话杂语（heteroglossia）是巴赫金理论中的重要概念。

杂语属于小说的话语在巴赫金看来，“长篇小说作为一个整体，是一个多语体、杂语类和多声部的现象”，[5]38“长篇小说是用艺术方法组织起来的社会性的杂语现象”[5]39更具体地说，“作者言语、叙述人言语、穿插的文体、人物言语”都属于杂语，而按照类别，杂语则包括“各种社会方言、各类集团的表达习惯、职业行话、各种文体的语言、各代人各种年龄的语言、各种流派的语言、权威人物的语言、各种团体的语言和一时摩登的语言、一日甚至一时的社会政治语言”[5]40巴赫金认为，“这些不同的话语和不同的语言之间存在多种联系和关系，主题通过不同语言和话语得以展开，主题可以分解为社会杂语的涓涓细流，主题的对话化——这些便是小说修辞的基本特点”[5]40巴赫金还指出，“杂语中的一切语言，不论根据什么原则区分出来的，都是观察世界的独特的视点，是通过语言理解世界的不同形式，是反映事物涵义和价值的特殊视野”[5]70对杂语的看重表明巴赫金对语言的多样性和对话性的肯定后现代作家把巴赫金奉为他们的理论先驱，从他的思想中汲取了较多的创作灵感，在创作时也常常利用杂语及其对话的特征去刻画人物形象和突出小说的主题内涵等有学者指出，后现代主义作家“在构建文本时，对语言的选择，随时间、地点、人物和环境的变化偶然而成，追求差异性，主张多元化，用满不在乎的反讽形式来表达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充满冷漠、戏谑、反讽和嘲弄”[1]21。

《豪猪》中，透过对皮特卡诺夫之公开的法律审判的描写，巴恩斯呈现了其时的社会中不同阶层的人物对待这一审判的不同反应和态度这些不同的反应和态度主要就是通过他们使用的不同语言或话语体现出来的，这些不同的语言和话语都观照了小说的主题，呈现出互文和对话的特点，从而使小说展现出“多语体、杂语类和多声部”的叙事特征除了小说的叙述语言之外，小说中描写的杂语包括法律审判的语言、日常对话的语言、青年一代口中的粗俗语言、游行示威中反讽式的口号语言、政论演讲中的崇高话语、外交文件中的官方话语和十岁小孩的天真语言等不同阶层人物的、不同类型或文体的语言和话语对它们的描写与刻画，不但凸显了小说叙事的真实性，表现了不同人物的语言特征和阶层烙印，而且营造出多种声音和话语交织下的复调效果，形成不同的话语声音相互交融与对话的复调叙事以对前总统皮特卡诺夫的法律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