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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忧患意识与中华民族深层忧患 (2011-07-17 23:00:02)转载▼标签： 文化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教授 吉文辉忧患意识是儒家入世思想的一个重要内核，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精神美德自古以来，忧患意识就是读书人应当培植和拥有的精神传统它随着读书人的仕途而被带入上层社会，并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遗憾的是，近六十年来，这一精神传统在一次次的政治风雨的冲击下，随同传统文化，于今日已日渐式微，消失殆尽虽然近几年有所呼吁，但亦如强弩之末，仅流于口号而无实质性举措作为儒家六经之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一块奠基石——《周易》，其原动力就是忧患意识孔子指出：“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周易·系辞下》），认为编创《周易》的著者，应是身处患难之中而满怀忧患意识的人，因为《周易》一书中充满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情思孔子说：“《易》之为书也…唯变所适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周易·系辞下》）“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就是使人懂得畏惧谨慎，并明白忧患所在及忧患之因，这就是忧患意识《周易·震卦》说得更加明白：“君子以恐惧修省”一般认为忧患意识是指人们在面临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患难时所产生的忧虑和思索，然而《周易》所展现的儒家忧患意识绝不仅限于此。

能够体现儒家忧患意识高尚境界和深厚底蕴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超越自我的历史使命感超越自我是生命价值和生存意义的核心指标， “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自我担忧是个人的本能，与生俱来，而儒家忧患意识指向的则是更高层次的担忧，是对国家、民族、群体、人类前途命运的担忧，是对真理、正义、人道、人性不张的担忧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论语·述而》），“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苏洵《管仲论》）二是居安思危的超常预见力灾难降临，人所共见；灾难潜伏，人难预料儒家忧患意识强调的是对将临灾难的的担忧，知人所未知，忧人所未忧，即“先天下之忧而忧”这就是《周易·既济》所讲的：“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这与《黄帝内经》所云：“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 （《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是同一个道理忧患意识的可贵就在于，能够从承平中预见危机，从有利中发现不利，未雨而绸缪，防患于未然而要拥有居安思危、见微知著的预见力，则必须拥有超乎常人的知识、智慧、意志、胆识和才能，需要冷静的头脑和博大的情怀三是身居其位的社会责任心古人提倡忧患意识，针对的主要是包括帝王在内的国家管理者，是有地位有影响的人。

观《周易》、《论语》、《孟子》中所言大人、君子，多与从政、治国、御民、教化、听訟等相关，故知非平民百姓也以德教为例，孔子认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论语·颜渊》）意思是说：上层人物的品德有如风，风一刮能影响四方；普通百姓的品德有如草，风吹草上，草就会顺着风的方向倒去风能影响草，草何能影响风？忧国忧民，是在位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拥有权力、地位、金钱、财富，而不能利益国家、社会、民众，于心何以对得起这些权力、地位、金钱、财富？以上三点——重在自我超越、重在居安思危、重在官员忧思，最集中地显示了传统忧患意识的精神实质近几年，党中央一再告诫政府各级官员要增强“忧患意识”，强调“越是形势好的时候，我们越要有忧患意识，越要居安思危”（ 2007年12月17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开班式上的讲话） 由此可见，传统忧患意识在古今是完全一致的自我超越、居安思危、官员忧思三者最终的落脚点在于居安思危《孟子··告子下》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易传》说：“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左传》中也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身处当今中国，政治一统、国力强盛、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科技猛进、教育腾飞，忧从何来？为何党中央一再要求增强“忧患意识”？对此，诸多文章对当前我国存在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与探讨。

归纳起来，大体上不外乎这几个方面：政府官员贪污腐败，骄奢淫逸；权力不受公众约束，骄横跋扈；社会分配不公，贫富悬殊；医院学校公益性失落，房价物价飙升脱离工资实况；社会资产恶性积聚，国富民穷；社会风气急剧恶化，道德滑坡；生态环境污染严重，食品安全无从保证；利益集团操控市场，大量资金外流；弱势群体举步维艰，就业问题逐年加剧等等细分析，这些社会矛盾与冲突，有些是各国共有的，有些是我国独有的，有些是我国比较严重的；有些是阶段性的局部的，有些是危害严重影响久远的；有些是管理不善计划不周造成的，有些则是国家制度先天不足带来的笔者论为以上这些社会矛盾与冲突，总的来说还属于“果”的层面，属于“标”的层面，是人们所共见的孔子说，君子应“明于忧患与故”只有明白导致灾患和疾病的根本原因，才能对症下药中医强调治病求本，防病治心笔者论为，产生当今中国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有其由来已久的诸多不良思想根源，也可以叫做思想误区不良的思想根源犹如病毒深藏体内，不断地腐蚀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可谓病之根、病之本这些思想误区应是中华民族的深层次忧患今试作分析如下：一、极左思潮极左思潮，也称作激进思潮、极端思潮极左思潮往往披着革命的外衣，并挟带有暴力色彩。

它虽以旧社会、旧文化的批判者和改造者的面目出现，但最终却只有破坏而毫无建树这一思潮在1966-19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极左思潮公开宣称与人类传统文化和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视传统文化和传统观念为敌人将人类创造的一切文化归并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文化，并加以彻底否定中华民族向称诗的国度，首重诗教、乐教，上自帝王将相，下至文人学子，乃至农民起义将领，皆以能诗为荣为乐而极左思潮鄙视文学艺术，视文学艺术为奴婢、工具，视历史为可以随意捏弄的橡皮泥人如今人们对诗歌的敬慕之心，已荡然无存极左思潮推崇极端主义，鄙视中庸之道，把五彩斑斓、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社会引向极端，不是白就是黑，不是对就是错，不是真就是假，不是先进就是落后，不是革命就是反动，不是科学就是迷信他们漠视历史、文化、社会的多样性和大自然的兼容性：“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中庸》），否定思想的多元化，容不得任何异见，在文化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实行垄断，以奴化教育、犬化教育代替“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大学》）的人性化教育，将人性扭曲为痞性、匪性、兽性极左思潮奉持斗争哲学，这与当今构建全民和谐社会的宏伟大业水火不容。

和谐社会本来就是古人追求的目标：“保合太和，万国咸宁”（《周易·乾卦·彖辞》）古人认为“和也者，天地之达道也”（《中庸》），主张“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和之道体现着宽容、包容，体现着中和、平和；谐之道体现着共生、共荣，体现着和谐、和悦老子主张人应效法天地，就是说人应当像天地那样拥有包容和奉献的精神大自然是包容万物的而极左思潮则与此相反，极力鼓吹斗争哲学，把人类社会看作是一个群体斗争的大舞台，把历史简单地归结为两个阶级的对抗，把社会中存在的日常矛盾无限上纲为政治冲突，视社会为自己的实验场所，不断地在人群、文化、思想中人为地制造对抗、制造分裂、制造敌人可以说，极左思潮是社会和谐的天敌，是产生当今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最大的根源，它只能给人类社会带来动荡与不安极左思潮本身是一种文化自闭症，将自己的思想理论奉为至高无上的神谕和不容置疑的绝对真理，在思想层面通过暴力钳制，大搞一言堂极左思潮因其拥有极端的排他性和盲目的破坏性，极易滑向唯意志论，也极易被一些阴谋家和野心家所煽动、操纵与利用思想、文化、权力、私欲、心态等一旦全盘走向极端，文化大革命式的民族灾难则会必然出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历史给了中华民族一个很好的反思和清算极左思潮的机会，但是，这个百年难逢的历史机遇被我们失去了，极左思潮危害不但没有得到严肃认真的反思和清算，反而改头换面地继续在国家、社会生活中作祟。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至今仍有不少人在竭力掩盖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真相，时刻怀念一人凌驾于全党全国人民之上的个人专政时代，大肆攻击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为资本主义复辟，思之令人扼腕叹息二、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笔者论为，20世纪中国最大的冤案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被扣上封建主义的反动帽子，被打倒，被批判，被歧视近百年来，人们总是把造成中国的愚昧落后挨打的局面归罪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儒家思想，从20世纪初“打倒孔家店”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批林批孔”，一直被分派为替罪羊的角色，极左思潮更使这一认识雪上加霜而实际上这只是一个认识上的严重误区群体的认识误区导致中国传统文化被妖魔化近百年来，人们不断地诋毁丑化传统文化，把以往社会描绘得一团漆黑，五千年的中华历史只是一部人吃人的丑陋历史，一个伟大民族的思想与道德、文学与艺术、信仰与追求都灰飞烟灭了民族虚无主义在历史领域大搞“绝今古通”：过去是统治，现在是领导；过去是压迫，现在是管理；过去发家致富是剥削，现在发家致富是改革；过去是资本家，现在是企业家；过去一切黑暗，现在永远光明等等，使今人与传统隔绝历史的长河被人为地分割成两段数典忘祖、呵佛骂祖、欺师灭祖在当今中国已司空见惯，不以为怪。

以儒家为代表的民族传统文化，包括传统道德、传统宗教、传统中医、汉字、文言文等在内均被视为腐朽的、落后的、保守的、陈旧的封建文化，是封建统治阶级欺骗压迫劳动人民的工具，均在打倒之列，文革中大量珍贵文物和历朝古迹被人为地疯狂地毁坏而毫不痛心于是民族传统文化逐渐走向虚无，批判传统文化成为先进、文明、革命、科学的象征，全盘西化成为时尚，至今官方主流思想仍出自西方可悲的是，贬低祖先的历史，厌恨自己的传统文化，这种行为，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只发生在当代的中国人身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场革命是以毁灭自己民族文化为奋斗目标的虚无主义泛滥的结果只能导致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的丧失，爱国主义更无从谈起没有文化传统的民族，绝对得不到其他民族的崇敬和尊重其实，在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中,政治是刚性的,文化是柔性的.政治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文化只是被采纳、被利用的对象文化的取舍不决定于自身而决定于政治中国近代社会贫穷落后的原因是当权者的腐败和西方的欺凌，本不与传统文化相干只要提供一定的宽松与激励的社会政治条件，中国实现科技发达并非难事只要当权者本着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至上，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也并非难事文化大革命后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可以为证。

如今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只是作为一种工具被随心利用，并未受到应有的尊重、呵护、培养和弘扬真正的弘扬和复兴民族传统文化应是发自民众内心的呼唤和现于政府示范的行为还应当指出，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近现代科学技术，并不是文化的落后，而是生存价值观与现代社会不同，正如我们不能责备李白不能看病，杜甫没有武功，教授打不过流氓一样传统文化愉悦于自然赋予的人生，并未把财富和纵欲当作是生存的最高目标子不语“怪、力、乱、神”，邪恶、暴力、掠夺、专制绝不属于文化、文明历史和社会中存在的诸多负面现象，绝大多数是非文化和反文化的结果，例如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一场大反文化的暴行中国传统文化指向的是人，而不是单纯指向国家、民族、政党、集团中国传统文化体现着人的价值和尊严，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例如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