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word论文】中国农业考古的主要收获·家畜的驯化和饲养【农林学专业论文】.doc

1中国农业考古的主要收获·家畜的驯化和饲养(三)家畜的驯化和饲养史前先民将一些野生动物驯化为家养动物，大体要经过拘禁、野外放养、定居放牧(放牧与舍饲相结合)几个阶段50 年代以来的一些考古发现，也大体反映了这一过程如从内蒙古阴山岩画中的一些“野牧图”画面，可以看到野外放养的情形，河姆渡遗址曾发现直径 l 米左右的畜圈，可能是拘禁动物用的，其干栏或房屋底层，据民族学资料推测，可能是豢养家畜的地方在半坡遗址发现两座长方形畜圈，长 6～10 米，宽 1．8～2．6 米，周围有密集的柱洞，说明围有木栅以圈牲畜在姜寨遗址也发现两座略呈圆形、直径约 4 米的栏圈，栏中有20～30 厘米厚的畜粪堆积，足证是畜圈无疑[109]圈养对牲畜的肥育、配种、繁殖都有重大作用，是原始畜牧业有很大进步的重要标志根据考古资料，我国原始畜牧业主要驯养的家畜有猪、牛、马、羊、狗等，家禽有鸡、鸭、鹅等1．家畜猪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家畜骨骼和模型中，以猪的数量最多，约占1／3 左右一些晚期遗址中出土的猪骨数量更大，如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遗址43 座墓中出土猪骨 96 块，甘肃省永靖县秦魏家遗址 46 座墓中出土猪骨 430 块，可见猪已成为财富的象征，也说明猪在我国原始畜牧业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是真正的六畜之首。

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材料是广西桂林市甑皮岩遗址出土的距今9000 年左右的猪牙和猪颌骨，个体数为 67 个，其中 65％为 2 岁以下，说明“是人类有意识饲养和宰杀的自然结果” 猪牙中“犬齿数量不多，较为长大粗壮的犬齿更少见，犬齿槽外突的程度很差，而门齿一般都较细弱这些情况，可能显示在人类驯养条件下，猪的体质形态的变化”[110]其次是在河北省武安县磁山、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和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等遗址出土了距今七八千年的猪骨或陶猪，其形态处于亚洲野猪与现代家猪之间，应属于原始家猪阶段(图一○)至目前为止，发现有猪骨或陶猪模型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达 120 多处，地点遍布各地[111]，表明我国家猪的历史非常久远，也证明以养猪为代表的中国原始畜牧业是和原始农业同时起步的到了商周时期，养猪业有较大的发展，甲骨文有许多“豕”字，还有一字是在“豕”字外面围以方框，表示养猪的圈栏， 《诗经·大雅·公刘》也有“执豕于牢”的诗句，说明猪已实行圈养各地的商周遗址和墓葬中也常有猪骨骼出土当时猪除用于肉食外，还用来祭祀，卜辞中有很多记载亦有用铜铸造雄性猪尊作为祭祀的代用品，如湖南省湘潭县九华乡出土的一件铜豕尊，器形硕大，造型生动，前后肘部横穿一对直径 1．4 厘米的圆管，可贯绳索，便于抬动进行祭祀。

2春秋战国时期，养猪业受到进一步重视， “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孟子·梁惠王上》)到了汉代，养猪业更加发达，地方官吏都提倡百姓家庭养猪以增加收人，各地汉墓中经常用陶猪或石猪随葬，出土的数量相当多，造型也很生动逼真，因而可以据之了解汉代家猪的品种类型如小耳竖立、头短体圆的华南小耳猪，耳大下垂、头长体大的华北大耳猪，耳短小下垂、体躯短宽、四肢坚实的四川本地猪，嘴短耳小、体躯丰圆的四川小型黑猪等等，这对研究我国古代猪种形成的历史，具有很大的科学价值牛牛是指两种不同属的黄牛和水牛黄牛既可用于肉食又可用于耕田，水牛主要用于南方水田耕作它们是分别从其不同的野生祖先驯化而来的在黄河流域和长城内外的上新世到更新世地层里，都发现有现今黄牛和水牛祖先的化石，为原牛或原始牛，所以，中国黄牛和水牛是独立起源的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遗址和巩义县瓦窑嘴遗址及舞阳县贾湖遗址、山东省滕县北辛遗址、陕西省宝鸡市北首岭遗址等，都出土过牛骨，虽不能肯定都是家养的牛，但也不能否定当时已有驯养野牛的尝试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遗址曾出土 16 个水牛头骨(图一一)，江苏省吴县梅堰遗址也出土过七个水牛头骨，特别是湖北省宜都市城背溪遗址出土了距今 7000 多年前的水牛头骨，说明南方驯养水牛的历史有可能早到六七千年以前。

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遗址中，出土的牛骨大为增加，至少在新石器时代后期，牛已在原始畜牧业中占有重要地位[112] 商周时期养牛业有很大发展除了肉食、交通外，牛还被大量用于祭祀，动辄数十数百，甚至上千，这在卜辞中都有记载，可见牛在商代已大量饲养，各地商代墓葬中经常用牛殉葬，或随葬玉牛、石牛等，也可作为例证 《周礼·地官》设有“牛人”一职，负责掌管供应各种肉牛和军需所用之役牛，分为宾客之牛、积膳之牛、膳羞之牛、军事用的犒牛、丧事用的奠牛及军旅行役的兵车之牛《诗经·小雅·无羊》：“谁谓尔无牛，九十其椁……尔牛来思，其耳湿湿，或降于阿，或饮于池 ”亦可想见西周养牛业已具相当规模春秋战国时期，牛耕已经推广，在农业生产上发挥了很大作用，养牛业得到迅速发展秦国政府还专门颁布《厩苑律》 ，对牛的饲养管理和繁殖都有严格的规定，反映当时对养牛业的高度重视春秋时期已创造了穿牛鼻子技术， 《吕氏春秋·本生》：“使五尺竖子引其棬，而牛恣以所之，顺也 ”《庄子·秋水》：“落(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 ”这是驾驭耕牛技术的一大进步有趣的是，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春秋铜牛尊，其牛鼻上正穿有一环，可与文献记载相印证(图一二)。

秦汉时期，牛耕得到普及，养牛业倍受重视 “百姓所仰，为用最大，国家为之强弱也 ”(《风俗通义》)各地的汉墓中也经常随葬陶牛、石牛和木牛等《史记·货殖列传》：“牛蹄角千(即养 100 多头牛)……此其人与千户侯等 ”说明已有人专门养牛致富为了改变公牛的暴烈性情，以便于役使，同时也是为了改进畜肉的质量，汉代已经推广阉牛技术，河南省方城县出土的一块阉牛画像石，就是目前出土的惟一有关汉代阉割技术的实物例证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畜牧业的发达，已经总结出一套役使饲养牛马的基本原则：“服牛乘马，量其力3能；寒温饮饲，适其天性；如不肥充繁息者，未之有也 ”(《齐民要术》)甘肃省嘉峪关市魏晋墓出土壁画中的畜牧图反映了牧牛、饲牛的生动情景，使我们得以了解当时养牛业的生动情景[113]马马在古代曾号称“六畜之首” ，是军事、交通的主要动力，有的地方也用于农耕中国家马的祖先是蒙古野马，因此中国最早驯养马的地方应该是蒙古野马生活的华北和内蒙古草原地区在甘肃省兰州市皋兰山曾发现距今近 1 万年的普氏野马头骨[114]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遗址也发现了距今10500 年至 9700 年的马骨[115]稍晚些有陕西省西安市半坡遗址出土的两颗马齿和一节趾骨，但有人认为其不是家马。

不过至迟在龙山文化时期马已被驯养，当不成问题，因为东西南北各地都有马骨出土如：陕西省华县南沙村龙山文化遗址就出土了两匹马骨架；山东省历城县城子崖，河南省汤阴县白营，吉林省扶余县长岗子，甘肃省永靖县马家湾，陕西省神木县新华，内蒙古包头市转龙藏，江苏省南京市北阴阳营，浙江省乐清县白石以及云南省通海县黄家营、寻甸县姚家村、麻栗坡县小河洞、广南县木犁洞、马龙县仙人洞、宣威县尖角洞、江川县古城山等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都发现了马骨或马齿[116]到了商周时期，马已成为交通运输的主要动力，养马业相当发达甲骨文已有马字，商墓中常用马殉葬，各地都时有车马坑发现，河南省安阳市武宜村北地一次就发现了 117 匹马骨架[117] 《诗经》中描写养马牧马及驾驭马车的诗句也很多， 《周礼·夏官》有“校人”掌国马之政， “辨六马之属” 这六种马是指：繁殖用的“种马” 、军用的“戎马” 、毛色整齐供仪仗用的“齐马” 、善于奔跑驿用的“道马” 、佃猎所需的“田马”和只供杂役用的“驽马” 可见西周时期养马业发达的程度春秋战国时期盛行车战和骑兵，马成为军事上的主要动力，特别受到重视，此时马已成为“六畜”之首各地的遗址和墓葬中也经常发现用马随葬，如山东省淄博市齐故城就出土了 83 匹马骨架[118]。

有的墓葬开始用铜马代替活马随葬，如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安徽省寿县、云南省祥云县大波拿等遗址都有铜马出土[119]商周时期在中国畜牧史上的另一大成就，是利用马和驴杂交繁育骡子山西省灵石县旌介村出土的一件铜簋底部铸有骡子纹饰、陕西省长安县沣西出土的战国铜雕饰上有两匹骡子的形象，是难得的考古资料[120] 秦汉时期，马已被视为“甲兵之本，国之大用” ，因而养马业特别兴盛西汉政府从西域引进大宛马，改良了中国马种，还从大宛引种优质饲草苜蓿，促进了中国养马业的发展从秦俑坑和各地汉墓出土的陶马和铜马，可以见到当时良种马的矫健身姿(图一三)唐代是我国养马业的另一个高峰，仅西北地区的甘肃、陕西、宁夏、青海四处就养马 70 多万匹，史称“秦汉以来，唐马最盛”(《旧唐书·兵制》)当时还从西域引进优良马种在西北地区繁育：“以金帛市马于河东、朔方、陇右牧之既杂胡种，马乃益壮 ”(《旧唐书·兵制》)从各地出土的唐代三彩陶马的健美形态，亦可看到当时良马的形象，它们应是“既杂胡种，马乃益壮”的真实写照4羊羊是从野羊驯化而来的家羊分化为绵羊和山羊河北省武安市磁山、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陕西省西安市半坡、陕西省临潼县姜寨等新石器时代遗址都出土过羊骨或陶羊，说明中国北方养羊的历史有可能早到六七千年以前。

到了龙山文化时期，出土羊骨的遗址已分布南北各地北方有内蒙古、甘肃、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辽宁以及安徽等地；南方有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广西、云南等地[121]，说明养羊业有所发展一般来说，南方养羊的历史应晚于北方，但是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羊，塑造得甚为逼真，显系家羊无疑(图一四)[122]看来南方驯养家羊的历史有可能比人们所料想的早得多商周时期，羊已成为主要的肉食用畜之一，也经常用于祭祀和殉葬卜辞记载祭祀时用羊多达数百，甚至上千 《诗经·小雅·无羊》：“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 ”每群羊数量达到三百，可见商周养羊业甚为发达商代青铜器常用羊首作为装饰，如湖南等地出土的二羊尊、四羊尊等，铸造极为精美，亦反映出南方养羊业的兴盛春秋战国时期，养羊业更为发达 “四海之内，粒食人民，莫不犓牛羊 ”(《墨子·天志篇》)“今之人生也……又畜牛羊 ”(《荀子·荣辱篇》)秦汉时期，西北地区“水草丰美，土宜产牧” ，出现“牛马衔尾，群羊塞道”的兴旺景象(《后汉书·西羌传》)中原及南方地区的养羊业也有发展，各地汉墓中常用陶羊和陶羊圈随葬魏晋南北朝时期，养羊已成为农民的重要副业， 《齐民要术》专立一篇《养羊》 ，总结当时劳动人民的养羊经验。

从甘肃省嘉峪关市魏晋壁画墓中的一些畜牧图，可见当时放牧羊群的具体情形唐代的养羊业亦取得相当成就，已培育出许多优良品种，如河西羊、河东羊、濮固羊、沙苑羊、康居大尾羊、蛮羊等各地的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墓葬中，也经常用陶羊、青瓷羊及羊圈随葬[123]狗狗是由狼驯化而来的远在狩猎采集时代，人们就已驯养狗作为狩猎时的助手，因此，狗要算人类最早驯养的家畜在农业时代，它亦兼为肉食对象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武安市磁山，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汝州市中山寨，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山东省茌平县尚庄以及陕西、山西、辽宁、内蒙古、甘肃、湖南、湖北、安徽、江苏、上海、福建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出土过狗的骨骼或陶狗其中，徐水县南庄头的狗骨的年代距今近万年，磁山、裴李岗的年代都距今七八千年，可见其驯养历史之久远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塑小狗和山东省胶县三里河遗址出土的狗形鬶(图一五)，造型生动逼真，使我们得见新石器时代家犬的形态特征陕西省西安市半坡遗址出土的狗骨，头骨较小，额骨突出，肉裂齿小，下颌骨水平边缘弯曲，与现代华北狼有很大区别，说明当时狗的饲养已很成熟，远远脱离野生状态[124]5商周以后，狗已成为主要的肉食对象之一，先秦著作中经常“鸡狗猪彘”(《荀子·荣辱》)、 “犬彘”(《墨子·天志》)、 “鸡豚狗彘”(《孟子·尽心下》)并提，可见狗在六畜中的地位。

据《礼记·少仪》记载，狗在当时有三种用途：“一曰守犬，守御田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