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墓葬中随葬陶仓、困现象浅析.docx

    秦汉墓葬中随葬陶仓、困现象浅析    吴晓阳（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江苏南京210008）［Reference］秦汉墓葬中，经常发现有陶仓、陶囷等储粮模型明器的随葬据目前所知最早的陶囷出现于春秋晚期的秦国墓地中，并于西汉中后期开始在中原乃至全国范围内盛行开来；而陶仓最早出现于西汉早期的关中汉墓中，在东汉时开始骤然增多，并盛行全国陶囷最先出现在春秋晚期的秦墓，与秦国的农业发展和秦人的价值观及丧葬习俗分不开，而陶囷和陶仓的流行时间的不同与它们不同的文化内涵有很大关系［Keys］陶仓囷；秦汉；墓葬秦汉墓葬中，经常会发现有大量的模型明器随葬，而陶仓、囷类储粮明器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种类，并成为墓葬内陶器的典型组合之一如像洛阳烧沟汉墓中的145座墓共出陶囷（原报告为仓，实应为囷）983件，每墓通常是5件或10件，最多的有19件［1］由于之前学术界对仓和囷的界定并不严格，因此大部分的考古报告将所发现的储粮类明器通称为仓或仓形罐，只有少数报告将仓和囷区分开来对于这点近年来已有部分学者从文献和考古出土资料等方面给予了对比、说明和界定在大量的陶囷和陶仓发现后，大部研究者将重点放在储粮技术或者当时社会、经济的意义等方面，还有部分人是做某一时期内仓、囷的类型学研究。

但对陶囷、陶仓的出现、盛行的时间和早期空间分布状况，以及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并未见比较系统的分析和论述，因此，本文拟就所掌握的资料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一、秦汉考古发现陶仓、囷的概况仓、囷在许多文献中均有记载，《周礼·匠人》：“囷窌仓城”，郑注：“囷，圆仓穿地曰窌”，贾疏：“地上为之，方曰仓，圆曰囷结合近几年有关学者对仓和囷的界定，陶囷为平面呈圆形或椭圆形的筒腹式敛口或直壁的陶容器；陶仓（房）应为平面为方形的立方体或长方形的房屋形储粮明器［2］（图一）在西安东郊汉墓中发现的三件圆形陶囷，在器盖上分别写有“白米囷”、“小麦囷”、“黍粟囷”等，证明该类圆形储粮器其名确为囷［3］既然陶囷和陶仓在名称和形态上存在分化，那么它们必定有着比较大的区别性根据目前已公布的考古资料统计，最早的陶囷出现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如陕西凤翔高庄秦墓地［4］、宝鸡茹家庄东周墓［5］、陕西凤翔八旗屯秦国墓地［6］、陕西铜川枣庙秦墓［7］、陕西武功县赵家来秦墓［8］、陕西长武上孟村秦墓［9］、凤翔八旗屯西沟道秦墓［10］、陇县店子秦墓［11］、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12］、临潼上焦村7号秦墓［13］、陕西长安客省庄204号墓［14］、凤翔邓家崖秦墓［15］、陕西高陵县益尔公司秦墓［16］等墓葬均发现有陶囷。

战国中晚期，陶囷则在陕西咸阳、凤翔、山西运城等地墓葬中有所发现至秦汉时期，尤其是进入汉代之始，陶囷开始逐渐增多目前发现的随葬有陶囷的西汉早期墓葬有：西安白家口汉墓［18］、咸阳机场陵照导航台工地秦汉墓［19］、西安北郊龙首村汉墓［20］、江陵凤凰山汉墓［21］、荆州高台秦汉墓地［22］、宜昌前坪战国两汉墓地［23］等西汉中期早段开始在关东的洛阳、新乡、郑州等中原地区以及四川、重庆、安徽、湖北等地区出现，西汉晚期开始已在全国范围内流行，成为汉墓中的典型组合之一而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陶仓（房）出现于西汉早期，文景时期至武帝初年的咸阳杨家湾汉墓［24］、临潼骊山床单厂汉墓［25］、西安东郊国棉五厂汉墓［26］、西安窦氏墓［27］、西安北郊龙首村汉墓等均有发现西汉中晚期，在关中、河南郑州、济源、洛阳、山东微山、滕州、阳谷、江苏徐州、安徽天长、芜湖、广东广州等地墓葬中有发现；到东汉时，陶仓开始骤然盛行，全国广大地区都有较多发现，且到东汉中晚期逐渐流行二层、四层甚至七层的多层仓楼二、陶囷、陶仓在秦汉墓葬中出现的规律陶囷从其出现到东汉晚期，仅随葬陶囷这一类储粮明器的墓葬一般为中型墓葬，小部分为小型墓葬；葬具多为一棺一椁，部分一棺无椁，随葬品多以陶器为主。

如春秋晚期的凤翔八旗屯西沟道秦墓M18，竖穴土坑墓，长3.6、宽1.7~1.82、深4.5米，一棺一椁，随葬器物以仿铜陶礼器鼎、簋、壶、豆、盘、甗为主，还有罐、杯、囷及石圭等［28］西汉早期的江陵凤凰山西汉墓M10，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口长3.15、宽1.5、深0.55米，一棺一椁，随葬品以漆器为主，有耳杯、奁、盘、盒、壶等，陶器次之，有釜、钵、罐、壶、囷、灶等，另外还有漆木器及竹简等［29］西汉中晚期的辉县琉璃阁汉墓M213，洞室墓，墓室长3.9、宽3.2、深4.2米，随葬器物以陶器为主，有盆、罐、瓮、壶、囷等，另外有铜镜、五铢钱、铁刀等［30］东汉中期的常德南坪东汉墓M1，双室券顶砖室墓，南北并列两个墓室，为夫妻合葬墓，墓室均长5.2米，宽0.98、1.5米，高2.25米，共出土55件随葬品，以陶器为主，有鼎、壶、盉、囷、井等，还有少量的铜器、滑石器［31］随葬陶仓的墓葬规模一般较大，属于中型偏上甚至是大型墓葬，尤其是陶仓和陶囷同出的墓葬和东汉中晚期的随葬多层仓楼的墓葬，不管是从墓葬的形制、规模还是随葬品的数量等方面一般胜于单出陶囷的墓葬如文景时期的咸阳杨家湾汉墓M4，共发现60件陶仓，2件陶囷，2件陶囤，陶仓分两批整齐排列于M4的陪葬坑K1、K2之内；而M4是由封土、墓道（包括墓门、中庭）、墓室（后堂）三部分组成；共有7个陪葬坑，出土包括60件陶仓在内的大批陶器、车马器、彩绘陶俑、玉器及漆器等，原报告推测M4与临近的M5可能是周勃、周亚夫父子墓［32］。

西汉中期的广州淘金坑汉墓M26，竖穴木椁墓，斜坡墓道，墓底长4.6、宽1.5、深2.08米，出土有瓮、罐、壶、钫、仓等陶器，铜卮、铜矛、铜削等铜器，及琉璃带钩、玛瑙珠、滑石鼎等玉石器［33］东汉早中期的南阳杨官寺汉画像石墓，分为前室、南北二主室（即中室）、南北二侧室和后室等六部分组成，整个墓共用大小351块石材砌筑，墓室东西长6.47，南北宽5.6，高约2.3米；该墓在被盗掘的情况下共发现14块画像石，出土包括1件陶仓、9件陶囷在内的199件陶、铜、铁、铅器［34］东汉晚期的灵宝张湾汉墓M5，砖室墓，墓的结构分墓道、墓门、甬道、前室、耳室、中室和后室组成，通长11.86、宽7.04米，墓道长约10米，在被盗掘的情况下共出土包括1件陶仓、5件陶囷在内的陶器、铜器、铁器、铅器等近百件随葬品［35］从以上各时段的代表性墓葬对比可看出，随葬有陶囷的墓葬不管是从墓葬的形制、规模还是随葬品的数量来看，一般都不如同时期随葬陶仓的墓葬这个现象也可说明，陶囷应是当时一般较为富余的家庭或部分底层官吏阶层所使用，而在墓葬中随葬陶囷反映了对物质的追求，更多的是为了体现墓主人的财富正因如此，在汉代考古发现的诸如像洛阳烧沟汉墓、辉县琉璃阁汉墓等大批中小型墓葬，才会出现三五成群的陶囷随葬现象。

而随葬陶仓尤其是陶仓和陶囷共出的墓葬，其规模一般都相对较大，应属于中等偏上或大型墓葬，墓主人应是地方较大的地主豪强或高层官宦世家，他们更多的是想用随葬陶仓来表明自身的社会身份和地位三、原因分析由前文可知，陶囷最早出现于春秋晚期的凤翔、宝鸡一带的秦墓中，而关东诸国墓葬内出现陶囷的时间远比秦国为晚，而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与秦国的农业发展及其价值观和丧葬习俗密不可分 （一）春秋时期秦国农业发展状况“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阳，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丰、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36］为了实现平王的封赐，也为了扩大本国疆土，秦国开始了不断地同西戎的战争秦文公时，秦国由半农半牧开始向定居农业发展之后，秦国逐渐确立了与当时周朝和东方诸国的分封制不同的土地政策，全国土地由国君直接统辖，每占领一地就任命专人管理，由此催生了一批新生的地主阶级秦人也由此逐渐地形成了“重耕战”的传统，加之秦国又比中原地区先出现和使用铁农具，因此农业的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至少在春秋中期，尤其在秦穆公统治时期（公元前659年—前620年），秦国在先进生产力和新生产关系的带动下，在农业、手工业生产等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甚至有些地方远超东方和南方的齐、晋、楚等国；也正因此秦国的粮食生产水平相当高，以至于出现穆公十二年（前648年），晋国因大范围灾荒而向秦借粮，穆公慷慨地将大批粮食输往晋国的史事［37］。

这些均说明，实用的囷和明器陶囷在秦国已经具备相当成熟的产生和使用的环境与条件二）丧葬习俗与价值观为了拓展本国疆土和在西戎之地立足，秦国在不断地同西戎战争的同时，积极地发展本国的农业生产，在这漫长的过程中，逐渐地形成了实用为上的理念在春秋早中期左右，在当时社会环境的熏陶下，秦人逐渐形成了以实用主义和极明显的功利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并且宗法观念淡薄，缺乏严格的宗法制［38］而秦人的实用主义价值观最明显的体现就是丧葬习俗，即墓葬中不重视礼器组合，而是重视日用器类型，因此，最早的储粮模型明器才会在秦墓中出现另外，储粮明器的使用说明墓主人生前占有的粮食颇多[来自www.lW]，同时这也成为了秦人用来显示财富的有力凭证，也印证了秦人实用至上的价值观；而同时期重礼教的中原等其他地区，墓葬中则依旧重礼器组合，以此来彰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因此说，秦墓中用囷随葬，意义非常重大，不仅象征了墓主人生前拥有大量的粮食和财富；而且也说明用来显示墓主人身份地位的不再仅仅是昔日的礼器，也开始用财富了；然而，同时期的关东诸国却依旧用传统的礼器和棺椁制度来区分墓主人的尊卑［39］四、小结秦国在春秋中期已较为发达的粮食生产水平和以实用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及不重礼器而重日用器类的丧葬习俗，决定了陶囷这一重要的储粮明器在秦墓中率先出现的这一现象。

相反，陶囷最早在秦墓中出现，也是春秋中晚期秦国农业快速发展的体现而随葬陶囷和随葬陶仓的墓葬的不同则说明了囷和仓的不同文化内涵，陶囷随葬侧重于象征墓主人的财富，而陶仓随葬则侧重于象征墓主人的身份地位Reference：［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烧沟汉墓［R］.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第112页.［2］徐寿群.仓、囷与"筒腹罐"之界说［J］.江汉考古，1995，（1）：6672.［3］程学华.西安市东郊汉墓中发现的带字陶仓［J］.考古，1963，（4）：227.［4］吴镇烽，尚志儒.陕西凤翔高庄秦墓地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1981，（1）：1238.［5］王光永.陕西宝鸡市茹家庄东周墓葬［J］.考古，1979，（5）：408411.［6］吴镇烽，尚志儒.陕西凤翔八旗屯秦国墓葬发掘简报［J］.文物资料丛刊，1980，（3）：6785.［7］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铜川枣庙秦墓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1986，（2）：717.［8］刘随盛.陕西武功县赵家来东周时期的秦墓［J］.考古，1996，（12）：4448.［9］貟安志.陕西长武上孟村秦国墓葬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1984，（3）：817.［10］尚志儒、赵丛苍.陕西凤翔八旗屯西沟道秦墓发掘简报［J］.文博，1986，（3）：134.［1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陇县店子秦墓［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12］赵化成，宋涛.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87，（3）：359396.［13］秦俑考古队.临潼上焦村秦墓清理简报［J］.考古与文物，1980，（2）：4251.［1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报告［R］.北京：文物出版社，1962.［15］田亚岐.凤翔邓家崖秦墓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1991，（2）：1419.［16］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高陵县益尔公司秦墓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03，（6）：315.［17］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烧沟汉墓［R］.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第113页；2.刘廉银，宁杰.湖南常德县清理西汉墓葬［J］.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