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网络社会的个体化及其治理.docx

    我国网络社会的个体化及其治理    内容提要网络社会的个体化是指作为个体的网民在虚拟空间中的解放、祛魅和再嵌入，它使得主体的自由程度得以空前的提升，传统组织对个人的吸纳能力急剧下降当前，我国网络社会的个体化具有“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并立、“祛魅”与“复魅”同存、“流动性”与“群聚性”共生等多重二元性特征网民集结的方式日益多元，并持续地挑战着网络“社区范式”的唯一性、共同性和稳定性，“个体化范式”也因而显示了越来越强的解释力实际上，网络的个体化和个体的网络化是一体两面的过程，网络社会的个体化一方面令传统的互联网管制捉襟见肘，另一方面也以更加自由、灵活的集结方式增促了互联网的公共性因此，现阶段互联网治理的重点是：在“依法治网”的宏观背景下，加强“网络道德”和“微公共性”的建设，以此促成一个秩序与活力兼备的网络社会Key网络社会个体化网络社会治理网络公共性〔〕C912〔〕A〔〕0447-662X（2016）02-0118-07自1994年我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信息网络在本土的发展已逾20载随着移动网络、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的日臻成熟，越来越多的公民被裹挟进网络之中，线下的生产生活与线上的信息流通也结合得更为紧密。

截至2015年6月，中国总体网民规模达到6.68亿之巨，网民构成了一个虚拟的“人口超巨型社会”这一线上的社会形态不单具有高度的开放性、流动性和数字化等特点，而且还日益呈现出个体化的趋势网络社会的个体化迅速提升了网民的行动能力，使其不再完全被“虚拟社区”所吸纳，网民成为了重构新型社群的流动个体，这也给传统的互联网管制带来了全新的挑战故此，我们亟需通过个体化理论来识别当前网络社会的新现象，并以合理的认知范式来推动互联网治理的创新一、网络社会个体化的学术脉络加拿大学者威尔曼最早提出了“个人社区”（Personal Community）和“网络个体主义”（Network Individualism）的概念他基于对居民互动的研究指出：随着传统社区的消逝，现代都市居民仍能够利用沟通媒介来建立起新的关系网络，只不过这种网络是以个人联系为基础，而不是以地域和邻里为界限参见Wellman Berry， “The Community Question： The Intimate Networks of East Yorker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84， no.5， 1979， pp.1201～1231； Wellman Berry， “The Road to Utopia and Dystopia on the Information Highway，” Contemporary Sociology， vol.26， no.4， 1997， pp.445～449.沿此理路，迪克用“网络个体化”（Network Individualization）替代了“网络个人主义”，他进而论证到：“个人正在成为网络社会中最重要的环节，而非一个特定的地点、团体或组织……网络是个体化的社会搭档，利用网络，个体创造了一种非常灵活的生活方式和地理上分散关系的纵横交错。

[荷]简·梵·迪克：《网络社会——新媒体的社会层面》（第二版），蔡静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80页故而，网络个体化的实质是个人行动能力的提升及其借由“网络”而实现的时空拓展，它构成了相对灵活的人际互动关系以上论述有两个要点值得进一步澄清一是，网络在概念类属上有两层意涵，即作为一类联接各个节点的网状空间（Network Space），以及基于互联网架构而形成的虚拟社会（Cyber Society）本文中所指称的网络社会更偏向于“数字化”的后者但实际上，无论作为何种“网络”，它们的功能都在于联系和沟通，两者之间存在着互为补充的关系，因此，上述两位学者的理论都能为我们继续探讨虚拟空间中的个体化现象指明进路二是，威尔曼和迪克对个体化的理解都过于简单、含混，他们只单方面地突出了个人的主体性，而没有考虑到个体化引发的新型社会挑战在此基础上，我们有必要对个体化的理论脉络及其所诱发的本土现实做一个简要的爬梳个体化从现实生活到网络社会的范式转移，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理论演绎过程在涂尔干看来，个体化意味着那些联系个体间的纽带开始变得松弛、稀薄，“人们无可避免地要脱离这个环境，甚至人们之间也会相互脱离，社会也就相应地解体了”。

[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40页与之相反，齐美尔却认为个体化是现代性对中世纪的一次伟大反叛，是个人对封建团体的集体出离他这样论述到：“中世纪的人被束缚在一个居住区或者一处地产上，从属于封建同盟或者法人团体，他的个性与真实的利益群体或社交的利益圈融合在一起……现代摧毁了这种统一[德]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顾仁明译，学林出版社，2000年，第1页进而，人与人、人与物之间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脱榫，个体化瓦解了传统的联接形式和人身依附，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进一步得以释放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和后福特生产制的推广，后福利国家面临着社会与个人关系的新变革，个体化也由此有了新的表现基于这一社会背景，贝克指出个体化是由“解放-祛魅-再嵌”这三个维度共同构成的：（1）个体从先前的社会形式和义务中脱离；（2）个体不断丧失与传统的实践知识、信仰和指导规则相关的安全感；（3）个人最终被重新植入新的群体并形成新的社会义务[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156页从某种程度上讲，涂尔干和齐美尔的个体化命题都只单方面地看到了个人从群体中的“抽离”，个体化被简化为原子化。

但贝克却通过补充“再嵌入”的维度来修正了这一缺陷，从而使得个体化理论不单关注个人，更将重点放在了对“由不同个体相互联接所形成的新型社会组织”的分析之上贝克的理论命题也成为了本文用来分析网络社会个体化的基本框架因此，我们可以将网络社会的个体化视为三个相互关联的过程：即个体在虚拟空间中的脱域（解放维度）、个体网民稳定性的下降（祛魅维度）以及新型网络对个体的再组织化（再嵌维度）endprint从当前的本土现实中看，我国网络社会也已出现了个体化的发展趋向胡泳曾在《人民日报》中撰文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从“个人计算机”阶段向“个人互联网”时代的转型胡泳：《应对互联网的个人化趋势》，《人民日报》2010年1月19日第15版个人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宣告了网络社会个体化进程的加快我国以前通过组织（单位、协会、俱乐部等）来联络个人的模式逐渐失效，互联网令“我们现在的联络，正越来越多地依靠个人活动、网上联系与自发的网下会晤以及与熟人、朋友的朋友和陌生人之间的偶然碰面”胡泳：《网络个体化，个体网络化》，《IT经理世界》2012年第11期个人越发积极地规划着自我的生活，个体也不再完全依附现有机构和非正式的团体，现实和虚拟社会都因之而变得更具流动性、更加自由无拘。

李强进一步提出：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策令我国家庭逐步小型化，在互联网的催动下，网络社会个体化的倾向会日益凸显；另一方面，由于互联网起源于资本主义国家，它与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文化和机构设置相互契合，这便给强调整体主义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关系带来了根本性的冲击李强、刘强主编：《互联网与转型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页本土学者的论述提纲挈领地表述了我国网络社会个体化的成因、趋势及其后果，但同时也遗留了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问题，即中国网络社会个体化的机制和特点是什么，个体化对社会理论和现实政策的挑战何在，网络社会治理应如何应对以及从何破题所以，我们亟需从中国现阶段互联网的实际情况出发，在运用西方个体化理论的同时也对其进行补充和修正进而，探寻网络社会个体化的中国表达，反思本土互联网治理的可能方向二、网络社会个体化的本土表达普遍来讲，信息技术发展本身就决定了网络社会的个体化难以避免其一，正如麦克卢汉所言的“媒介即信息”，媒介作为一种技术实现了人类感知的延伸，同时也为社会引进了新的尺度[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8页互联网改变了现时代的人际互动方式，当网民接入互联网之后，他们的身体就不再完全受制于现实的时空范域了，其行动自然也就会脱离一般意义上的集体。

其二，自2005年以来，我国进入了web2.0时代，自媒体使用蔚然成风，网民自我出版的内容和形式日益增多自媒体迅速地成为了人们构建自我身份、伸张自我权利的新工具，它促使了网民从后台的操作者向前台的表演者转型，个体的价值和意义被网络平台不断放大参见T.OReilly， “What Is Web 2.0： Design Patterns and Business Models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of Software，” Communications & Strategies， vol.65， no.1， 2007， pp.17～37.其三，网络交往的“缺场性”和“虚拟性”也决定了个体的“匿名性”，而“匿名性”又反过来增促了网民的个性，以此使得人们在虚拟空间中的互动变得更为自由、平等但不可否认的是，除了技术原因之外，中国现实社会独有的转型过程也给本土网络社会的个体化带来了“另类”的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从“解放”的维度来看，我国网络社会的个体化呈现出了“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的双元混合吉登斯认为，“解放政治是一种生活机遇的政治，而生活政治便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51页换言之，前者是关于对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利（力）的争取，而后者则偏重于对社会认同和自我实现的追求就解放政治的层面而言，争取公民权和平等地位的网络政治抗争在我国接连发生，从“云南躲猫猫”事件到“我爸是李刚”的造词运动，再到“郭美美炫富”所引发的对官办慈善的问责，都集中地反映了网民通过互联网“解放政治”来表达对自身权利的新认知和新诉求而从生活政治的方面来看，网民基于对自我生活方式的不同选择，也衍生出了大量的网络亚文化群体，如御宅族、“屌丝”、杀马特等这些群体也可称之为虚拟空间的“生活风格社群”在互联网中，个人可以自由地建构自我的兴趣和偏好，生活风格足以成为个体间产生“区隔”的基础，这类“生活风格社群”并不会通过集体行动去追求政治权利，而是热衷于以生活方式的变革去实现自己新的身份认同孙治本：《生活风格与社会结构的研究》，《东吴社会学报》2001年11月号笔者认为，当前这种大规模的“互联网双元政治”还将长期共存，网络集体抗争的浪潮将与网络族群的进一步细分持续并行其次，从“祛魅”的维度来看，我国网络社会的个体化存在着“祛魅”和“复魅”的双向互构。

正如费孝通所言，中国社会从根本上讲是乡土性的费孝通：《乡土中国》（修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页因此，本土网络社会中的“祛魅”指的便是：流动的信息对集体信仰和乡土经验的瓦解而与之相对的“复魅”则是指：个体已习惯于通过“”来获取信息和意义，并由此产生了对互联网的过度依赖与尊崇展开来讲，互联网改变了乡土传统中的生产生活方式，这是“祛魅”的根源所在央视网在2014年4月20日策划了一期《中国“网事”20年》的专题报道，其中提及的“互联网时代的四大喜”，就很能够反映信息技术引发的“祛魅”及其社会后果：“过去的生活资料在地里，如今的生活资料在云里；过去朋友靠出现，如今朋友靠上线；过去婚配靠月老，如今恋人网上找；过去看榜得知题名，现在上网才知题名”央视网：《中国互联网20年：互联网时代人生四大喜四大悲》，ht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