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经济学》从理念到行动.pdf

碳中和经济学，从理念到行动一场百年不遇的疫情引发了对人和自然关系的反思，使气候变化方面的问题更加受到重视中国政府宣布在2030年前碳达峰（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碳中和（净零排放的目标欧盟2 7国决定在2 030年前加大减排，到205 0年实现碳中和2 021年1月，拜登政府宣布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实现碳中和需要政府和非政府部门之间的协力，也需要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协同实现碳中和将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将带来怎样的发展新机遇？将对全球经济和社会产生什么影响？与通常的市场研究相比，碳中和研究要面对两个挑战：一是涉及面广，跨经济、社会、科学多方面；二是公共政策是关键，但又是难以借鉴过往经验的新领域目标明确下的成本一有效性分析工业革命以后，人类的活动冲击了原有碳循环系统中碳源（碳排放和碳汇（碳吸收）的平衡，化石能源的使用导致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上升，引发温室效应，带来全球气候变暖大多数科学家认同过去一个世纪的气候变暖和人类的行为有关尤其是过去50年，从冰川融化到海平面上升，从海洋生态的毁坏到日益增大的水供应压力，从极端天气（洪水、干旱、咫风）到疾病传播等，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按照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预测，到2100年全球平均温度将比工业革命之前高1.54. 8 摄氏度。

如果不采取应对措施，按照现在的趋势，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经济的冲击将日益严重碳减排、碳中和将给人类社会带来长远的利益此外，碳减排在短期需要付出成本，可能导致经济受损碳排放是经济活动的结果，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其中化石能源起到了重要作用减少碳排放有两大类方式：一是经济活动的电气化，比如工业、交通运输、家庭取暖等；二是发电方式从使用传统能源转化为使用可再生能源、核能或者化石能源配上碳捕捉与封存技术现在的问题是，清洁能源的成本比化石能源高，同时需要建设配套的新的基础设施，这些成本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早期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研究大多采用成本一收益分析，即比较碳减排的长远收益与短期成本，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但给气候变化的长远影响予以货币价值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容易低估控制措施的收益，导致政策力度不够首先，经济分析往往只能捕捉到有市场交易的经济活动或者可以货币化的经济影响，而气候变化带来的一些冲击超越了传统的经济分析或者难以货币化，比如海平面上升、海水酸化、生态失衡等其次，成本是当下的，收益则是长远的，人们以及公共政策部门往往更注重短期的成本和经济压力，而忽视后代人的利益随着气候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受到关注，应对气候变化渐成共识，讨论的重点不再是是否应该采取控制措施，而是确定目标后，如何以最小的成本有效达到目标。

研究的重点从成本一收益分析转变成了成本一有效性分析，即给定政策目标，根据不同落实措施的成本，分析实现目标的有效路径和具体措施就中国的目标而言，一个重要问题是2030年的碳排放峰值在什么水平，一般在达到峰值前10年调整压力较小，峰值后30年降到零排放的压力较大，反之亦然研究文献一般是依据中国政府宣布的碳排放强度（单位GDP碳排放）下降目标，即2030年比2005年下降65%以上，结合2005年的碳排放量基数推算峰值目标的我们认为不宜将峰值目标设定为某一精确数值，而更适宜设定为一个区间过于刚性的碳排放目标约束虽然有助于促进减排，但也容易诱发滞胀，近期快速攀升的PPI（生产价格指数）反映出，这样的风险苗头可能已经出现虽然碳中和意味着经济难免面临成本上升的压力，但并非需要把所有的转型压力都集中在短期进行消化尤其是在经济复苏基础仍不稳固的当下，应该谨慎实施直接限产、关停等供给冲击较强的措施，更多地考虑社会成本更小、更有效率的方式因此，将峰值目标设定为区间有助于改善供给弹性，兼顾经济增长与减排按照这样一个区间思路，我们的估算表明，中国20 30年净排放峰值水平在99亿108亿吨即便按照下限算，中国的碳排放总量峰值仍显著高于欧盟（41亿吨）、美国C 61亿吨，而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比它们短，这意味着中国碳达峰后的调整压力大。

此外，如果按区间上限算，较高的峰值似乎意味着前10年的压力没有那么大，但从人均碳排放量来看，中国在203 0年是7.4吨，美国总量峰值时人均碳排放量为19.6吨，欧盟为9.9吨，这意味着中国在碳达峰前进一步上升的空间较小，未来10年的调整压力大现实中，只有将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量两个视角结合起来才能看到较全面的图景，总体来看，中国在碳达峰前和碳达峰后的调整压力都很大纠正外部性：碳价格的能与不能到目前为止，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效果有限，或者说和理想的要求相距甚远为什么会这样？人口老龄化促进了机器替代人的创新，为什么气候问题没有促进减排的创新？一个关键因素是所谓负外部性：碳排放经济活动让私人受益，由此带来的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等损害由全体承担这种负外部性使自由市场形成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不符合社会利益，体现为化石能源的市场价格太低、消费量大高人类经济活动有很多外部性，大部分的外部性是局部的，在一定范围之内，比如金融风险、土壤污染但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影响所有国家和人群一个可比的例子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接种新冠疫苗不仅能保护自己，而且能限制病毒的传播，后者具有全球性的正外部性每个国家新冠疫苗的接种率达到70%80%，就可能达到全球的群体免疫，如果只顾自己，单个国家即使达到100%的人群接种，也难以保证根除疫情，因为其他国家的病毒传播可能导致病毒变异，使疫苗失效。

但应对气候变化和控制疫情相比有一个重要差异，那就是后者的影响体现在当下，效果也比较明确，前者涉及的却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以后的影响，效果的体现形式和程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种跨时空的负外部性使得私人部门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动力尤其小，自由市场调节机制的作用很有限，纠正负外部性是实现碳中和的关键如何纠正负外部性？需要公共政策的干预一个关键因素是碳价格，它衡量的是碳排放的社会成本，其作用机制是通过付费把碳排放的社会成本转化为使用者成本，促使经济主体降低能耗，同时从化石能源向清洁和可再生能源转换相关的政策讨论和执行涉及两个因素一一碳价的水平和具体落实形式，两者相互联系，但不是一回事理论上讲，碳价水平的确立应该基于碳的社会成本，需要把碳排放的长远损害折现成当下的成本但对未来几十年气候变化影响的估算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贴现率反映的是社会在当代人与后代人利益之间的选择，容易产生争议美国奥巴马政府倾向使用的贴现率是3%，这表明为了避免50年后气候变化带来的1美元的损失，今天愿意付出0.22美元，为了避免100年后1美元的损失，今天愿意付出不足5美分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的尼古拉斯斯特恩在2006年主持撰写了一份气候变化问题评估报告，该报告后来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经典之作。

这份报告使用的贴现率，比201 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诺德豪斯教授使用的贴现率低，也就是赋予了后代人利益更大的权重按照斯特恩主张的贴现率，碳价约在每吨266美元，诺德、豪斯的估算是每吨37美元奥巴马政府的估算是每吨位美元，而特朗普政府的估算是每吨低于10美元这些都显示了估算的不确定性和主观性碳价在执行层面有两种形式一一碳税和碳交易形成的价格，前者是政府通过税收直接设定一个碳价，以弥补碳的市场价格的缺失，后者是创造一个交易市场，在政策设定的排放总量限制下由交易双方形成价格（cap and trade）两者有各自的优劣势碳税的优势是透明，价格可预期，有利于经济主体的长期规划，但劣势是与减排目标的关系不直接、不稳定，也就是减排量的可预期性差碳税可以使用现有的征收机制，征收成本较低，但引进新税种会引发社会接受度的问题碳交易涉及碳排放量许可设定和建立新的交易机制，量的可预期性比碳税情形高，但价格的可预期性低碳的交易价格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包括经济周期和技术进步等在经济衰退时，碳排放需求下降，碳价也会随之下降；反之，经济繁荣时，需求增加会导致价格上升碳交易的问题是，因为供给缺少弹性，需求端所有冲击的影响都落在价格上，所以价格波动容易过大，会对企业等经济主体的经营规划产生较大的冲击。

碳税和碳交易作为纠正外部性的工具，都有其价值，两者之间也不是相互排斥的，如果设计得当，两者都可以发挥有效作用难点是确定碳税的水平和排放配额分配，大松难以起到约束和激励作用，大紧则对经济活动的冲击太大，根本的问题还是如前所述，赋予每一吨排放的碳以货币价格，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碳中和目标确定的情况下，关键问题已经从评估气候变化的长远损害转为如何有效、低成本地实现目标在成本一有效性分析框架下，如何确定碳价呢？经济主体的决策取决于化石能源与清洁能源使用成本的比较使清洁能源和化石能源成本相等的碳价，被称为转换价格或者平价，国际能源署（IEA）就是使用转换价格而不是传统的碳价概念来描述碳中和的路径的比尔盖茨在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一书中提出绿色溢价的指标，绿色溢价实际上就是转换价格的概念绿色溢价：更具操作性的分析工具具体来讲，绿色溢价是指某项经济活动的清洁（零碳排放能源成本与化石能源成本之差，负值意味着化石能源的成本相对较高，经济主体有动力向清洁能源转换，从而减少碳排放绿色溢价和碳价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联系但绿色溢价作为一个分析工具，相较碳价有三个优势第一，绿色溢价是比碳价更广的概念如果说碳税和碳交易等狭义的碳价不足以纠正超时空的外部性，需要公共政策在更大范围内的干预，那么绿色溢价可以提供一个包含碳价在内的综合考量。

降低绿色溢价可以以碳税和碳交易为载体，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比如公共部门可以在促进技术进步和创新方面增加投入，加快制定行业和产品的绿色标准，建设降低清洁能源使用成本的基础设施等第二，绿色溢价衡量的是现状，而估算碳价涉及对长远不确定因素的评估估算碳价是由远及近的方法，把碳排放导致的气候变化的长远损害折现为当下的成本而绿色溢价是由近及远，估算当下的成本差异，以此为基础分析未来可能的演变路径在长远的目标（碳达峰、碳中和已经确定的情形下，绿色溢价作为分析工具的可操作性更强第三，碳价是一个整体划一的概念，绿色溢价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由于技术条件、商业模式、公共政策的差异，各行业的绿色溢价不同，甚至有很大差异，估算不同行业的绿色溢价有助于评估政策措施在不同领域的可行性依据对新技术、新模式以及规模效应门槛值的假设，绿色溢价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在实施路径上的一些关键时间点与指标本书的一个重要创新就是把绿色溢价的概念应用到中国，发挥我们对相关行业的深刻理解，将估算不同板块的绿色溢价，作为分析碳减排路径的抓手，并以此为纽带和参照体系，把自上到下的宏观分析和自下到上的微观分析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系统性研究我们估算了碳排放量较大的几个行业的绿色溢价，当前场景下非乘用车交通运输以及建材行业（水泥、玻璃等）的绿色溢价比例分别是141%、138%，即用清洁和可再生能源的成本比化石能源高l2倍。

技术相对成熟的造纸、有色、钢铁、乘用车和电力行业也有3%17%的绿色溢价比例这说明仅依靠市场价格提供的利益驱动机制，绿色转型的动力有所欠缺，而这几个行业占我国碳排放总量的88%我们用8个行业的碳排放占比作为权重，估算当前加权平均的绿色溢价比例为35%，其平价（即绿色溢价为零）隐含的碳价为37 7元吨这个水平在国际研究文献估算范围（37266美元吨）之内，但如上所述，两者在概念上有差异基于可获得的数据，我们也估算了2015年以来8个行业加权平均的绿色溢价，由此形成的中金绿色溢价指数显示，清洁能源转换价格在近几年明显下降（但背后不同行业的差异大降低绿色溢价有两个载体，即降低清洁能源的成本和增加化石能源的成本如果降低绿色溢价完全靠增加化石能源的成本，则其所要求的幅度可能会给经济带来很大的冲击理想的办法是降低清洁能源的成本，或者降低单位GDP的能耗，这就要求技术进步和社会治理方面的创新，将对经济产生一个正面的供给冲击，能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