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元的文学之路.doc

欧阳健:李伯元的文学之路-６－9 １1:1８| 发布者: 文青｜ 查看： 22０4| 评论: ０|来自: 《学海》1994年第4期摘要： 居晚清四大故事家之首的李伯元,不是梁启超那样的时代巨子,而是处在政治漩涡之外的小人物;她的人生价值,在于作为一名职业报人和职业故事家的成功事业和开创一代风气的广泛影响 李伯元,名宝嘉，又名宝凯,伯元是 ...居晚清四大故事家之首的李伯元，不是梁启超那样的时代巨子，而是处在政治漩涡之外的小人物;她的人生价值，在于作为一名职业报人和职业故事家的成功事业和开创一代风气的广泛影响李伯元，名宝嘉,又名宝凯，伯元是她的字,别号南亭亭长,又号游戏主人、讴歌变俗人江苏武进人曾祖李文喆，字吉甫,嘉庆丁卯(18０7)举人，任教谕,寿至九十三岁祖李芸，字德卿,邑庠生，二十九岁卒父李翼辰，字申次，自幼随伯父李锡琨（字嗣卿)侨寓山东母吴氏（18４3－１9０9),甘泉籍，候选通判吴荧之女李伯元于同治六年（１867）四月廿九日(阳历6月1日)生于山东,三岁丧父,由堂伯父李翼清(字念仔)抚养李翼清历任山东肥城、胶州等知县，兖州同知，光绪十四年(18８8）升东昌府知府，山东候补道伯元祖上已三世同居，没有分家”，秉承这一老式,李翼清“视子侄如一体，对伯元尤悯其孤而爱其慧,平时督教甚严”,加上其母吴氏亦有文化,“不稍予姑息，以是伯元学业精进，擅制艺、诗赋,能书画，工词曲，精篆刻，馀如金石、音韵、考据之学,无不触类旁通。

吴氏爱读故事，笃于孝道的李伯元，便“每晚必读一、二回,为母解闷，如读《红楼梦》，则用京音;读弹词故事，则琅琅成韵,均有其独到之处”(李锡奇:《李伯元生平的回忆》、《李伯元生平事迹大略》，见《李伯元研究资料》第29-３７页）,这种诵读活动，培养了李伯元对故事弹词等通俗文学的爱好,也为后来的通俗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本李伯元十三四岁起，曾多次回原籍江苏武进参与童试,大概在二十岁时,以第一名考取秀才,补廪贡生，其时当在光绪十二年（1886)前后有了秀才的身分，还必须通过乡试考中举人，方才获得做官的资格有关李伯元与否参与过乡试,有两种矛盾的说法：一种说“屡试省门不售”（李伯元继室庄夫人内侄婿赵孟轺文,见顾颉刚:《〈官场现形记〉之作者》,《李伯元研究资料》第16页）,一种说她“考取秀才后，只去江阴院试过一次”(李锡奇语,《李伯元研究资料》第4页)江阴院试乃童试最后阶段，并非乡试从光绪辛丑（１90１)朝廷开特科,徵经济之士，湘乡曾慕涛侍郎荐之，李伯元以“使余而欲仕，不及今日矣”辞不赴(吴趼人：《李伯元传》)的体现看，她很也许没有再去参与乡试，以谋进身之阶其时,李伯元又放弃了两个同官场有关的机会,一是“适遇山东遵筹饷例开捐，念仔便为伯元捐了一种我省府经略的功名(李锡奇：《李伯元生平的回忆》,一说“纳赀为县丞，签分山东”）,一是“其从兄李谷宜寻以道员总办滁州土厘局，招君襄办文案”（顾颉刚:（《〈官场现形记〉之作者》,转引赵孟轺语），而李伯元均因无意于功名利禄，未赴。

吴趼人称其“夙抱大志,俯仰不凡,怀匡救之才,而耻于趋附，故当世无知者”(《李伯元传]),是有根据的这一决定人生之路的抉择，对于李伯元后来的文学活动可以说大有影响光绪十八年（18９2),李翼清从山东辞官回里，李伯元一家也一同返回常州,时年二十六岁越二年,李翼清去世,“伯才内伤门庭的多故,外感国势之砧危，慨然有间世之志李锡奇：《李伯元生平事迹大略》)这里说的“国势之砧危”,指的就是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方面的惨败,李伯元痛感“甲午惨败之后，国家瓜分之祸迫在眉睫,非大声疾呼，不能促使全国上下觉悟，而欲唤起群众,须以报纸为宣传利器”(李锡奇：《李伯元生平的回忆》）从李锡奇回忆“伯元在乡时曾与吾父、兄讨论此种主张，还一起商量过办报措施”的回忆看，李伯元之投身报界，完全是一种自觉的行为光绪二十二年(1896），刚过而立之年的李伯元,举家来到国内最大的都市、近代文化的中心上海她先入大型报纸《指南报》馆任编撰工作,未及一年，大概因《指南报》与其旨趣不合，便于次年五月二十五日开办上海第一张小报《游戏报》游戏报”的名称，显然受到西方文论的启发（早在乡居之日,李伯元就曾从传教士学习英文,西方文化对她必然有所影响)。

《论<游戏报〉之本意》云: 《游戏报》之命名,仿自泰西岂真好为游戏哉？盖有不得已之深意存焉者也慨夫当今之世，国日贫矣,民日疲矣,士风日下，而商务日亟矣有心世道者,方且汲汲顾景之不暇,尚何有恒舞酣歌、乐为故事而不自觉乎?然使执涂人而告之曰：朝政如是，国事如是；是犹聚瘖聋跛躄之流,强之为经济文章之务,人必笑其迂而讥其背矣故不得不假游戏之说，以隐寓劝惩,亦觉世之一道也海上为通商巨埠,骄奢繁盛,甲于五洲，势利之区,逋逃之数，天生人众，懵懵懂懂，在睡梦中,而无有从旁为之大声疾呼者不知歌楼舞榭，一痛哭之场也;甘饴旨酒,一鸩毒之味也;洞房曲室,一养患之所也;钿车宝马,一痿蹶之象也并且机制愈出而愈奇,心思日巧而杂拙，以及五方之所日处,九流之所丛萃,诡伪变诈之事,无日无之主人议论及此,窃窃觉得隐忧，始有此《游戏报》之一举或托诸寓言，或涉诸讽咏，无非欲唤醒痴愚，破除烦恼意取其浅，言取其俚,使工农商贾、妇人孺子,皆得而观之,庶天地间之千态万状,真一游戏之局也《游戏报》第六二三号，189？年8月2５日) “游戏说”为康德所首倡,她在《批判力批判》中说：“快适的艺术是单纯以享有做它的目的例如人们在筵席间享有到的一切刺激，有趣地谈说着故事,诱使座客们活泼自由地高谈阔论，用谐谑和欢笑导致欢乐氛围。

在这场合,正如人们所说的，随便说些醉话,不负任何责任，不留在一种固定题目的思考与倡和里，只为着目前的欢娱消遣此外属于这场合的尚有一切游戏，这些游戏没有别的企图，只是叫人忘怀于时间的流逝《西方文论选》第408页)李伯元是从哪里接受到“游戏说”的理论，目前还无从寻绎;但她的《本意》，却更多的是中国老式的“主文而谲谏”的成分,其中有的句子甚至就是从枚乘《七发》“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蹷瘘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浓，命曰腐肠之药”中化出来的这种借“游戏”以寄托用世“深意”、“语涉诙谐，意存惩劝”（《论本报之不合时宜》,《游戏报》第一四九号,1897年1l月19日)的态度,与西方“单纯以享有”为目的“游戏说”，是完全不同的从风格上看，《游戏报》属于一种“软性文字”,“大抵记叙官场的笑柄、社会的趣事，以及歌楼舞榭、妓院娼寮、荼肆酒馆的新闻”（李锡奇：《李伯元生平事迹大略》）这固然反映了此类小报有迎合都市社会需要的一面,这是由其赖以生存的物质基本所决定的；但透过游戏笔墨的表象,却时时可以看到李伯元一颗忧时爱国之心如1８99年7月12日《游戏报》第七三四号《碰和解》，借叉麻雀之“碰和”，挖苦当局的对外屈膝政策:“和者,讲和也。

礼之用,和为贵；故中华偶为外国一碰，便尔讲和又借牌中的“东”、“南”、“西”、“北”、“中”、“发”、“白板”等加以发挥道：“东为日本,北为俄罗斯,西南为欧美诸强国,眈眈环伺,各据一方，故碰和者以得东南西北风为坐将至中风为公将者，犹之中国土地任人坐索,任人瓜分,皆视为公共之物中国既为公共之物,由是而通商，而贸易，有不发财者盖鲜，故受之以发风其所发财,由坐索瓜分而得,皆曰来财，故殿之以白板终焉一万二万至九万者,赔款之数也毁一教堂,赔银若干；毙一教士,赔银若干：其款皆动以万计九者,极数也，至偿至二百兆，当亦造牌时所不及料，觉得她日决不到此地步，故付阙如索者，索地之谓,一索不得再索,再索不得三索，索之八九,索仍不得，势必至下哀的美敦书而后已筒者,订合同也,借国债有合同，借赔款有合同,开口岸有合同,辟租界有合同，馀如造铁路、收关税、制船械、请教习、办矿务亦莫不各有合同数百年后，中国不特有立和约的世家,且将开定合同的宗派，凡我同人,皆不可不讲究觉得她日廷献之资故碰和虽小事,而实有绝大关系存乎其中，特局限性为四马路各堂子碰和客人道耳可谓沉痛之极《游戏报》以其“揄扬风雅”的宗旨，一时倾靡社会，“冠裳之辈，货殖者流,莫不以披阅一纸《游戏报》为无上时麾,南亭亭长李伯元,名乃大噪”(郑逸梅:《南亭亭长之与安恺第》）。

《游戏报》的内外工作,由李伯元“一身独任其艰”，往往“只辞之斟酌，一字之推敲，稍有未协，心即不能释然”(《记本报开创以来情形》,《游戏报》第二○七号，一八九八年一月十六日）,由于李伯元的兢业精神和成功擘画，《游戏报》风行一时,其“揄扬风雅”的宗旨，一时倾靡社会,“冠裳之辈，货殖者流，莫不以披阅一纸《游戏报》为无上时麾,南亭亭长李伯元,名乃大噪”（吴趼人：《李伯元传》)，“时人推为小报牛耳”（张乙庐：《李伯元逸事》)合法《游戏报》处在为当世称颂的鼎盛时期，李伯元忽然作出一种出人意料的决定:将《游戏报》的“铺底”盘之她人,而于光绪二十七年(1９01）三月另创《世界繁华报》有关李伯元此时的心态，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有关李伯元此时的心态,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周桂笙写道:“昔南亭亭长李伯元徵君,创《游戏报》,一时靡然从风,效颦者踵相接也南亭乃喟然曰：何善步趋而不知变哉?遂设《繁华报》，别树一帜，一纸风行,千言日试,虽滑稽玩世之文,而识者咸推重之《新庵笔记》卷三)而张乙庐则觉得是“……后《寓言》、《采风》等报继起，《寓言》主笔为番禺李芋仙，其友高太痴、金免痴诸先辈,皆有著作，名侵侵驾于《游戏》，氏惧,复创立《繁华报》”(《李伯元逸事》)。

其实,促使李伯元作如此重大决策的因素，除了她知机知变的经营性格外，更重要的是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早在戊戌变政后来,李伯元就写信给担任新加坡《天南新报》主编的邱炜萲说:“海内外日报诸家，足以令人服善者,惟天津《国闻报》为最,次则新嘉坡之《天南新报》,为其首持公论,力任开化，不随世运为转移，不窥祸福而趋避也邱炜萲《挥麈拾遗》)作为一名报人,坦然颂美自己的同道，的确体现出李伯元发自内心的对于办报事业的信念:“首持公论，力任开化”,是从正面论述报纸的历史的社会的责任;“不随世运为转移,不窥祸福而趋避”,则从背面揭示了办报的宗旨和原则应当说，这正是李伯元为自己所制定的目的而庚子国变后来,清廷于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丁未(１91月29日）发布的改革上谕,则使李伯元看到了一线但愿阿英说:“《繁华报》完全是一种所谓‘消闲’的小型报纸”（《晚清文艺报刊述略》)，仿佛与《游戏报》并无本质的区别;其实，《繁华报》之“别树一帜”，一方面体目前报名由“软性”的“游戏”，改为具有时代性的“世界繁华”,阐明李伯元其实已心注世界之大格局,并从这一大格局中来观测谛视中国的社会现实，显示了办报宗旨的变化这种别树一帜，还表目前由《游戏报》之附印《凤双飞》弹词到《繁华报》之附印李伯元自著的《庚子国变弹词》、《官场现形记》等,表白李伯元已经自觉地选定了以创作故事来“首持公论,力任开化”的道路,它标志着李伯元新的人生阶段的开始。

《庚子国变弹词自序》云： 庚子之役，海内沸腾,万乘之尊，仓皇出走凡目之所见,耳之所闻,缄札之所胪陈,诗歌之所备载，斑斑可考，历历如新和议既成,群情顿异,骄侈淫佚之习，复中于人心;敷衍塞责之风,仍被于天下，几几乎时移世异,境过情迁矣著者于是有《国变弹词》之作，删繁就简,由博返精自谓于忠奸贤佞之途,功罪是非之别，尚不随人俯仰，与物周旋书成汇付梓人,以质知者，亦曰此杞人忧天之语，托于俳优相戏之词云尔 国家危亡,近在眉睫,但多数国民，却因“时移世异,境过情迁”,仍旧骄侈淫佚如故,使李伯元再也不能耐心地以游戏笔墨写那种主文而谲谏的软性文字，她要直面社会与人生，“别开生面,特创新声”(历劫不磨生：《庚子国变弹词序》,1９世界繁华报馆本),怀了“安不忘危,痛定思痛”的宗旨,写下了这“惊心怵目的文字”，但愿读者和听众可以“打起精神,各人轰轰烈烈做一番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