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人再组织化：城市社区重建的治理创新.docx

“单位人”再组织化城市社区重建的治理创新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我国的社会转型实际是从“单位治理”转向“社区治理”的复杂过程，由于“单位制”解体和政府职能转移等一系列变革的出现，各种矛盾层出不穷，政府能力有限和社会资本下降与丧失的双重因素推动了以国家为主导的城市社区建设的出现[1]作为曾经被单位“弃管”的家属区，在失去原有的归属体和社会未能及时接续的多重原因下，逐渐形成了规模庞大的老旧单位社区此类社区的重建与治理随即成为摆在国家面前一个重大而迫切的任务一 老旧单位社区治理的诸多困境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经济转型和国企改革背景之下，部分大型国有企业因内部产权混乱和经营不善而衰落或破产，由此在空间上导致其工人宿舍社区的房屋老旧，水电供热等公共设施逐渐老化，并且终止发挥提供子弟教育、职工公共娱乐、职工社会保障等单位办社会的功能此类社区一般被称为“老旧单位社区”其作为一种历史产物，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由多种内外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故而欲对此类特殊的城市社区进行分析，须从纵向长时段的角度考察其形成机理，只有从延续的动态过程出发，方能找到后单位时代老旧单位社区的治理良策一）社会转型的复杂性与单位社区的老旧化在单位社会时期，以大型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为代表的单位生活社区是单位生态环境的活动空间，实质是一种将职工及其家属都置于其中的“复数单位人”生活共同体。

低社会流动以及住房、居住制度的稳定，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生存空间，同时在城市形成了类似乡村秩序的“单位熟人社会”，其核心在于形成一种高度依赖基础上的集体意识和社会认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市场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传统的单位制逐渐消解，随之对对长久以来形成的单位生活共同体产生了深远影响以前诸如住房、教育、医疗等单位承担的社会功能向社区转移一般而言，这种由“单位办社会”向“社区办社会”的转变，可被视作一种“剥离”和“承接”的过程如果说“剥离”的主体是单位，那么“承接”的对象即为社区，但如果我们将历史因素纳入其中，会发现两者并非单线的承接关系，个中历史与现实的纠葛，使得简单将“单位”过渡到“社区”，并非易事，老旧单位社区的形成成为一个很好的例证单位制时期，很多隶属于中央部委的大型的企业集团实为一些独立性极强的实体首先，超大型企业多为国家级单位企业，行政级别较高，一般情况下地方政府对于单位内部事务无权插手，单位成为与街区政府并行的另一个社会管理机制；其次，大型单位企业作为一个生产经营部门，地域上的集中和封闭，使其在资源占有和分配上具有极大优势，易形成一种“强单位、弱政府”的局面但随着社会转型的改革性目标，单位制作为一种分配管理的过渡形式逐渐解体，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的转变客观上要求它们剥离相关非经济性职能。

因此，这种剥离直接导致家属生活区的“管理真空”首先，资金的抽离单位抽离家属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费用，而且水、电、供暖、垃圾清理费用都与市场接轨其次，人员的抽离单位撤销以前专门保障家属区安全、生活设施、休闲娱乐等相关科室的管理职责，家属区的管理推向市场化运作的物业公司再次，单位社会的抽离还导致关系的抽离以前单位时期的家属区每个人都是共同体的一分子，都是组织化的利益与道德关联者，但单位制度消解之后，公共产品提供者完全转换成“非单位人”，与单位居民的关系不是具有“家园感”的家庭成员关系，而成为一种市场契约的利益关联关系按居民的话来说就是“后来的物业公司很不讲情谊，我们交不上垃圾清理费就弃管，他们眼里只有钱，不像过去和单位还可以有商量余地”理想的模式是对于这些单位剥离的社会功能，必须由社区进行承接，但实际上在一些大型单位社区，原先就比较弱小的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作为由单位家属区重组、集成的新兴实体，在客观上还不具备职能承接的条件强单位、弱政府”的历史惯性使得“社区”在这场社会转型中政府职能外延扩大时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政府职能的缺位不可避免的出现尽管单位在这场转型中成功抽身，但发挥足够公共服务功能的社区并未成功进入，形成的“真空地带”成了单位社区衰败的本质所在。

因此，社会转型并非一加一等于二这样简单的直线型变化，而是一种连续性与非连续性辩证互动的复杂历史过程面对转型结果，不能将一些复杂历史原因导致的衰败单位社区排斥在社区建设和城市基层治理的学理与实践逻辑之外二）真实困境：显性与隐形因素交织通过这种历史进程的动态考察，我们可以看到老旧单位社区的出现和形成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单一的、短期的因果关系，而是一个融入了更多内外影响因素的、复杂的、多元的、长期的作用关系同样，对于老旧单位社区治理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如果我们将其置于国家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就会发现，老旧单位社区呈现的是由可视与非可视因素交织而成的诸多困境其一，老旧单位社区体现出的显性困境在于组织基础条件的缺失：①缺乏稳定与持续的资金投入任何组织的建立、发展以及功能的发挥都是要以一定的物质条件为基础的在后单位时代，原单位家属区从单位秩序中脱离而成为独立的实体，较大的社区基数和资金缺口给政府带来较大的财政压力，导致了政府只能“抓大放小”，重点建设样本社区，但对衰败性社区只能提供有限间断的建设资金，难以满足衰败社区建设和治理的实际需要②缺乏优质、足量的人员配置组织的建立、发展和延续归根到底要依靠人的能力，这是组织能够得以长久的保障。

然而，单位制解体后，社区居委会尚未完全有能力承接单位的社会功能，社区工作人员的数量和质量都难以维持而政府的精力主要放在城市棚户区改造等旧城开发事业上，对于衰败社区的社会治理也处于探索阶段，没有足够的、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员可供调配，从而出现了很多以“居委会大妈”为主体的社区管理人员其二，老旧单位社区的隐形困境表现为社会基础秩序的“失调”①以往单位时期基于单位关系维持的社会联结方式式微经验证明，所有发展成熟的社会体系都是以一些复杂的、真实的、坚固的社会联结为前提的[2]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的社会基础秩序基本上是以单位制这种强有力的纽带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表现为一种“国家—单位—个人”的纵向联结控制机制[3]而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和市场化的深入，这种强联结体系丧失了基础性作用，出现了大量脱离单位控制体系、游离于组织之外的原子化群体社会行动的主体由群体变成了个人，社会碎片化加剧老旧单位社区治理面临无人参与、“唱独角戏”、社会动员困难等问题；②居民的社区认同感缺失从组织程度来看，单位制下的中国社会是具有高度合一性的组织化社会，单位具有资源的占有和分配特权，成为个人及其家属赖以工作和生活的体制空间，较强的人身依附以及“单位熟人社会”也强化了人们对于单位群体的认知。

但单位制解体后，这种稳定的体制空间顷刻间消解，“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固有的单位性社会认知弱化同时，社区作为新兴实体，短时间内难以获得社区内居民的认可，居民普遍缺乏深刻的社区认同感，使得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只注重小区空间环境的硬性建设，忽视社区社会空间软性建设；③基于组织弱化的社会规范失灵人的社会化过程是人们接受社会群体的信仰与价值观适应社会环境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离不开具体的情境和场域组织和社会团体是其产生联系的纽带人们通过组织和团体的参与来学习社会规范并内化为自我惯习，通过互动建构关系并受到规范的制约但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和原子化的加剧，组织与团体的实体性减弱，社会互动也逐渐减少，一定场域下的社会规范对于个体的制约力衰减，甚至失灵二 衰败社区自救与“单位人”再组织化在单位体制消解的大背景下，城市衰败社区治理面临诸多困境，但是历史规律告诉我们社会发展不是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简单过程，而是“新”与“旧”的复杂互动与融合过程单位社区的命运亦如此，单位体制消解带来的衰败单位社区并非被动无所作为，单位时期继承下来的各类组织传统和文化传统给衰败单位社区重建带来了潜在和巨大的动力我们进行深入调研的长春市C社区就是衰败单位社区自救重建的典型案例。

一）社区自救：“单位人”再组织化的过程演绎C社区是军转民企业吉林省胜利零件厂的家属区家属辖区面积0.3平方公里，共有居民3100户，常住人口6583人，其中党员216人该厂于2004年宣布破产由于效益不好，家属区逐渐变成了弃管社区，本应由政府承接的职能也因为种种因素未能及时衔接，形成了社区管理的“真空”状态C社区设有社区居民委员会，于2005年初成立了社区党委该社区居委会认识到单位社区自身具有单位组织优势，随即进行自救社区广泛发动辖区内的在岗和离退休党员和职工，带头参与到社区环境治理的工程中社区居委会带领“单位人”种植丁香树苗，铺设柏油路，改善了社区环境状况在“单位人”群体的影响下，社区其他居民也逐渐参与到环境治理中，主动为树苗浇水，清理道路垃圾在此基础上，社区根据这些“单位人”分布的实际情况，推进实施网格化管理，由一些退休职工、党员担任网格长社区还以楼栋为单位创建了10个基层党支部，由原厂退休老党员担任支部书记，加强与社区居民的联系C社区主动于2003年接收了194名企业退休的党员通过对接他们的党组织关系，对这些老党员设岗定责，让人人都有发挥作用的平台，将其纳入社区治理体系为了处理好社区的物业管理问题，社区选举成立“C社区自治管理委员会”，由居民选出的5名德高望重的党员和职工担任管委会成员，负责社区物业的日常运作。

此后，还以这些单位人为主体设立了监督委员会、社区居民代表大会、居民议事会、联合工会等社区管理的自治组织为了促进社区群众组织的发展，社区还组建了以老职工、老党员为核心的志愿者服务队伍，如老年协会、文体协会、司法协会等多个群众性社区自治组织；组建了“红袖标义务巡逻队”“四小志愿服务队”“居家养老志愿服务队”等12支志愿服务队伍，注册志愿者达452人；成立了夕阳红艺术团，下设民乐队、舞蹈队、健身舞蹈队，成员现达200余人由此可见，这种“单位人”的再组织化模式对于C社区的自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社区通过对碎片化的“单位人”资源进行整合，充分动员其参与到社区治理当中，激活自身潜在的组织性和集体意识，带动广大居民共同参与社区建设二）主体力量：作为“单位人”的职工和党员C社区自救过程中起到核心领导作用的是作为“单位人”的职工（在职和退休职工）和党员所谓“单位人”不仅指人事关系角度上与单位有工作关系的在籍人员，而且指从认同角度上强调与单位有深厚感情和归属感的成员，这些成员无论其在职还是退休，都自觉将单位的组织性规范内化为自我认知和行为因此，将这些碎片化的“单位人”重新纳入社区治理体系中，是因为这一群体体现出的“单位性”对于城市治理具有特殊意义。

①对于退休的“单位人”来说，他们在单位体制下的“熟人社会”具有一种费孝通所提出的“长老统治”的优势，即一种话语上的权威虽然已经退休，但作为见证了企业兴衰的老工人，他们拥有较高的资历和经验，在“单位人”群体中拥有一定的威信成功的动员他们可以对社区中很多原单位职工产生广泛的影响②“单位人”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复数”概念而存在的，即通过“接班”“顶替”等制度而形成的职业代际流动使得他们世代都被纳入单位管理系统，是以整个家庭为单位依附于单位体制的社区组织和动员了一个“单位人”，还会扩散到其整个家庭，从而产生更为广泛的参与性③单位制下的高度管控和职工相似的生活轨迹，以及高同质性的接触人群，使得长期生活和工作在其中的“单位人”形成了较强的集体意识和集体认同，形成了一致的社会规范按照布迪厄的观点来说，就是形成一种单位场域下的单位惯习单位职工长期生活工作于单位场域中，相应的社会规范、道德要求、行为准则也被不断内化到身体之中，沉淀为惯习的内在规定性如果城市衰败社区的社区管理者能够构建一种“单位情境”来激活惯习的力量，就能成功整合这些潜在的“单位人”资源，以应对个体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