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解与再现：身份认同理论下少数民族大学生身份的教育建构.docx

    消解与再现身份认同理论下少数民族大学生身份的教育建构    吴桐舒　王坤庆【摘 要】身份认同理论是人文学科研究的热点思路，用于身份构建策略我国“少数民族大学生”内含国家、民族、教育三重身份属性，但当前民族身份被刻板印象一再“误现”，民族文化在高校中难以“栖息”，身份的自我构建需要依赖主流文本方能身份再现本文从身份认同理论出发，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身份日渐消解现状提出三步构建策略：“真实的再现”——从解构到重现;跨文化“交织”——尊重公民身份的特殊性;承认的“宿体”——多民族大学生共同体的经营每一步的还原再构策略都意味着民族大学生身份的回归，并最终走向国家、民族、教育三重身份属性被承认的平等政治Key】身份认同;少数民族大学生;承认的政治;共同体【作 者】吴桐舒，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王坤庆，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9G750  【文献识别码】A  1004-454X（2020）03-0165-008查尔斯·泰勒在题为《承认的政治》的演讲中指出，当身份始终处于空白、失聲、边缘位置的时候，便会产生反抗力身份建构研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多个学科，横跨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

从政策文本看来，身份建构虽然并非高等教育的核心任务，但从公民培养、民族团结角度，身份建构却是一个潜在的核心问题少数民族大学生”身份建构包括了国家、少数民族、教育三重内涵，但是当前我国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内涵边界却几乎等同主流民族大学生，少数民族文化文本在高校需要经过翻译才能呈现，造成少数民族大学生不能主动地建构身份，同时主流文本下“再现”的少数民族具有受特殊保护的“弱势群体”的既定印象，这些都影响了积极的身份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总则指出：“国家根据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为少数民族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国家依法保障高等学校中的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为了保护少数民族的特点，通过身份认同理论，解构主观的身份“再现”是少数民族大学生自我身份认同的逻辑起点，并以此开启主体意义上的身份重构一、少数民族大学生身份内涵分析少数民族大学生身份通用于全国高校民族是大学生法定的社会身份，边界明晰，是国家所划分的具有政策倾向的族群在我国，“公民”背后的“国家”决定“民族”的合法性，反过来说“民族”也是“公民”的身份类别之一，正如身份证上显示的民族因此“民族”在我国具有超越约定俗成以外的国家强制力。

霍布斯鲍姆认为：“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1]10与此同时，“大学生”身份本身也是法定的，是适龄接受高等教育的我国公民，教育既是其权利也是义务，同时具有社会意义与法律意义，是国家公民进入社会前依法受到保护的特殊身份因此，“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界定在“民族”“教育”双重法律身份的肯定上逐渐清晰，具有外在的法律意义和内在的主体的认同意愿一）身份属性与内在的逻辑关系为了使研究的问题明朗化，有必要梳理少数民族大学生身份的本质属性与逻辑关系，这也有助于整合与分析将民族多元文化教育与国家一元化教育共同纳入高等教育后所产生的“不适”少数民族大学生包含“学生”“民族”“国家”三个Key，从属性上分析，“学生”是个体属性，“民族”是群体属性，“国家”是政治属性三者的逻辑关系是国家法定民族，民族享受政策权利与履行拥护国家的义务，教育培养内含“国家”与“民族”的公民意识，以更好地行使权利与义务三者的逻辑关系决定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身份并非单一地存在，而是多元化的价值体现三种属性共生共存，相互支持可见，少数民族大学生身份建构必然包括育人、政治等多重目标，这便是其身份与其他类别大学生身份建构的区别所在。

但是从细处考虑，少数民族大学生与其他大学生的区别还表现在国家对于“少数民族”的保护，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大学生对少数民族的区别态度二）民族身份与国家政治的交织与张力在我国，国家政治与民族身份呈现交织的关系，具有弹性的交互作用相比在美国，“民族”本身并无法律定义与保障，只以某种社会群体区分之黑格尔指出：“民族不是为了产生国家而存在的，民族是由国家创造的[2]少数民族成员因其使用民族语言，具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和生活方式进而延续文化身份然而，这种文化身份与政治身份之间存在着某种冲突学界其中一种观点认为，要强化政治身份，弱化文化身份[3]，学者周平则强调若去除民族的政治身份，反而将导致国家认同感的遗失[4]另一种观点认为，要加强文化身份的建构，加强少数民族语言和文本的学习，如学者马戎从民族学角度认为过度政治化将导致教育精英产生“狭隘的民族主义”[5]7笔者认为从结果出发，民族身份本身便是政治承认，相反正是由于政策保护了民族身份历史上，清朝晚期实施了类似于去政治化的民族教育，然而正是由此引起了藏族地区群众的多项质疑，激起了藏区学堂对本民族的维护意识[6]227所以，过度的干预民族教育与彻底去除政治属性，都稍显过激，从养成角度分析，政治属性与教育目标的角逐只在度的把握上，高等教育本身便与公民的培养休戚相关。

在顺序上，民族先由国家下发公民的身份，由此产生权利与义务，享用国家的政策倾斜的权利，并履行团结、维护国家的义务在此基础上，升华民族身份就不仅是少数民族学生的义务，它还具有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内核，学生应拥护这样的国族骄傲与情感认同三）弹性矛盾：权利与被“陌生”的两难享有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身份既可能是一种特权，也可能成为被“陌生”的标签，这之间的矛盾是弹性的，隐匿在“教育”与“民族”之间的关系里高等教育以传播世界优秀文化和主流精英文化为己任，体现出普适性和统一性;而民族文化则要争取民族语言及文化存在的合法性，要求多元化与本土化，由此两者存在一定的角逐，正确处理即是张力，无视它则是阻力美国高等教育在黑人问题上出现“教育”与“族群”之间的问题：黑人学生一面排斥一面矛盾地向往白人圈子，甚至不由自主地产生二等学生的圈子观念即使在当下美国法律加重了影视、文学、活动等对美籍非裔的平等权利，这些加强的身份尊重却没能改变美国黑人对自身文化的迷失，以及对白人强势文化的向往，依然能看到校园内黑人为了融入白人圈子所做的文化妥协，说明文化特权对身份认识造成两难类似的被“陌生”的文化标签，还包括了社会与对残疾人的特殊照顾，这种特殊照顾加重了区分，使得弱势群体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差别更为明显。

该种矛盾两难的“弹性”正在于，它既可以被无视，却也随时会引发心理落差因此，如何处理这种弹性的身份认同迷思，正是少数民族大学生当下所需要被关注的要点二、身份认同研究的介入身份认同研究经多年发展，维度不断拓宽，关联学科不断增多，形成了多视角化的发展轨迹，主要观点落脚在真实还原、平等发言、多元共同体上，以此进行身份的构建通过身份认同研究的介入，可以观察以少数民族大学生为教育对象的大学生身份建构的不足之处一）身份认同理论研究热点与历史轨迹近年，运用身份认同理论进行交叉学科研究，分析公民身份建构的机制逐渐成为各学科热点，但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是舶来品的传播，本土化应用明显不足，这些研究虽然推进了反“再现”、“承认的政治”等相关理论的对接，但仍缺乏与本土实践之间的碰撞身份认同理论适用范围广，包括了种族、女权、同性、宗教等与身份价值相关的对象它的作用与意义是在于促使身份建构出现并沿用一条共同“起源”的历史轨迹，在全球化、经济化背景下还原出一种更真实的身份身份认同理论的起源是“身份识别”，强调本质“再现”，反对“误现”，具有本体论意义，能够辨别自身社会关系与文化结构，代表人物为黑格尔、洛克以民族与国家关系为例，身份识别不仅涉及“我是谁”“我要成为谁”的元命题，还涉及“接受”“为何接受”等附加价值问题。

查尔斯·泰勒在探讨作为“识别”的根源之时认为，身份认同指能够正确识别自己在何种意义和地位上站在社会“潜在或明晰的”对话中[7]63其后关于“认同”的研究经由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范式，打破了先验主义与本体论对于认同动机的研究方法垄断，为身份的研究理念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安东尼·吉登斯从“自我识别”的轨迹发展，拓宽出意识形态、文化追求双重维度，将身份界定至政治与民族的共存之中，认为民族认同是全球化的催生物同时又反对全球化，“民族”既是身份的解释亦是意义[8]27;马丁·阿尔布劳明确社会与人的身份关系，并延伸出“身份政治学”这一“现代公民”内涵[9]83这一时期的研究但凡牵涉民族意识的现象都是在政治学视角下进行研究，身份认同研究被牢牢地绑定在“身份政治”的道德柱上国家与民族身份认同的本质辩论就在于“同一性”与“差异性”民族与国家谁为身份本质”促使这一时期出现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策略性本质主义的背景倾向，这些背景都力图在“同一”与“差异”之间放下天秤勒南、沃森等本质主义者解释民族依附国家，强调普适、固定和不变的身份理念;安东尼·史密斯等反本质主义者强调“无国家”的民族主义;安东尼·吉登斯、霍布斯鲍姆等策略性本质主义者辩解民族的本质不仅是国家的、而且是国际的，因此民族与国家的身份建构应当是对话的、策略的、偶然的，这是变相承认了民族与国家身份之间的对垒。

及至斯图亚特·霍尔率先援引文化范畴进入并成为国家、民族之外的第三维才弥平了身份政治的归属之争他认为身份源自“内部再现”，不管是国家抑或是民族的认同，最后皆是内化的结果，而身份认同则处于永不静止的“过程”与“生产”之中，唯文化是“现实”生产结果[10]20然而关于身份与文化的研究尚未止步于霍尔，在后现代主义主打“身份解构”，用破坏性的手段解构国家与民族之间的身份的二元对立后，在面对身份政治、利益冲突等现实困境下，“文化身份”日渐式微后期，阿尔弗雷德·格罗赛指出“身份的协调一致性”必须通过“归属群体”的政治参与实现[11]90随后身份认同理论轨迹发展至今，教育被引入了第四维，开始关注身份建构与教育的能动作用，关于“认同”也升华为“承認”，同时具有了政治、民族、文化、教育的理论适切性社会学家威尔逊、梅汉、赫斯都聚焦于民族、文化与学业成就、社会地位之间的确切联系，并批判教育体系内可能存在的民族分层阶级，认为还原“个体真实”“平等教学”才是教育对学生身份应有的负责面对民族身份上的地位差别，查尔斯·泰勒提出“承认的政治”的身份建构之说，通俗来说，“我”是“我们”，“我们”是“我”，平等造就了共同体的团结。

承认”与“认同”同样都是处理差异，但“承认”有着更牢固的道德哲学基础，建立在平等基础上，克服了误现身份建构的轨迹落脚在还原真实性，真实性才是认同的第一步;第二便在于平等性，这是政治被承认的基础;第三步便在于共同体的建立二）身份认同理论的教育诉求——身份构建与“承认的政治”身份认同理论的优势在于规避了西式民族理论与我国民族现实的水土不服，更着重于身份建构的起源、轨迹以及心理接受程度，在特定的空间与外力下，个体不需要迎合也能主动融入语境内，更不会获取二等民众的消极暗示与教育的结合重在对多元语境的使用，通过发展的民族历史知识观教育进行身份建构，还原真实情感并主动识别自身，即承认平等也不排斥共同体本身在德国州宪法中，少数民族身份认定采用“自愿识别”，即生活在民族混居地带的公民自行决定自己的民族归属，这体现了身份建构的主动思路，即是主观感受的自我认同与群体归属达成共识，与血统无关，与教育有关，与社区受到的尊重有关教育的理想意义便是让民族身份摆脱被“再现”的命运，通过“自愿识别”进入国家归属感教育中的身份建构应与民族文化背景产生共鸣，并根据身份认同理论“三步走”第一步，身份认同理论坚持还原身份认同的真实性。

对于个体自身而言，身份并不重要，身份只是传达给别人的信息，无群体便不需要身份他与她对话的位置在何处？主体对于实现想法的渴望暴露了他们的所在地[10]78身份也不能由自己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