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家庭劳动力职业代际流动性测度及驱动因素分析.docx

    农村家庭劳动力职业代际流动性测度及驱动因素分析    朱红根 宋成校摘   要：职业代际流动性是判断社会流动水平的标准之一，也是衡量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重要依据基于家庭农场微观调研数据，实证分析农村家庭劳动力职业代际流动性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农村家庭劳动力职业代际流动水平较低;父母职业层次与子女职业代际流动显著正相关，但这种流动体现为职业向下流动;农村家庭劳动力在职业流动方面存在集聚现象，父母从事个体劳动、商业经营以及村镇管理，其子女的职业也普遍是这三种，而父母为农业劳动者或非农行业工人，其子女的职业普遍也为这两种父母受教育程度与子女职业向上流动正相关，与职业向下流动负相关此外，子女使用互联网、拥有非农工作经历以及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可显著促进其职业向上流动，但已婚会显著阻碍其职业向上流动Key：农村家庭;家庭农场;职业代际流动：F323.6   ：A   ：1003-7543（2021）11-0141-15经济发展推动着社会进步，但也产生了一系列社会失衡问题，如农民作出决策时面临的机会不均等从短期来看，可能不会直接影响经济增速与社会稳定;但长期失衡会诱发社会阶层的固化，降低社会流动性，造成人力资本浪费、影响社会稳定[1]，还会制约我国城镇化发展与社会福利提升。

就经济学角度而言，社会阶层固化既是公平问题，又是效率问题社会流动性降低会加大机会不均等，导致社会不公平现象加剧;限制要素的自由流动，使经济陷入帕累托无效率状态因此，社会流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提及社会流动性，需要着重考虑的对象是农村家庭从某种意义上看，农村家庭劳动力流动性是评价社会流动性的重要依据，也是解决农村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考量因素同时，社会流动的核心议题是代际流动，其中，职业代际流动能够最直观地反映代际差异，且容易观测和衡量，从职业代际流动角度入手开展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和导向作用[2]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将重点分析农村家庭劳动力的职业代际流动性，并探析其流动方向与驱动因素值得关注的是，目前我国农村地区存在空心化等问题，普通农村家庭劳动力普遍外出务工，老人与小孩留守家中，家庭劳动力就业形式较为单一以该群体为研究对象，分析农村家庭劳动力的职业代际流动性并不合适，故本文选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的家庭农场作为研究样本原因在于：第一，家庭农场以农村家庭自有劳动力为主，本质上仍属于农村家庭，符合本研究目的第二，实际调研中发现，农民勤劳的特质以及农业生产的季节性与周期性特征会使家庭劳动力选择兼业，如在非农部门兼业，或在本村经营小本生意、担任村干部等，使得家庭农场劳动力职业种类多元化，有利于开展实证研究。

第三，家庭农场作为最重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一，是未来农村地区主要的生产经营模式，小农户经营会逐步向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模式转变将其作为样本，研究职业代际流动性及驱动因素，对于破解“未来谁来种地”“国家粮食安全保障”等问题具有参考价值，但这不属于本文的研究范畴综合以上讨论，本文基于家庭农场的调研数据，研究农村家庭劳动力的职业代际流动性，剖析职业代际流动及其流动方向的驱动因素一、相关文献综述（一）职业代际流动性的测度研究关于职业代际流动性的测度方法，以Blau等提出的方法最为典型[3]，应用也最为广泛，即通过构建职业转移矩阵的方式研究职业代际流动性[4]利用这种方法，周兴等发现父代从事非农职业能够降低子女在初次就业时从事农业的概率，也可以促进子女实现职业向上流动[5];徐晓红发现农村居民向较高职业阶层流动的路径并不通畅，存在着“天花板效应”[6];卢现祥等认为，随着制度变迁，农村子代代际向下流动的可能性高于城镇，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低于城镇[7];滕祥河等发现非自愿搬迁显著提高了职业向上代际流动性，但在农民阶层、工人阶层和管理者阶层上存在较高的职业代际传承[8]在上述方法的基础上，杨沫等采用矩阵距离方法以及代际社会经济指数（SEI）相关系数测度职业代际流动性，结果表明相较于城镇居民家庭，农业转移人口具有较高的代际职业流动性[9]。

纪珽等进一步完善相关指标，测算了多种职业代际流动指数，发现我国总体上的职业代际继承性较强，其中男性平均继承性更高，女性的平均流动性更高[10]也有学者提出并应用了其他测度方法如Altham，Ferrie的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测度指标，能够处理由于阶层边际分布的差异导致的难以比较的问题，实现不同研究中职业代际流动之间差异的可比较[11-12]利用此種方法，孙旭等的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居民中子承父业现象依然非常显著，“80后”父子职业的关联强度显著高于“60后”和“70后”[13]Jann等将消除误差比例法引入代际流动问题的研究中，强调父代特征对子代职业的预测能力越强，子代职业更易受父代影响[14]褚翠翠等利用此种方法评估了我国总体上的职业代际流动性，结果表明，我国20世纪70年代的职业代际流动性最高，20世纪80年代的职业代际流动性最低，20世纪90年代的流动性介于两者之间[15]另外，吕炜等对有关职业代际流动性测度的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评述，认为职业代际流动测度方法是以职业代际转移矩阵为基础的[16]基于这种考虑，本文采用Blau等提出的测度方法[3]二）职业代际流动的重要性分析职业代际流动性较弱容易引发阶层固化，从而出现不公平现象。

Case et al.，Dunn et al. 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这种观点[17-18]国内学者也普遍持此观点，如汪小芹认为，如果家庭出身决定子女的未来，会降低社会底层子代努力向上的积极性，造成人力资本浪费、影响社会稳定[1]张延吉等认为合理、公正、顺畅的代际流动是激发社会活力的源泉，也是维护公平正义的保障[19]朱月季等认为良好的代际流动意味着个体间发展机会均等，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20]然而，也有学者认为，代际流动并非越高越好，对于社会整体而言，过高的代际流动会降低投资预期而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21]三）职业代际流动的驱动因素一些学者认为，教育在职业代际流动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可以促进职业代际流动[15]例如，吕姝仪等研究发现，高校扩招对于男性大学毕业生的职业代际流动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2]朱晨认为教育水平所代表的人力资本积累是劳动者选择高层次职业的重要驱动因素[23]王卫东等的研究表明，教育能够促进农村劳动力实现职业代际向上流动，并抑制向下流动与传承[24]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持有相反观点，认为教育扩张并未有效提高职业阶层的流动性[25]，而且农村低收入家庭子女通过教育向上流动的机会较低，容易陷入贫困代际传递陷阱[6]。

就其他方面而言，吴晓刚认为，户籍制度是影响职业代际流动的根本性因素，这一制度使得农村中从事非农职业、没有改变户口性质的农民子女还要继续务农，而城市居民中父子职业之间的关系较小[26]王宇等认为社会信任会显著地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职业代际向上流动[2]杨沫等认为党员身份、家庭收入是影响职业代际流动性的重要因素[9]纪珽等研究发现，城镇家庭背景、处于沿海地区、受教育程度的提高、非农业户口性质等均可以促进子代职业向上流动[10]综上所述，关于职业代际流动性的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这为本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现有文献还有值得改进之处：第一，学者们普遍研究我国总体的职业代际流动性，而以农户为对象的文献不多;第二，关于农村家庭劳动力职业的划分，需要依据我国农村家庭的现实特征进一步完善;第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样本的差异，导致不同学者得出的结论截然不同，不能形成有力的政策制定依据基于上述考虑，本研究试图进行如下改进：第一，利用全国主要省份家庭农场的调查数据，基于农户视角研究其职业代际流动性，选择家庭农场作为样本，其优势如前文所述第二，依据调研过程中的实际情况，并参考现有理论与资料，较好地划分了农村家庭劳动力的职业类别。

第三，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农村家庭劳动力职业代际流动及职业代际流动方向的驱动因素;构建样本匹配效应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通过变换样本，检验研究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性，丰富了本领域的研究二、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一）数据来源本文数据来自研究团队于2017年对全国主要省份家庭农场的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2070份，收回有效问卷1742份，样本有效率为84.2%考虑到种植业对粮食安全最为重要，同时为增强样本可比性，本文选取其中的926个以种植业为主的家庭农场作为样本家庭农场是现代农业最主要和最有效率的经营形式，也是全球最主流的农业经营载体[27]，以家庭农场数据作为样本可以较好地衡量农村家庭劳动力的职业代际流动性，优势如前文所述样本中，父亲平均年龄为56.6岁，母亲平均年龄为54.5岁其中，父亲年龄超过65岁的样本占比为17.7%，年龄介于50岁至55岁之间的样本占比21.9%，年龄介于56岁至60岁之间的样本占比14.5%母亲年龄超过65岁的样本占比为11.3%，年龄介于50岁至55岁之间的样本占比20%，年龄介于56岁至60岁之间的样本占比12.9%子女的平均年龄为31岁，最小的为18岁，最大年龄已经超过45岁。

其中，70.4%的样本子女年龄在35岁以下，年龄超过45岁的样本比重较低，仅为7.6%在受教育程度方面，父亲受教育水平为初中及以下的样本比重为94.1%，高中及以上的样本占比5.9%;母亲受教育水平处于初中及以下的样本比重为96.8%，高中及以上的样本占比3.2%相比之下，子女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水平的样本占比为67.8%，低于父母相应的数值;子女拥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样本占比32.2%总体上，样本家庭受教育水平较低，但子女受教育水平明显高于父母受教育水平二）职业的划分陆学艺将农村社会阶层划分为农村管理者、乡镇企业管理者、私营企业主、个体劳动者与个体工商户、农村知识分子、雇工、农民工以及农业劳动者[28]Erikson等将职业划分为11种类别，共7个层次①借鉴上述研究，立足于家庭农场的现实特征，并参考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指标的设定②，本文将农村劳动力的职业划分为农业劳动、非农行业工人、个体劳动、商业经营以及村镇管理③，职业层次依次递增④;对其他不便分类的职业，由于样本数量较少，将其定义为其他职业（如不固定的临时工等）三）样本中职业的分布職业分布图显示出父亲与子女的职业分布相对集聚⑤，父亲从事农业劳动的比重高达70.63%;其次是从事非农行业，占比为20.84%;而从事商业经营、个体劳动以及村镇管理的比重较低，分别为0.43%、4.64%和0.65%。

子女的职业分布同样集中于农业劳动以及非农行业，分别占比43.2%和44.05%，从事商业经营、个体劳动或村镇管理工作的比重略高于父辈，分别为2.38%、5.40%以及2.05%进一步构建父亲与子女的职业分布矩阵，如表1（下页）所示主对角线上的元素代表父亲与子女从事相同职业的频数;主对角线上方的元素代表子女职业向上流动⑥的频数，下方的元素代表子女职业向下流动的频数据表1可知，父亲与子女均为农业劳动者以及非农行业工人的样本数量较多，分别是354户和160户;父亲为农业劳动者而子女为非农行业工人的样本数量为218户，相对较高这说明父亲与子女职业的转换主要是在农业劳动与非农行业工人之间数据反映出的信息与中国农村家庭现实特征比较吻合为观察母亲与子女的职业分布特征，进一步构建母亲与子女的职业分布矩阵⑦结果发现母亲与子女的职业分布特征与表1特征类似，即母亲与子女都为农业劳动者以及非农行业工人的样本数量较多，分别为351户和155户;母亲为农业劳动者而子女为非农行业工人的样本数量也比较高，达到229户可以初步判断，父亲、母亲与子女之间的代际职业分布差异较小三、农村家庭劳动力职业代际流动性的测度职业分布矩阵不能清晰地刻画样本家庭的职业代际流动性情况，本部分参考Blau等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