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叙释文.doc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叙·释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叙·释文以下选段释文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贾、啖、赵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如王柏、吴澄攻驳经文，动辄删改之类学脉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如《论语集注》误引包咸夏瑚商琏之说，张存中《四书通证》即阙此一条以讳其误又如王柏删《国风》三十二篇，许谦疑之，吴师道反以为非之类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才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如王守仁之末派皆以狂禅解经之类空谈臆断，考证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徵实不诬，及其弊也琐如一字音训动辨数百言之类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从汉代董仲舒开始倡议"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而汉武帝正式确立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开始，"经学"演变正式开始；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进入到冯友兰先生所说的"经学时代"(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在汉代开始一直到清朝初期的二千年之间，经学演变，一共经过了六次重大的转折分别为两汉时期、魏晋至宋初、宋初至宋末、宋末至明初、明正德至明末、清初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经由秦朝"焚书坑儒"，儒学力量被严重打击但是我们无法考证这个期间儒家经典究竟有多少焚毁，而根据整个秦朝的存在时间与焚书需要的宏大规模来看，秦也不可能将所有的经典都烧毁汉代建立之后，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搜集经典，并设立博士，以教习经典但是，在经典书籍并不能完全求得的情况下，就产生了"专门授受，递禀师承"的现象，也就是"口头说经，尊奉师法、家法"所谓的"口头说经"，是指大多的经典是经由博士口头相传，而得以流传在博士教授经典这一方面，逐渐产生了"师法"与"家法"两种教学形态"师法"是指尊奉博士(师)的学说、训诂讲解，"家法"是指尊奉家道传统的解释经典之说这两种形态都是属于"专门授受，递禀师承"汉代距离秦代并不甚远，但是因为秦火的焚烧，使得儒家经典的传承有了一个间断，这个间断使得汉人对最基本的音读、文字意思也产生了分歧，所以，这一时期以博士为代表的儒家开始进行训诂学研究。

在训诂学之中，又分别出了今文经派和古文经派两家，今文经由董仲舒开创，何休等继承，是为其时的官学；而到了西汉末年，随着孔壁及河间献王古文经的发现，刘歆开始大力推广古文经，以贾逵、许慎为代表，并要求立为官学不论是古文经还是今文经，虽然在所据经典上有着较大不同，但是其治经方法都属于"章句训诂之学"到了郑玄(康成)的时代，开始对今、古文经进行融合，郑玄也成为集大成者，被后世称为"通学"两汉时期，对于经典的研读，以训诂为主，而训诂学的特点则是"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博士地位的确立，使得他们在经典传授方面具有权威性，因为经典的不完整，也要求弟子完璧传承，不得有所异同专注于治小学，则钻研较深，笃实严谨，但是于义理之上无所发明，显以鄙薄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这一时期归纳的特点是"拘""拘"，在许慎《说文》中的意思是"止也"，止，则无所进步，对义理无所阐发，所以被人以"浅陋"轻之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贾、啖、赵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郑玄已然确立了其在治经上的地位，而在他身后的数十年中一直被奉为又一个经典。

但到了魏晋时期，以王弼、王肃为代表，对郑学发起了攻击王弼治《易》，王肃则借助于自己的政治力量(王肃是司马昭的岳父，魏晋时期官居高位)，开始推行自己的学说王肃作伪书两本，即《孔子家语》与《孔丛子》通过政治来强行推行自己的学说，算是一种手段，但是以伪书来吹捧自己的学说，则属于一种恶劣的品质在二王(王弼、王肃)对郑学提出异议的时候，"流风所扇，或信或疑"，郑学受到了质疑到了唐代，以孔颖达、贾公彦、啖助、赵匡为代表；宋初，以孙复、刘敞为代表，各种学说纷纷涌出，形成一个极大繁荣而无法统一的时期孔颖达为唐代大儒，负责《五经正义》的编纂工作贾公彦的代表作是《周礼义疏》《仪礼义疏》啖助、赵匡师徒治《春秋》，皆有名这一时期的治经方法由训诂学转入到了义疏之学，即对汉代的注释再进行注释义疏之学自此发端到了北宋，仁宗嘉佑时期，孙复、石介为代表的泰山学，胡瑗为代表的苏湖学，欧阳修、刘敞为代表的江西学，周敦颐的濂学；神宗熙、丰年间，张载的关学，均皆兴起种种学说，不相统摄，各有自己的思想，所以显以杂乱，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之总结为"杂""杂"在《说文》中意为"五彩相会"，也就是纷乱、杂乱的意思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

如王柏、吴澄攻驳经文，动辄删改之类洛学指二程学说，闽学则是朱学自程朱理学兴起，开始摆脱汉代的训诂学及唐代的义疏学，而独创义理之学程朱学对于以前的治经学皆采取排斥态度，"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务别是非"，对于与自己理论所不同者，则大加攻讦，务必以自己学说为是程朱理学借助于释、道二家学说，来对原始的儒家经典进行注解；所以其思想中不可避免地带有三家思想交融的痕迹以释、道而家思想来注解儒家，是一种创新，但是专注于义理之学，而不习训诂，对基本的文字、音读尚无深刻体会，则会陷于刚愎自用观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很明显可以看出其在训诂一面的弱势，这便导致其注解之经学，非先圣之经学，而是朱子自我创建之经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提及王柏、吴澄等攻驳经文、动辄删改，皆是"六经注我"法，而失去了对经学注解的严谨态度所以对这一时期的治经特点总结为"悍""悍"在《说文》中的意思是"勇也"，过度的勇则必将成为自负，乃至妨碍经学发展学脉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如《论语集注》误引包咸夏瑚商琏之说，张存中《四书通证》即阙此一条以讳其误又如王柏删《国风》三十二篇，许谦疑之，吴师道反以为非之类。

朱熹死后，程朱学才被确定为正统学说宋末、元、明初，开始渐渐被统治者所领会，而成为了一种思想禁锢的工具，其突出表现便是八股取士制度的确立八股取士，则将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作为了释经的绝对权威朱学本来便有着排斥异己的传统，到了这个时期，则"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这个"一尊"便是程朱学"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刚愎自用，固步自封，这是程朱学在这个时期的特点，也是其后世被批判的原因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这一时期的特点总结为"党""党"在《说文》中被释为"不鲜也"不鲜，则不向外，不接受除自己之外的观点，固步自封，局限于个我圈子"党"与"朋""友"等同意，都有聚合自守之意而程朱学正有这一特点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才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如王守仁之末派皆以狂禅解经之类"主持太过"，指程朱学之弊端主持太过，则势有所偏在南宋之际，即有陆九渊开创心学；到明正德间，王守仁讲"致良知"，因其简明易懂，也因程朱学之繁琐，而在下层民众中具有极高地位所谓"才辨聪明，激而横决"者对程朱学的反感，而间接导致了心学的产生及扩大影响明正德、嘉靖之后，由于王阳明、王艮等的宣传，而使心学得以发扬光大，甚至被日本吸收，至今成为其重要的哲学理论基础。

阳明讲心学，以《传习录》为主要代表《传习录》为其弟子作，王反对著述，学习孔子"述而不作")王学既要讲"致良知"，则需要一方法来实现其"致良知"的目的，故而多以坐禅为方法不论朱学还是王学，均受到释教较多影响而到了王学末派，则"以狂禅解经"，为世人侧目王学发展至明末清初，而逐渐被打压，诸地的王学都慢慢消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王学"肆"，"肆"在《说文》中意为"极陈也"，即是放肆之意王学心学，在正统看来，确是放肆空谈臆断，考证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徵实不诬，及其弊也琐如一字音训动辨数百言之类"空谈臆断，考证必疏"，这是对宋学的批评宋学习讲义理之学，而忽略了训诂学这一基础，故而后面评价说"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到了清初之时，开始对宋学进行反思，所谓"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清初之时，由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毛奇龄为代表的考据学派产生，沿袭汉学精神，而不治训诂，不求义理，专以考据、辨伪盖自汉以来，由于对儒家经典的注释过多，而后世所出的诸多书籍无法判断其真伪，在"文字狱"的无形压制之下，便选择了考据学的研究方向清代考据学家倾向于汉学，也同时沿袭了汉学家治经的一些特点，即上面所说的"笃实谨严"。

郑康成注、王弼注等均有繁琐的特点，有时一句注释至上万字；而到清初考据亦是繁琐，即"一字音训动辨数百言之类"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弊也"琐""琐"意为"玉声也"，今日观来是"繁琐、琐屑"之意正与汉学相合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从汉代开始直到清初的六个阶段，其治经方法经历了以下五个时代：口头说经，尊奉师法、家法→章句训诂之学→义疏之学→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而实际上，汉、唐、清均属于汉学的范畴，而宋明则属于宋学范畴二千年的经学史，可以粗略划分为汉、宋二学，二千年间，也不过是二学相互攻讦、互有胜负而已参考资料：中国经学史许道勋徐洪兴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注：此文为中西文化比较课程要求论文，闲来无事，发来玩玩"七"乐无穷，尽在新浪新版博客，快来体验啊~请点击进入~6548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