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玄学的社会理念与人文关怀.doc

早期玄学的社会理念与人文关怀（徐 斌） (2008-07-11 10:50:56)转载标签： 宗教 玄学 名教 士人 嵇康 中国分类： 兰亭学    说到玄学，尤其是谈到它的社会影响，历来往往将之与“清谈”和“清谈误国”划上等号这在一个以传统道德为立国之本的价值体系中，几乎是无可避免的定论但我认为，玄谈者的“谈尚玄远”、“不拘礼法”，内含着严肃的人生追求和社会理想，他们创立的玄学更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宝贵资源，其与“误国”无干至于西晋的士无特操，大厦倾颓，那是别有原故，更归罪不到玄学的头上    本文论玄学，限于其早期阶段，即正始玄谈，主要包括何晏、王弼、阮籍、嵇康等人的言与行玄学进入西晋、东晋之后，因时代不同、士人心态不同而发生畸变，其社会和人文意义则应另当别论一    自汉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中国的统治者结束了兼纳百家、“因势立教”的传统，使儒家思想经学化一种思想一旦成了“经”，就有了强烈的排他性和守旧性，学术思想因此导入日益烦琐、教条甚至荒诞的歧途一经之说，至百余万言”，思想的生机全然泯灭然而，统治思想中还有更致命的病灶：“名教之治”名教的本意是将儒家伦理范畴作为选官标准，以此达到引导百姓、化育天下的目标。

出乎推行者意外的是，道德教义的体制化非但没有按设计的轨道运行，反因其与升官发财的直接联系，很快沦为攫取功名利禄的工具尤其东汉中叶之后，社会上卷起欺世盗名的狂潮，“窃名伪服”、“刻情修容”之辈层出不穷，以至于形成这样的时论：“处士纯盗虚名”，以道德教化为宗旨的名教之治演化为扭曲和毁灭道德良心的力量其直接后果是做为王朝统治基础的官吏阶层低能化、虚伪化和腐败化名教内在的所有弊端在汉末总爆发，君臣失序，外戚、宦官交替干政，互相争权，宫廷内外血雨腥风，东汉王朝无可救药了    亲眼看到并亲身经历了名教之冶崩溃的一部分良心未泯的士族知识分子，心灵受到极大震荡他们原本也是儒家正统思想的传人，遵奉维护朝纲的价值准则但现实的危机使原价值准则失去了说服力、凝聚力乃至约束力，迫使他们不得不发生怀疑、进行反思，继而开始了价值转换过程汉末魏晋之际的新思潮呼之欲出这个转换，主要通过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展开第一个层面为社会关怀社会关怀本是士人的天职，以匡主济民为己任但是汉末的情况有了变化，“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1]士人与政权疏离，有了自己的独立性，以一种批评的姿态对待朝廷，并逐步形成了士人群体，结果是引发了两次“党锢之祸”。

悲惨的结局使他们的反思愈加走向自然，走向玄远，走向自我第二个层面为人格关怀面对四处泛滥的虚伪之风，士人们不再推崇装模作样的忠孝节义，转而讲求德才兼备的精神气质和率真自然的行为方式认为，人的品格如何，不在于遵守外在的道德规范，而取决于内在的精神气质之高低所以，汉未清谈品鉴人物，于独立的个性精神情有独钟，重风姿仪容，重精神气质被称为“天下楷模”的李膺，就有“风格秀整，高自标持”的美誉当时还有“高名之士必有异行”之说，仰慕个性解放，气质独特史载仲长统“性倜傥，敢直言，不矜小节，每列辟命召，辄称疾不就，默语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第三个层面为思想关怀这是在社会关怀和人格关怀的基础上探求新的治国之道和精神寄托首先是挣脱“独尊儒术”的束缚，创造了“户异议，人殊论，论无定检，事无定价”的多元并存局面，诸子思想重新活跃起来大儒马融，杂取老庄；崔寔著《政论》，倡法术，主权变；郭太长于论人之才性，深通名家思想集大成者乃汉末思想家仲长统，所撰《昌言》，兼容儒、法、名、道于一炉，受老庄“自然无为”思想影响十分明显这一倾向相当契合士人心态，遂逐步演为新思潮的主流    新思潮在中国历史上一段难得的多元并存、百家争鸣时期得到了延伸与深化，“自军兴以来，制度草创，用人未详其本。

是以各引其类，时忘道德[2]时局的变化使士人的社会关怀投注于重整河山的实践中魏之初霸，术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练名理可知曹氏集团开国方针的制定，有着士人的积极参预就政治实践而言，最对症的良药是名理学：徐干的《中论》对此论述甚详：重才智轻操守的取士标准，严赏罚张君权的法治原则，鄙虚声贵形检的求实态度这正把名教秩序打了个颠倒曹操据此三次发布“唯才是举”的“求贤令”，使天下政风为之一变在坚持汉末士人不拘礼法，讲求德才兼备，气质独特的基础上，人格关怀增添了眷恋人生、珍爱生命的新内容千古感人不绝的建安文学和建安风骨便是这种感受和追求的结晶其代表人物孔融、曹植、王粲的道德文章，集中体现了理想人格的两大准则：真与善思想关怀的主题与社会关怀紧密相关又更具学术性和思辨性名理家刘邵的《人物志》是汉末以来名理思想的登峰之作他认为情性即精神为人物根本，并提出取士“必核之行为，久而得之”的主张和一系列周密详备的形检措施《人物志》的出现，标志着士人清议由直接谈论政治转入抽象义理的探究，要求人们从客观事物出发去认识真理引人注目的是书中宣扬“无为而治”，道家色彩相当浓重这显然是士人精神主流的折射至此，思想界价值转换的前期工作完成了，其走向玄远的趋势已然明了，玄学的一些要素和命题也已出现，但尚未形成具有核心意义的思想概念和完整的理论体系。

它呼唤着大师级的思想家为之催生二经过汉末的群雄割据，纲纪大乱，社会又转入重新整合过程，新思潮面临着新的严峻形势以多元并存和率性自然为主要内容的新思潮，对于旧统治秩序来说，其批判和解构功能甚强由于始终未能提出明确的社会理念和理论体系，在重建秩序方面显得力不从心相比之下，儒学思想又显出实惠而有效的优长来曹操深谙此间奥妙：“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还说：“并隆礼学，渐敦教化，则王道两济曹丕、曹睿顺着这个思路走下去，社会又显露了由多元到一元的趋向无论是现实需要还是新思潮自身的逻辑发展，都急迫地要求它实现思想刨新，提出能与儒学抗衡且具有治世功能的理论体系，同时也为新思潮找到更高层次的精神归宿玄学由此应运而生    玄学创立者何晏、王弼活动的正始年代，上承多元并存的余绪，政治对思想的打压尚不明显，学术思想还相当活跃所以，他们的理论兴奋点相对侧重在社会关怀和思想关怀方面在构想社会理念时也主要从建设性和理想性的角度考虑何、王两人皆儒道双修之士，特别是何晏并未“遗落世事”，“正始中任何晏以选举，内外实职，多得其才，粲然之美，于斯可观”，政治社会经验是相当丰富的以这样的背景，他们当然明白，建立并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仅凭老庄的自由自然思想不行，靠法术也非长久之计，还是离不开儒家的礼义纲常。

因此，他们的思路是调和儒道，各取其长，构筑一个能够容纳思想自由、个性发展，又不过分排斥人、压抑人的纲常伦理秩序两汉数百年间，儒学已经体制化，与名教划了等号新思潮作为它的对立物出现，深知其弊，担心笼统地重提儒学会助长名教的抬头为此，何晏、王弼找到一个切入口，用“老”解“经”，以“道”论“儒”，用解构、思辨和融合的方法，重新解释儒学，以跳出名教的藩篱，让儒学与玄学的社会理念相契合这项任务是通过一系列的玄谈品题来实现的    言意之辨《周易·系辞》曾提出“言不尽意”，说明语言不能完全表达思想《庄子)倡“得意忘言”说，意思是领会了思想实质尽可忘却表达思想的语言针对着名教将儒家体制化并奉为教条经典，句句是真理的观念，王弼运用“言不尽意”的思路，认为言不过是得意的工具，而非意的本身，因固守言而得不到意，言就失去了意义反过来，如果得到了意，言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被奉为经典的儒学就是“言”，并没有完全表达圣人的思想，是大可不必拘泥其间的(另一玄学家荀粲说得更直接：“然则六籍虽存，固圣几之糠秕而其字句背后的本意，则需要进一步领悟和重新解释玄学由此既摘去了名教罩在儒学头上的神圣光环，又为自己吸收、运用儒学的某些思想打通了道路。

    圣人有情无情之辨名教之治造就了一代又一代道貌岸然、情不外露的“君子”，一直以为这就是效法圣人的准则新思潮则以率真自然、任性为行为风尚何者合乎理想的人格？何晏与王弼辩论圣人是否有情，观点不同，却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同一个道理何晏先论“圣人无喜怒哀乐”，以为圣人有情，但能节之以礼，达到无哀无乐的境地而一般人则不可同日而语，感情的随性而动是在所难免的王弼从另一角度加以深化，“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在他看来，圣人也是人，也有感情冲动的“自然之性”，只是因为具有“守其真”的自然本性，使感情自然流动而不过分这样，何晏和王弼在把圣人从天上拉回人间的同时，又论证了重情的率真自然的行为方式并不违反圣人之道，名教的为人准则倒是不合圣人的本意他们实际上是提出了一种既自然任情又不过分的道德标准    本末有无之辨本末有无系玄学的核心命题，也是糅和儒与道的关键点儒学重世俗、重伦理道德，两汉将之视为立国之本，做人之本，天下之大道王弼注《论语》，却对道德的“道”进行了概念转换：“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变成了老子本体论的“道”老子的“道”即是“无”，“无”又并非空无，而是自然的有。

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3]王弼说孔子并不反对“无”，“圣人体无，无又不可训，故不说也所谓伦理纲常只是“无”所生发出的“有”而已，因此是“末”何晏的说法更有意思：“君子为儒，将以名道；小人为道，则矜其名也[4]明讲真正的儒学是顺自然的，而非求虚名的名教王弼进一步发挥道，“自然亲爱为孝，推爱及物为仁也仁义，母之所生，非可以为母；形器，匠之所成，非可以为匠也舍其母而用其子，弃其本而适其末，名则有所分，形则有所止虽极其大，必有不周，虽盛其美，必有忧患[5]在这里，儒学的仁义、忠孝都是需要存在的，但应出自人的自然本性，舍此“本”而求徒具形式的“末”，其伪必生相反，“用以不形，御以不名故名，仁义可显，礼敬可彰也[6]所以，立道必须顺自然之性，“随物而成”玄学就这样在理论上改造了名教，将其引入自然的轨道在用老庄学说对儒学进行一层层的解构、阐释与吸收的过程中，玄学的社会理念日渐明晰，理想的蓝图也勾画了出来其核心观念是“无为而治”，但这个“无为”，一非不讲事功，二非不要秩序，而是主张顺着社会的自然之性发展，不要过分生政以扰民何晏作《景福殿赋》：“体天作制，顺时立政……招中正之士，开公直之路。

想周公之昔戒，慕咎繇之典谟除无用之官，省生事之故绝流遁之繁礼，反民情于太素[7]王弼这样解释《老子》中“不尚贤”一语：“唯能是任，尚也曷为；唯用是施，贵之何为可见他们都是崇尚事功而求实效的但事功若像过去那样去追求，其结果只能是“愈为之则愈失之矣”正确的社会理念是“无为”，即不强施为，使人“无避无应，尽用其情各言所知，各为所能”，也就是“无私于物，唯贤是与这样就会形成理想的社会秩序：“物无所尚，志无所营，各任其贞，事用其诚，则仁德厚焉，行义正焉，礼敬清焉[8]那么，“无为而治”的前景如何呢玄学家充满想象地描绘道：“若夫大爱无私，惠将安在？至美无偏，名将何生？故则天成化，道同自然不私其子而君其臣，恶者自罚而善者自功，功成而不立其誉，罚加而不任其刑，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然[9]虽然这种理想只能是纸上谈兵，但不能由此而轻视玄学创立者真诚的社会关怀和严肃的理论思考更何况其中还包含着许多思想上的合理成份；至少，针对着名教之治产生普遍假和恶的历史教训，它闪射着真和善的价值光芒三    继何、王之后，早期玄学进入了它的第二阶段，也产生了两位代表人物——阮籍、嵇康就思想言论来看，与何、王糅和儒道不同的是，阮、嵇对名教采取了完全对立的态度：“越名教而任自然”。

这是否意谓着他们彻底摒弃了儒学而转向“遗落世事”？我认为不能这样看其实阮、嵇均深受儒学熏陶，有着纯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