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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视角：单向度历史叙事的拆解——印度“底层研究”的一种进路 底层视角：单向度历史叙事的拆解——印度“底层研究”的一种进路【作 者】王庆明/陆遥【作者简介】王庆明，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讲师，吉林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沈阳 110034)；陆遥，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工作系学生南京 210094)【内容提要】鉴于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形塑下的精英主义史观及底层民众在历史的叙事中的缺席，印度底层研究学派开创出一种“重读”精英主义历史书写并将被遮蔽的历史还原出来的“底层史观”但这种纯历史的研究方略对于当代正在发生的底层的日常行动往往具有滞后性回到底层缺席的精英主义的历史缝隙中去窥见或重塑底层的历史形象，这种被动逻辑的再生产本身就是对底层历史的一种漠视与歪曲，由此我们需要将这种底层史观及其研究方略进行有意义的拓展，不仅要在时间上由过去的历史扩展到当下底层的日常生活情景，而且在空间上也要由南亚扩展到其他地区，由此形成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底层视角”摘 要 题】环球视窗【关 键 词】底层研究/底层史观/底层视角【正 文】“底层研究”(Subaltern Studies)肇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这种由印度历史学家开创的研究路径之所以受到关注，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底层史观”，这种历史观是印度知识界对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形塑下的精英主义史观的反思与批判。

对此贡献最大的当属印度加尔各答社会研究中心，1982年该中心一组研究南亚农民社会的著作以总题《底层研究》发表，至今已陆续出版了十多本《底层研究》随之而来，底层研究的影响由南亚扩展到欧美、拉丁美洲以及东亚等地，并引起非常大的反响，该中心凝聚的一批研究人员被称为“底层学派”①印度底层研究的核心人物查特杰(Partha Chatterjee)一再强调并不是底层研究学者使底层问题得以浮现，而是在特定的环节和领域才使问题有机会浮现②“底层”作为问题何以浮现底层研究学派的一个重要概念武器就是Subaltern，对Subaltern的中文译法有底层、下层、属下、从属、庶民、贱民等此概念是从安东尼奥·葛兰西那里借来的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首先使用“底层阶级”(Subaltern class)一词，并指出资本主义对底层的支配需要在文化上得到底层的认可③查特杰指出，葛兰西是在两个层面上使用“底层”这个词的其一，用做产业无产者的代名词葛氏强调的是资产阶级在获取权力的过程中，不单通过国家机器强行获得支配地位，而是把市民社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制度转化为对整个社会的领导权，这种领导权甚至是在底层阶级认可的过程中得到的。

其二，葛兰西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讨论底层阶级问题的他指的是在以阶级分等级的社会里，占支配地位的阶级和从属阶级之间更一般的关系葛兰西对欧洲马克思主义者对农民的文化、信仰、实践活动以及政治潜力的否定和不予重视的态度持严厉的批评立场与这种态度相反，他在札记中谈到农民的宗教信仰和实践的独特性质、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产品、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斗争，并谈到革命的知识分子研究和理解农民的必要性；他也着重指出了与统治阶级的整体性的、独创性的和具有活力的历史动力机制相比，破碎的、被动的和依赖性的农民意识的局限④印度的这些学者，尤其是历史学学者为什么要从葛兰西那里借来“底层”概念？若如查特杰所说不是底层学者在“建构”底层问题，而是特定背景才使问题得以浮现，那这特定的背景为何呢？《底层研究》前六卷的主编古哈指出：“印度民主主义的史学研究长期被精英主义主宰着，这种精英主义包括殖民主义者的精英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精英主义它们都是英国在印度统治的思想产物，可它们却在政权的更迭中存在下来，并分别被吸收到英国和印度的新殖民主义者和新民族主义者的言论中……这两种形式的精英主义者都带有这样一种偏见，即把印度民族形成以及在此过程中渗透着的意识——即民族主义——发展完全或者主要归结为精英者的成就。

⑤殖民主义精英以“刺激—回应”模式来诠释印度的历史，而民族主义精英在凸现所谓“民族性”的历史书写中着力强调民族精英与殖民者对抗的一面，而尽力淡化二者的“合谋”，与此同时在处理与底层的关系时则又强调自身作为“现代化”的推动者而底层成了无意识的命令执行者，由此轻描淡写对底层的剥削和压迫，并试图忽略底层的自主性底层研究学者反对这种民族主义历史学，在他们看来，后殖民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共同构筑了“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只不过前者是发起者和生产者，而后者则是合谋者和传播者与此同时，这二者又共同构筑了一种历史书写的规范印度的左翼人士，尤其是学院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精英主义历史观提出了质疑，但印度“主流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也非常接近国族主义立场，所以某种程度而言，《底层研究》的问题也同时是左翼内部的问题，是在质疑主流马克思主义历史里强势的国族主义观”⑥查特杰进一步阐述了底层研究所践行的“底层史观”和印度受英国马克思主义影响所倡导的“自下而上的历史”观的差异，即“底层历史绝不是‘自下而上的历史’后者将被遗忘的人民的历史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大厦的下面拖将出来，这无疑会使得西方现代性的叙事更为详细、完整但是，没有任何‘自下而上的历史’能够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本身的存在、稳定或者说历史合法性提出挑战”。

⑦底层作为问题浮现不仅具有前文所述的学理背景，同样具有很强的现实基础20世纪80年代的印度，精英主义形塑的民族主义历史学遭到各方挑战，与此同时旧的民族政治结构也在不断弱化，“政治上已经出现了下层阶级的运动整个1980年代发生的事其实确立了底(下)层阶级政治团体的独立地位在更早期的时候，大部分主流团体都在政治圈里，而且与民(国)族团体结盟现在他们有属于自己的独立团体”⑧综上所述，底层作为问题提出至少基于三点：其一，精英主义主宰的国家主义现代史学观——(后)殖民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合谋——使底层民众在历史的叙事中缺席其二，印度主流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坚守的“自下而上的历史观”没能对精英主义史观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挑战，并最终趋向于精英主义形塑的国家主义现代历史观其三，旧的国家政治结构开始弱化，底层阶级的反抗运动不断涌现让我们再回到对“底层”概念的讨论上来古哈认为底层这个词“指称南亚社会中被宰制的或处于从属地位的下层，不论是以阶级、种姓、年龄、性别和职位的意义表现的，还是以任何其他方式来表现的”，⑨指出其使用的“人民”与“底层”在词义上是相同的，“包括在这(底层)范畴内的各种社会群体和成分，体现着全体印度人与所有那些被我们称为‘精英’的人之间的统计学上的人口差别”。

那些在特定的环境下为“精英”办事而被划分在地方或地区层次的势力集团内的较小的乡绅、破落的地主、富农和上中农也被古哈列入底层的范畴⑩古哈代表底层研究学者对底层概念的界定及对这个概念的补充说明至少存在两个问题：其一，古哈是根据“精英”来界定“底层”，即不具有精英特质的人就可以称为底层这种以精英为参照的界定忽视了底层具有独特的文化特质和自主意识——虽然这是底层研究者自己“宣称”并信守的，可以说古哈无意中又跌入了精英主义预设的陷阱其二，这种对概念界定的模糊性——当然这一点被古哈所承认，尤其是将那些与精英关系暧昧的地方势力集团也列入底层概念范畴，即使底层研究者证明了这种所谓的“底层”在反抗殖民主义的运动中具有自主性，这同样也可以被视为民族主义精英的动员——在一定条件下他们为精英工作，这为精英主义者将底层的自主性转述成其自身的“能动性”留下了口实 基于以上不难看出，底层研究学者对印度民族主义历史的重读和对底层民众历史贡献的再现，以及由此产生的态度直接构成了《底层研究》的路向古哈指出，精英主义的历史书写“不能为我们解释印度的民族主义因为它不承认人民自己在建立和发展民族主义方面独立于精英的贡献，更不用说去解释此贡献”。

11)作为底层学派的代表，古哈此处的言说，实则要表明的是底层在推进民族解放时并不是对印度民族主义精英领导唯命是从，他们有自己的“自主议程”问题是，如何在底层缺席的精英主义的历史书写中挖掘底层的自主性呢？退而思之，这种自主性是如何在殖民者和民族精英的双重压制的缝隙中生成并展现出来的呢？这是底层研究学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而这正构成底层研究的切入点，即底层政治空间的问题从“底层史观”到“底层视角”：底层研究方略社会学意义上的拓展在印度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背景下，对于底层民众是否具有自主性的追问实际上可以转化为另一个问题，即底层是否具有“政治性”？而底层学者之所以不得不首先面对这一问题是因为长期以来掌控印度历史书写者——无论是自由主义的历史作家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作家——形成了一种共同的“误识”，即都将底层民众的集体行动视为一种“前政治性的”，亦即“非政治性”，这也正是底层研究学者要与印度左翼划界的重要起因所以，最初底层研究学者都将“农民参与民族运动”作为共同的研究领域，并且将研究的重点放在试图表现底层政治的自主性上12)底层研究学者通过对历史的挖掘发现，以农民为代表的底层民众在参与民族解放的运动中“并不一定得按照政治精英们立下的规范；他们依据自己的方式加入……即使他们参与更大规模的政治活动时，他们也不会放弃他们自己的议程”。

13)由此可以证明，以农民为代表的底层民众的集体行动也是政治性的，只不过他们表现政治性的方式与精英不同14)这种对底层民众自主性的证明需要一种特殊的历史眼光，这种眼光使底层研究学者能够穿透精英主义历史书写背后的逻辑这也正是底层研究学者所要直面的一个问题，即如何阅读精英主义者书写的历史，亦即底层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古哈在《底层研究》第二卷中的《漫谈反—起义》一文中呈现了阅读精英主义历史叙事的一种方法，即底层史观的方略古哈将精英主义书写的历史文档称为“反—起义”，并且将这些历史叙述和话语按时间先后顺序和与官方观点的亲密程度分为三种形式的话语：主话语、次话语和亚次级话语官方对农民起义的直接解释被视为“官方话语”，官方的调查报告、回忆录等形式的历史叙述被古哈称为“次话语”，而跟官方话语没有直接关联的，在事件发生后由历史学家整理记述的原始样态的数据等历史书写则被视为亚次级话语15)古哈这种通过拆解精英主义历史叙事、重读历史的方法确定了底层研究的方略和基调他们试图在官方话语的叙事背后读到不同的“故事”，进而把被遮蔽的历史还原出来对底层自主性的早期研究中，最知名的是古哈1983年出版的《殖民地时期印度农民叛乱的基本问题》。

本书揭示了农民反抗的符号及其象征性意义，并指出民族主义精英历史书写的诟病：利用农民来为民族主义精英服务——以底层民众的“服从”行动作为其彰显自身历史贡献，即突出其“民族性”和“抗争性”以及作为主导者的角色16)底层研究学派的后继发展了古哈重读历史的基本方法如底层学派的重要人物，也曾参与主编《底层研究》的迪皮斯·查克拉巴提在研究1890至1940年加尔各答黄麻工人的问题时主张：“首先，对于那些常常被用来重组工人阶级状况历史的统治阶级文献，既可以从它们所说的方面，也可以从它们‘不言的’方面来理解；在理解它们不言的方面时，不能止于纯粹的经济因素解释——尽管经济因素无疑重要——还必须置其于工人阶级的文化领域17)无疑，底层研究学者的这种底层史观及其基本研究方略，对于处于殖民地时期和争夺民族解放过程的历史的重读意义深远然而，对于当代正在发生的底层的日常行动，是否要等到其成为历史——等到民族精英的历史书写对之描述定格以后，我们再回到底层缺席的精英主义的历史缝隙中去窥见或重塑底层的历史形象呢？这种被动的、无奈的逻辑的再生产本身就是对底层历史的一种漠视和歪曲，而基于此种逻辑的对底层历史的描述或重构，是否真的是在表述底层，还是底层学者在无意中诠释底层之难逃“被表述”的命运，抑或仅仅是历史学家——无论是底层史观的持有者还是精英史观的延续者——一种学科惯习或个人兴趣而已呢？因此，我们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