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教育中的国家主义地发展综述19200字教育论文范文.doc

20世纪教育中的国家主义地发展综述19200字舒新城曾经说过，教育哲学就是教育的理想教育的理想各人都有，各地不同乡下的老太 太也有其教育哲学，因而也有其教育的理想，有其对于什么是好光景、什么是好生活、什么 是好孩子以及什么是好教有的见识此说大体不谬，可以用于观察与理解个人的教育生活 然而，若要观察一个社会或一个时代的教育生活，要分析一个社会或时代的教育生活如何深 受其所追寻的教育理想的影响，仅从芸芸众生个体的教育哲学或教育理想分析入手是不够 的，必须分析那个社会或时代有广泛影响力的、居于支配地位的教育理想无论在哪个社会 或时代，这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居于支配地位的教育理想都是主流教育价值观的来源，是 驱动和引领无数教育工作者开展教育实践的精神力量，是教育政策和教育实践合理性、合法 性与合目的性辩护的根本标准纵观20卅纪以来我国现代教育制度建立、发展和不断变革 的历史实践，尽管不同时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们提出过种种不同的教存理想，开展过种种不 同的教育试验，但百余年来对中国不同时期教有政策和实践影响最大最深的教育理想莫过于 “国家主义"(nationalism)可以说，它构成了 20世纪中国社会形形色色教育理想的主轴 或基调，在整个现代教育制度建立、发展、变革、革命或创新的过程中或强或弱，或明或暗, 推陈出新，绵延不绝。

木文的主要任务是对20世纪中国教育中的国家主义教育理想进行初 步的历史梳理和理论分析，以引发教育哲学同行们的兴趣，并期待对此进行较为全面、系统 和深入的学术讨论20世纪中国教育实践中的国家主义教育理想不是中国的“特产”，它像许多20世纪的政 治思潮、文化思潮、教育思潮一样，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舶来品”从源头上说，国家主义 教育理想早在古希腊时期和我国西周时期就出现了，可以说与占代国家的同时诞生，是古代 国家为了维护国家独立、培育国家意识、构造社会秩序的理想工具柏拉图在其著名的《理 想国》中曾称羡斯巴达的国家教育制度，明确反对雅典城邦将教育事务交给私人我国古代 的《礼记-学记》一开篇也教导国家的统治者，“发虑宪，求善良，足以畿文，不足以动众; 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 “玉不琢，不成器; 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但是，影响20世纪中国教育的 国家主义教育理想却既不是对古希腊国家主义教育理想的借鉴，也不是对中国历史上国家主 义教育理想的继承，而是直接来源于18-19世纪欧洲现代民族国家在形成时所产生并依赖 的国家主义及其教育理想，是欧洲近代I I益高涨的国家主义教有理想在中国独特社会背景下 的进一步发展，并与欧洲各国国家主义教育理想一脉相承、交相辉映。

为了区别于古代的国 家主义及国家主义教育理想，也可以将这种与现代西方民族国家诞生相关联的国家主义及其 教育理想称为“现代国家主义”(modern nationalism)现代国家主义可以被看成是通过 新闻媒体、社交活动、公开演讲以及学校教育等诸多途径对国民性的创造，它唤醒了人们对 于共同语言、文化和历史遗产的自我意识，唤醒了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感，要求人们对于某一 国家在政治上的绝对忠诚 [1]120德国的费希特(J. G. Fichte, 1762—1814)、英国的 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 1766—1834) > 法国的 拉夏洛泰(Louis-Rene de Caradeuc de Lachalotais, 1701—1785)等人都是现代国家主义 及其教育理想的热心提倡者和系统论述者[2]422-474尤其是拉夏洛泰的《论国民教育》 (1763)一书和费希特的《告德意志民族的演讲》(1807)影响最大，经常为中国的国家主义者 们所提及拉夏洛泰在《论国民教育》一书中大胆地批判了耶稣会教育，提出“法国民族需 要一种只依靠国家的教育”，认为“教育的中心bl的是：培养对国家的忠诚、团结感和为国 家尽忠的能力”，从而对法国乃至西欧各国现代世俗公共教育制度的建立产生了很大影响, 被认为是阐发现代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更基之作。

[3]费希特在自己著名的演讲中用德语高 度赞扬了德意志民族，认为她既有“伟大的天才”，也有“深邃的智慈”，大敌当前，他呼 吁全体德意志人“警惕那些亳无知觉的奴役，因为它会从我们后代那里夺走我们未来解放的 希望”，“我们必须立刻成为我们必须成为的那样，即德意志人”[4]国家主义教育理想 是塑造近代欧洲民族国家、促进国家统一和国家认同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中国近代国家转型 中也引起了同样的关注，发挥着同样的作用诞生于近代欧洲的国家主义及其教育理想在19也纪中后期就通过多种途径陆续地抵达中 国，引起清政府中一部分官僚和知识分子的高度关注，被普遍看成是应对国家危机的一个选 项1860年后，以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派所开展的洋务教育和兴办的各种新式学堂就积 极地体现了国家主义的教育理想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了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 用”的文化教育主张，其目的还是保存秦汉以来中国君主制和儒家文化传统19世纪末期, 以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派也是提倡和发展国家主义学说的著名学者在他们看 来，当时的世界是一个列强争雄的时代，只有国家主义才能使中华民族得以保存，并日立于 世界民族之林这使得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刚刚诞生时就被赋予服务国家的使命，一直延续到 今天。

不过，在1912年之前，受制于各自的政治立场和信念，洋务派和维新派所主张的国 家主义还具有比较浓厚的封建味道，与西方学者所倡导的现代国家主义还不完全是一网事 主要的差别在于洋务派和维新派所侣导之国家主义抽掉了由欧洲一些启蒙思想家所阐述的 现代国家之价值基础，如日由、平等、民权等，只根据当时政治的需要抽取了其对内凝聚民 众、对外呈现主权要求的形式，也可以说是一种发育不全的国家主义20世纪最初的十年,是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国君主政体最后的十年在这十年,国家的外患 未消，内患加剧，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尽管在这十年，清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变革, 废除科举制度，向海外派遣留学生，颁布新学制，发展新式教育，但是根本无助于挽救封建 国家的灭亡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发动一次又一次的革命，并最终取得了决定 性的胜利，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新国家的建立，急需开展国家主义教育，通过国家主义 教育来推行“三民主义”学说，培养共和国民，使新政权合法化关于国家主义教育的必要 性，孙中山曾说，“遍查古代和现代世界各国生存之道，如果我们想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 中，我们就必须发展国家主义……中华民族具有共同的血缘、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习俗, 但是却只有家庭和帮派的概念，而缺乏国家的精神。

……因此，我们现在才沦为世界上最贫 穷、最软弱和最低等的国家如果我们现在不热切地提倡国家主义，将四万万同胞凝聚成一 个强大的国家，我们就会面临巨大的悲剧，国家荒废，民族解体要阻止这样的危险发生, 我们必须大力提倡国家主义，通过培育国家精神来拯救国家 这可能是最早的“教 育救国论”，其内核是国家主义的教育理想，即通过在青少年学生和广大社会民众中间培育 国家意识和国家精神来拯救国家随着现代国家主义精神和哲学的兴起，中国新的领导者渴望发展由国家控制的教有体系, 崇尚国家主义的理想这种渴望甚至达到了宗教般狂热的程度 [l]pxii到了 20世纪20 年代中期，国家主义的教育理想得到了系统的辩护和论述，形成了一系列有关实施国家主义 教育理想的政策主张，出现了 “国家主义教育学”的派别这个派别的主力军是李璜 (1895—1969)、陈启天(1893—1984)、余家菊(1898—1976)等人，其中以余家菊的贡献为最 大[5]1925年，年轻的余家菊出版《国家主义教育学》一书，系统地阐述自己的国家主义 教育学思想在该书的序言中，他写到：“曩昔余游欧陆，道出安南、印度各属，得目睹亡 国人民之憔悴，皙种子孙之骄傲，嗣居英法，更亲见国民习性之迥异，国际利害之冲突，与 夫和平论者势力之脆薄，而恍然于战争之机，随处皆是，杀戮之祸，随时可作。

1门1顾祖国， 则不肖者方征诸于利欲之私，高明者又好为超国嫉种之论卫国之心，自强之念，浙灭怠尽, 几何其不载胥及溺乎？ ”⑹此段文字，很好地说明了余家菊提侣国家主义教育的背景及目 的，也反映了国家主义教育理想的提倡者们对于当时国家处境和命运的忧思这种忧思不仅 表达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屡受外国列强欺侮导致的怨恨，而且也表达了对民国成立之后军 阀割据、派系众多、政治动荡、国家四分五•裂的不满，比其他的一些政治主张和教育理想更 能迎合当时知识阶级和社会舆论的曰味，因而一时间国家主义教育理想广为传播在余家菊看来，“国家” 一词不仅意味着“土地”、“人民”和“主权”，而且也是一种 “伦理实体”，是国民共同心灵成分和精神归属他说，“个人扩大其自我，则自我与国家 合一，所谓民吾同胞、宇宙内事皆我分内事者是也我之所以努力于国家者，正所以 完成其日我我欲完成其自我，又必取径于服务国家成己成人，木是一事，合而言之，大 道乃现更从国家言之，国家与个人性格之所表现而成国家的善益皆来自于个人的贡 献……依据以上讨论，中国的教育目的，当使个人凝结其人格与国家之上，实现其自我与 国家之中 [7]基于这样黑格尔式的国家理论，余家菊非常重视国民教育问题，认为“国 民教育为立国之根木。

国民教育不发展，无论政治失其死依，即就国防言之，亦无术健 全 [8] 70提出国家主义教育的基本精神：国家主义教育培养日尊精神与独立气概；国家 主义的教育发展国性而阐扬国光；国家主义的教育陶铸国魂以更定国基；国家主义的教育主 张维护国权以延续国脉基于国家主义的教育精神，余家菊又厘定了国家主义教育的宗旨， 提出教育国家化的具体政策建议：教育应由国家办理或监督；教育应保卫国权；教行应奠定 国基；教育应发扬国风；教育应鼓铸国魂；教育应融洽民情[8]363-364其中最重要的是 前两条，涉及到国家的教育主权问题，强调要禁止教会、私人或外国人举办教育，收回由一 些教会所把持的教育主权教育主权问题确实是当时的一个极为现实的问题，不仅一些教会 学校不在政府部门注册，教师聘用、学生招收、教学科目设置、教学语言选用等都不受政府 的控制一些LI本人在华开设的学校甚至根木不教授任何中文科目，学校的中国学生还被要 求每天向日本的天皇鞠躬针对这些情况，余家菊等人提出收回国家教育权的主张，有其进 步的意义；①[8]364他提出的开展国庆口教育，国歌、国旗、国耻教育以及普及小学教育, 注重军事训练等各项具体建议，也成为后来不同时期国家主义教育的基本内容。

1927年之后，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长期的军阀割据的局面结 束，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二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领导了一系列的 起义，建立自己独立的苏维埃政权和根据地南京国民政府致力于推行“三民主义教育”， 共产党则在日己的根据地推行“新民主主义教育”三民主义教育与新民主主义教育尽管在 教育宗旨、方针和内容上有许多不同，但是其共同的目的都在于如何通过教育来提升民众的 思想、道德、知识与能力素养，以实现国家的彻底独立和统一，因此可以将它们看成是20 世纪20年代末之后至抗LI战争爆发前国家主义教育理想的新形式至于余家菊等人所提倡 的国家主义教育主张，二者也多有重视和发展，如加强对外国人和教会学校的管理、注重爱 国主义教育、军事教育、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等等但是，由于余家菊等人在政治立场上对 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学说持激烈批评的态度，其国家主义学说和国家主义教育思想遭到了以怖 代英、萧楚女等人为首的坚决批驳批驳者与提侣者之间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开展国家主义 教育或要不要培育青年人的爱国精神，而在于要青年人爱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教育能不能救 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