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文集.doc
27页190 年代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年代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 评介评介 周业安 一、 对计划经济体制的起源的 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主要涉及制 度的起源、演进及其与经济 绩效之间的关系的研究,那 么首先一个问题便是,制度 是怎么来的?只有明白了一 项制度的起源,才能够理智 地判断这项制度有何优缺点, 以及发生变迁的原因早期 林毅夫等人的发展战略论认 为,建国之初领导人富国强 民的想法面对资本稀缺的农 业经济基础的约束,不得不 追求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 这种战略的实施必须人为地 排斥竞争,用各种管制、歧 视和保护来替代市场机制的 作用充当扭曲政策的保障 的高度集权体制一旦建立, 便最终消灭了市场本身,从 而完成了向计划经济体制的 过渡林毅夫等人随即把这 种体制起源的战略观加以推 广,进一步解释了前苏联和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计划体制 的形成,同时他们又用这种 观点解释了国有企业的起源 但其后朱恒源和倪凡发展的 一个新古典模型证明,资源 约束只构成集权体制选择的 必要条件,而当时新中国面 临的战争压力才是充分条件 另外,中国领导人的主观取 向也可能对制度选择产生影 响,朱恒源等人的模型推断, “道德人”假设构成了体制选择的另一个充分条件。
他们 认为,集体安全的需要促使 每个人优先努力保证团体的 安全,为共同的利益而无私 奉献,结果,建立在“道德人” 假设基础上的社会无需货币 交易,也无需内部监督,从 而使计划体制的实施成为可 能 林毅夫和朱恒源等人的理 论均是一种政府制度供给论, 但曹正汉的模型发现,计划 体制的形成也存在诱致性变 迁的可能他认为,由于众 多没有经营能力的社会成员 预期在计划体制下通过分配 能力的取得来获利,因而支 持新体制这可以解释 50 年 代农村干部和普通农民积极 推动合作化的现象曹正汉 也承认,国家意识形态的宣 传和对私人经济的干预强化 了上述预期 二、对改革过程的动态分 析 在早期的研究中,中国经 济学家首先假定市场经济优 于计划经济,然后把计划体 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本 身作为研究对象,着重回答 过渡的性质及决定因素这 些研究普遍认为,由于旧体 制带来了很高的交易成本, 严重阻碍了经济增长,因此 必须进行改革,通过权衡改 革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成 本,人们选择了试错性质的 渐进道路,以尽可能降低改 革成本 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渐2进式改革的确带来了经济增 长和体制绩效的改进。
利用 一个简单的“主导部门—竞争 性边界”模型,张军发现,在 改革初期继续维持旧体制而 不瓦解它,对于保持改革后 的经济增长是必要的,并且 体制外增量改革及体制内增 量改革都有助于生产的增长 和市场化本身张维迎的模 型也证明,通过谈判的方式 来逐步界定政府与企业的权 利关系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改 进同时,张军用一个国有 部门的主导厂商模型进行模 拟发现,只要存在进入竞争 性边界的强烈反应,对产出 增长来说,改革的起点虽然 重要,但不是决定性的;特 别是,改革之初大量集体经 济企业的存在反而降低了个 体经济的进入速度;并且国 有企业对补贴的程度的微小 变化会产生较大产出效应, 这使得逐步取消国有企业的 补贴有助于确保改革过程中 产出增长的持续性,从而避 免了前苏联的经济大滑坡 林毅夫使用 1970-1987 年间 的分省资料检验后发现,从 人民公社制向家庭承包责任 制的转变是 1978-1984 年间 产出增长的主要源泉,而 1984 年后产出增长放慢可以 由劳动力的加速外溢和肥料 使用增长率的急剧下降来解 释林青松利用 1981-1990 年间的数据分别对不同所有 制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 了估算,发现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最低, 为 1.52%,而城市集体企业 为 7.89%,乡镇企业为 2.37%,均高于国有企业。
刘 小玄等人通过在一个超越对 数生产函数中设置所有制虚 拟变量,发现国有企业的全 要素生产率明显低于其他所 有制企业如果把企业和个 人激励机制的改变视为产权 的变化,那么不同的分配方 式会影响到经济绩效刘小 玄等人还发现,管理人员的 利润可获得比重和企业的全 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明显的 正相关关系李实、杜海燕 和郭晋刚的研究则显示,职 工较高比例的奖金是与较高 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相关的 陈剑波通过研究乡镇企业的 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间 的关系发现,和普遍的看法 不同,乡镇企业用资本和劳 动利用效率计量的资源配置 效率并不高,原因是乡镇企 业特殊的制度安排存在企业 和政府间的很高的交易费用, 阻碍了配置效率的改进但 就制度因素的贡献来说,王 小鲁等人发现,制度变革因 素对乡镇企业增长的贡献 1981-1992 年间平均达 6%左 右,其中仅 1989-1990 年间 是负的这些基于微观数据 的计量检验基本上证实了新 制度学派的观点 三、过渡过程中政府的作 用 早期的研究认为,中国的 制度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具有3政府主导型特征,至少在改 革的某一段时期内是如此 一个原因在于政府拥有绝对 优势的政治权利和资源配置 权利,其直接参与能够化解 政府追求社会产出最大化和 官员自身利益最大化之间的 矛盾(即所谓“诺思悖论”); 另一个原因在于财政压力迫 使政府直接改变现存制度安 排;第三个原因在于改革的 方向、速度、路径等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拥有最高决策 权的核心领导者的偏好,改 革过程中社会效益的增进是 以核心领导者能获得更多的 效用为前提的。
这种政府主 导型的看法由杨瑞龙、张宇 燕等人提倡,颇具代表性, 并与林毅夫等人的发展战略 论一脉相承 但是,政府主导型改革的 命题得不到经验的强有力支 持周其仁在全面剖析中国 农村经济体制的变迁过程时 指出,改革前农村集体经济 的低效率导致农民的不满以 及政府自身的财政压力,迫 使政府作局部退却,从而使 农民有了一定的“局部退出权” (即政府对家庭经营和集体 工副业的默认)到“整个 80 年代,国家在确认了包产到 户体制之后,农村经济政策 的基本走向,就是在农民自 发的制度创新推动下承认农 民自有资源的私产制度”裴 小林也证明,改革前后一直 不变的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正 好作为渐进平稳转轨的一个载体这意味着表面上的政 府主导型改革实际上不过是 政府对自发的民间改革的确 认而已张维迎证明,国家 与企业之间实际上是通过谈 判来逐步界定双方的权利的 改革的交易观而非主导观也 得到了其他证据的支持杨 晓维的成都自发股票交易市 场案例、陈郁对 1986-1990 年间的上海股票交易的实证 分析、孔泾源的股份合作经 济案例、杨瑞龙的江苏昆山 自费经济开发区案例、黄少 安广东三茂铁路公司案例、 刘守英的中国农村集体所有 制变迁个案、张军的温州民 间金融机构案例及张曙光的 山东惠民小市场案例等都从 不同侧面论述了同样一个道 理,即一旦政府(主要是中 央政府)退却,其他社会成 员就有能力通过自发的制度 创新来捕捉潜在的获利机会, 而如果政府试图获得先动优 势,通过行政手段强行占有 这些机会,就可能伤害自发 的制度创新本身。
突出过渡过程中政府的作 用,其实是在讨论政府与市 场的关系,以交易为基础的 改革观在承认政府的作用的 前提下,强调市场才是更基 本的制度安排按照哈耶克 的理论,市场实际上是一种 “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市 场化就是这种合作秩序的形 成和发展所谓合作,就是 要在承认每个人的平等的契 约权利的前提下通过一定的4制度规则来协调相互之间的 利益矛盾因此,唐寿宁认 为,从这个角度看,市场具 有立宪功能,即所有当事人 都有权参与制度的形成,这 意味着合作秩序的形成与扩 展是建立在所有当事人的一 致同意基础上的这也就相 当于否认了单方供给制度的 可能性盛洪、张曙光、陈 宗胜、张军等人的案例均显 示,成功合作的秘诀“不在于 政府积极地站在前面充当主 角,制造市场,而在于紧紧 追随个人的寻利行为,并沿 着它的方向,根据它的需要, 为其清障铺路,提供服务, 给予保护,加以引导” 当然,关于政府的消极作 用是经济自由主义的老话题, 只不过中国的改革案例进一 步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而已 从另一个角度看,改革过程 中政府是否还有其他的作用? 杨瑞龙和黄少安的证据表明, 地方政府在过渡过程中是相 当活跃的,其原因在于,地 方政府作为社会组织必须与 当地的企业一起追求当地的 经济增长,并和其他地方政 府竞争,这种共同的利益关 系把地方政府和企业、社区 紧密相联,共同作为与中央 政府相抗衡的力量。
这种家 庭结构在追求经济目标时相 当于钱颖一等人提出的“M 型” 联邦制结构,当出于某种原 因中央政府退却时,地方政 府便乘机填补空位,从而使 得事实上的分权结构合法化,造成一种中国式的“经济联邦 主义”笔者认为,对地方政 府来说,当地的经济增长已 经不是副业,而是主要的工 作,此时这种政府已经不是 原本意义上的政府,而是一 种制度企业家,通过直接参 与制度创新和经济活动来实 现本地的发展 中央政府的被动和地方政 府的主动形成了两个独立的 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格局, 分权化及地方政府之间竞争 的客观后果是加速了中国的 市场化进程但地方政府积 极参与的后果具有两重性, 它既可能促进又可能阻碍经 济增长,这与每个地方的社 会经济条件及官员的能力有 关实际上,地方政府直接 参与市场建设在很多方面带 来了不良后果,樊纲等人的 经验研究显示,地方政府的 非规范公共收入占总公共收 入的一半以上,所谓“三乱” 及官员腐败现象严重损害了 当地人民的福利,所以才需 要对政府予以恰当的定位 四、对经济组织的性质的 分析 除了对政府和市场的认识 以外,国内的学者还就企业、 家庭等经济组织的性质进行 了讨论。
企业的性质是新制 度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 题,国内的争论只不过是国 外争论的延续(注:争论主 要集中在崔之元、张维迎、 周其仁及杨瑞龙和周业安之 间张认为企业的本质是资5本的所有权,而崔等人分别 从公司法、人力资本及产权 的经济性质等角度论证了企 业的利益相关者本质 焦点集中在对资本所有者以 外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的确 认如果经济学是面向现实 的,那么就不能停留在纯粹 的理论推导上,而是要回答 为什么现实的企业经常表现 出关注利益相关者的权益? 企业的契约性质实际上已经 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承认 契约性质就必须承认制度形 成过程中的一致同意,也就 必须承认企业决策只是利益 相关者各自声音的汇集不 过,中国的各种企业制度由 于环境的特殊性导致有个性 的一面张春和王一江通过 对乡镇企业的性质的考察发 现,乡镇企业的产权结构不 是个人自由约定的结果,而 是政府主导作用下的产物, 因为乡镇政府拥有广泛的资 源控制权,可以通过这种特 权来获得产权 除了企业等组织外,有关 家庭的制度结构不能不分析, 因为中国的社会经济组织的 家庭色彩较浓厚张曙光把 家庭看作是一个产权主体 陈凌则把家庭看作一个治理 结构,在陈凌看来,如果一 个社会的信息流以规范信息 为主(注:所谓规范信息是 指主要通过文字交流的书面 的、正式的信息,反之则是 非规范信息。
那么市场 和等级等标准治理结构就被广泛运用;如果一个社会存 在严重的信息不规范,信息 的交流就只能依赖面对面的 人际交流,此时家族式组织 就是有效的一个很自然的 推论就是,中国的社会信息 结构属于不规范型,那么有 效的治理结构就是家族式组 织和企业间交往形成的战略 网络 社会网络对经济组织的影 响作用不仅仅如此,刘世定 认为,经济活动是嵌入人际 关系中展开的,在一定的人 际关系背景下,签约前的人 际关系存量会影响到交易特 征;并且人际关系的多元性 和对其控制的有限性也会带 来它与文本合同的摩擦这 意味着同一种合同治理结构 嵌入不同的关系结构,就可 能产生不同的作用,导致不 同的结果另外,关系结构 对文本合同的影响是双重的, 既可能改进合同法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