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卫灵公篇第二十九章旧注述评.docx

    《论语》卫灵公篇第二十九章旧注述评    【Summary】《论语》卫灵公篇第二十九章“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言简而意深，历来都是注家的关注点所在，而其主要分歧点也集中在“人”、“弘”、“道”三字意义的阐说上，由此来推知“人”与“道”的关系因此，对此章训诂历史的考察，或将成为我们诠释孔子真意的重要途径Keys】论语；人能弘道；旧注述评引言《论语》卫灵公篇第二十九章“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言简而意深郑皓曾评论“此章最不烦解而最可疑”；被使用最广泛的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本也表明此章真意“很难体会”，只能就字面意思将其翻译为：“人能够把道廓大，不是用道来廓大人[杨伯峻,论语译注[M],中华书局,2009]实际上，历代注家对此章就争论不休，主要分歧点集中在“人”、“弘”、“道”三字意义的阐说上，而对此章训诂历史的考察，或将成为我们诠释孔子真意的重要途径旧注评解纵观旧注对本章的训诂阐释，“人”、“弘”、“道”三字是重点，尤以“道”字为先早自皇侃起，注家大多关注到“道”的含义的重要性并对它进行阐释：道者，通物之妙也通物之法，本通于可通，不通于不可通——皇侃《论语义疏》道者，通物之名，虚无妙用，不可须臾离。

——邢昺《论语注疏》张子曰：“心能尽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检其心，非道弘人也——朱熹《论语集注》人即道之所在，道即所以为人之理，不可殊观——朱熹《四书或问》曰：“道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又曰：“‘天下之达者，所以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古今所共底道理，须是知知，仁守，勇決——朱熹《朱子语类》道者何？命之源、性之本、心之神、情之动、仁义礼智信之常、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伦，曰中、曰一、曰极、曰诚，皆道也，人所以载，是道也道所以为人之理，道非人则何所附丽，人非道则不过血肉之躯耳——黄仲元《四如讲稿》皇侃的《义疏》中引用张载语，其意在将孔子所说的“道”沟通张载学说中的“性”这一概念，而张载在《正蒙·太和篇第一》中提出了他的“性”的概念——“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性”乃合“虚”与“气”生，本身又无“知觉”，实际就是孔子所说的最普遍的“道”了此时对“道”的解释尚有一定客观性，其解释也一直较为稳定然而，自《论语注疏》后，注书文本中对“弘”字基本上统一为“大”或“廓大”之意。

黄仲元却提出“弘有二义”：弘，大也——邢昺《论语注疏》弘有二义，人之得是道于心也，方其寂然，无一理之不备，亦无一物之不该，这是容受之弘及感而通，无一事而非是理之用，亦无一物而非是理之推，这是廓大之弘其容受也，人心揽之若不盈掬，而万物皆备于我，此弘之体其廓大也，四端虽微，火然泉逹，充之足保四海，此弘之用——黄仲元《四如讲稿》黄仲元把“弘”的含义归纳为两个，一是“容受之弘”，二是“廓大之弘”，并在叙述“廓大之弘”的含义时强调了“人”的含义是需要有偏向性的但到明代时，周宗建在《论语商》中则明显针对黄仲元的看法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人字莫认作太高，弘道莫只看得迂阔了试想吾人随时随地那一处不是道之流行，那一刻不是道之鼓舞？皆是弘道作用故曰人能弘道，实是合智愚贤不肖之人而点动之也若以人字专归圣贤，以弘字只说位育参赞等话，则圣人此语死煞无味，此题亦无生活日子亦——周宗建《论语商》结合周宗建的注解可以看到，论证“弘”的含义其实终究会牵涉到“人”的含义，由此可前溯至更早的旧注中就已经隐约对“人”的概念阐释产生了分歧才大者道随大，才小者道随小，故不能弘人——何晏《论语集解》道者，通物之妙也通物之法，本通于可通，不通于不可通。

若人才大，则道随之而大，是人能弘道也若人才小，则道小，不能使大，是非道弘人之也——皇侃《论语义疏》弘，大也道者，通物之名，虚无妙用，不可须臾离但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是人才大者，道随之大也，故曰人能弘道百姓则日用而不知，是人才小者，道亦随小，而道不能大其人也，故曰非道弘人——邢昺《论语注疏》到黄仲元时，对“人”的讨论更为清晰：人是一个人，方能廓大其道，道只托于人，安能使其大哉？……均是人也，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万人之人，有亿人之人，有兆人之人人至于为兆，人之人者，然后位乎天地之间，立万物之上，始得谓人之人，其人之至乎故曰：圣人，人伦之至，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到得至处、践处其弘多矣，人同是——黄仲元《四如讲稿》显然，比起之前几位注家将“弘道”之“人”模糊定义为普遍意义上的“人”，黄仲元则认为，“能弘道”的“人”是有一定要求和限定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弘道”他认为，一个普通人只能廓大自己的“道”，只有能教化天下的圣人才能廓大具有普世价值的真正的“道”于是，“弘”与“人”意指范围的缩小和偏向进一步导致了“道”字义在旧注中的发展，到清代时，在《论语正义》中，这一字义已经明显与先前的“道”有了差别：道随才为大小，故人能自大其道，即可极仁圣之诣，而非道可以弘人。

故行之不著，习矣不察，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则仍不免为众中庸记所云“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即此意也汉书董仲舒传：“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下引此文又礼乐志载平当说衰微之学，兴废在人，亦引此文，义皆可证——刘宝楠《论语正义》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对“道”的解释已经明显偏向“圣贤”之“道”至此不难看出“弘”“人”字义的密切关联，也不难看出此二字对“道”字训诂的重要影响：因为如果“弘”的含义具有偏向性，那么就如何晏所说的，“才大者道随大，才小者道随小”，到刘宝楠也说“故行之不著，习矣不察，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则仍不免为众中庸记所云‘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即此意也综合上面的论述，在此章的串讲中，“道”字始终是训释重点，而“弘”与“人”的讨论终点也是为了对“道”有更进一步的明确阐释注家大多选择从“人”与“弘”入手，一步步对本章含义进行解构，直到刘宝楠时才开始出现“道”的明显倾向近现代注家中，钱穆与南怀瑾也直面这一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弘，廓大之义道，指人道道由人兴，亦由人行自有人类，始则浑浑噩噩，久而智德日成，文物日备，斯即人能弘道。

人由始生，渐至长大，学思益积益进，才大则道随而大，才小则道随而小《中庸》云：“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此言非有大德之人，大道亦不在其身凝聚，此亦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若道能弘人，则人人尽成君子，世世尽是治平，学不必讲，德不必修，坐待道弘矣——钱穆《论语新解》这是上面这几段的主干思想——人的问题一切人事、一切历史，都是人的问题人才能够弘扬道所谓道，就是真理，这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呆板的，它不能弘扬人，须要人培养真理这就是重点所以孔子始终讲的是人文的文化——南怀瑾《论语别裁》在这里，钱穆先生把“人”论为一种“弘道”的普遍主体，把“弘”解为纯粹的廓大而没有任何一方面倾向，“道”则阐释为没有圣贤好坏之分，只与“人”有关的“人道”，颇显返璞归——这一论述最重要的价值不在于对前人的注解进行了“人”个体和群体两种“弘道”的举例，把“人”的含义返回到何晏《集解》中的最初内涵，更在于他明确了从邢昺起提出的“弘”的“廓而大之”的含义，批驳了刘宝楠在《正义》中引用《中庸》“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一句把“人”的范围缩小的看法，也不带倾向性地将“道”缩小了范围南怀瑾先生则主要强调了“人”的作用，把“道”归结为一切人事、历史的真理——而这些都是需要“人”来培养的。

从字义分析转入“人”与“道”的关系1.比较互证对于此三字的训释，笔者试以“人”字入手进行分析经过统计，“人”在《论语》中，包括本章，按句段计，一共出现161次其中，一般用法的“人”或广义的“人”一共出现了153次，如：其为人也孝弟（1·2）——一般用法舜有臣五人（8·20）不患不己知，患不知人也（1·16）——代词，别人，人家而狭义的“人”字用法，又分为几种情况：其一，表不包括老百姓的“民”在内，指士大夫以上之人，或置于地名之下，表示某地的大夫的，一共6次，如：节用而爱人（1·5）——指士大夫以上之人修己以安人（14·42）——指士大夫以上之人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3·15）——表示某地的大夫的.其二，特指人才的，一共2次：女得人焉耳乎（6·14）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14·9）因此《论语》中把“人”作为一个普遍意义的名词的出现次数最多，即使把“人”作为狭义范围使用也仅是出现在涉及阶级等级和人才两个角度，涉及圣贤之义用“人”的并没有前例因此，笔者认为黄仲元所说把“弘道”主体“人”限定在“圣贤”一层是证据不足的同时，可以看到，《论语》中两次出现的“特指人才”含义的人都是在特定的语境下出现的，第一次是在子游担任武城县长时，孔子问他是否在当地得到人才，于是子游推荐了澹台灭明；第二次是在有人希望孔子评价管仲时，孔子毫不犹豫使用“人”给出了“人才”的评价。

通过文献的比较互证，“人”的“人才”这一含义在《论语》里的出现他通常有具体语境，不应该像本章这样直接出现所以，与其根据何晏、皇侃、邢昺等忠于“才大者”弘道的说法，判断“人”字就应该是“人才”的含义，不如说这种注解其实也只是一个举例——为了指出“人能弘道”的其中一种表现，并不是将“弘道”的“人”限定于“人才”方面道”在《论语》中的含义就更加宽泛了，更多的时候，“道”更像是孔子的一个术语，有时指道德，有时指学术，有时指方法：本立而道生（1·2）吾道一以贯之（4·15）不以其道得之（4·5）由“人”的分析进一步推论，笔者以为本章中所谈到的“道”应只与“本立而道生”中的“本”有关，而不应该带有一定的价值倾向性2.人与道的关系分析人与道的关系将有助于字义的更准确训释纵观前文所举旧注，“人”的“等级”越来越高，是与历史时期有紧密关系的：认为“道”高于“人”的论述大多集中于唐代及唐代以前，如皇侃、邢昺、刘宝楠，大多对“道”的含义有所阐释，而且在这一阶段，“道”的含义与道家的“道”极为相似；认为“道”与“人”的关系是平衡的论述，大多集中于宋代，如朱熹、黄仲元，他们认为“道”和“人”的关系是平衡的，“道”依托在“人”的身上，“人”也需要“道”才能免于仅“血肉之躯”的凡体。

最重要的地方在于，“人”有主动性（“人有知思，则可以大其所有之理”、“能与不能，存乎人耳”），“道”无主动性（“道无方体，则岂能大其所讬之人”）；认为“人”高于“道”的论述，更在近现代时期，如钱钟书和南怀瑾——这或许与人文意识在中国历史中的逐渐增强有关南怀瑾说，“孔子始终讲的是人文的文化”，这一点在《论语》中是有所体现的：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2）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生道”的是“本”，而不是“人本身”，而在这段话里，这个“本”指的是一些基本品格和性格，是“人”的一种能动性的体现；所以，从《论语》重视“人”的思想来看，“道”高于“人”这样的说法理据是不够充分的，也很可能是受到早期儒道思想交融的影响；但是，如果要因此句就说“人”高于“道”，也是证据不充足的对于一些“道”的形式，比如孔子最重视的“仁”，“人”也体现出了充分的主体意识和能动作用：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7·30）“斯仁至”是否可以代表“人”凌驾于“道”之上呢？从这一章内容来看，“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