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相隐制度.docx

《中国古代史专题》期末作业1近三十年近三十年 ““亲亲相隐亲亲相隐””制度研究综述制度研究综述 （（2020 世纪世纪 8080 年代至今）年代至今）历历史（史（师师范）范） 08161147 赵赵凌宇凌宇[ [摘要摘要] ] 亲亲相隐制度是我国古代封建刑律的一项重要原则，它源自《论语·子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中国历代各朝多以孝治天下，在不同程度上对这一思想有所继承根据亲亲相隐原则亲属之间有罪应当互相隐瞒，不告发和不作证的不论罪这项原则主要是为了维护封建伦常和家族制度，巩固君主专制统治但亲亲相隐制度对现代社会家庭伦理价值和刑法制度也有其积极的一面，所以亲亲相隐制度仍有去研究、探讨的价值[ [关键词关键词] ]亲亲相隐 法律制度 研究一、何为“亲亲相隐”制度“亲亲相隐”制度是我国古代法律的一项重要原则和内容，它发端于秦汉时期，并且汉宣帝下诏确立“亲亲得相首匿”原则是“亲亲相隐”入律的开始但溯其本源，它源于周礼， 《论语·子路》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是对周礼 “亲亲” 、“尊尊”原则的一脉相承作为我国古代法律重要原则之一的“亲亲相隐”制度，主要是指祖父母、父母与子孙之间，夫与妻之间（在唐代还扩大到同居之人之间、部曲奴隶对主人）一方犯谋叛以下罪时，另一方应予以容隐、藏匿，不得擅自揭发其罪的制度。

这不仅是五服近亲属（同居之人或部曲奴隶与主人）之间的法律义务；根据律法，卑亲如果擅自控告尊亲，即违法“亲亲相隐”原则，还会被科罪处刑亲亲相隐”制度在我国古代律法中延续了近两千年，在清末变法修律过程中一度也引起争议但随着我国法律的近代化过程和对西方法律的移植，这一中华法系代表性的法律原则最终淹没在浩瀚的史海之中，我们只能从《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刑法志》中寻觅它的蛛丝马迹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亲亲相隐”制度的研究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不断呼唤人性的回归，要求从人性价值的层面分析和考量法律问题此时， “亲亲相隐”这一制度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和睦稳固的家庭关系以及和谐稳定的社会关系而这些正是现代社会在人性方面的缺失所以“亲亲相隐”制度重新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焦点《中国古代史专题》期末作业2近些年来“亲亲相隐”制度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在史学界、法学界、哲学界都引起了较大的研究热潮其中法学界的关于“亲情容隐”的思考早于哲学、史学界，值得哲学和史学界的学者重视很多学者都在尝试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这一问题，并且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许多突破性进展20世纪50年代初到70 年代末，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并且这一时期政治风暴袭卷全国，所以关于“亲亲相隐”制度的研究陷入了低潮。

直到1975年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简的出土，“亲亲相隐”制度的研究出现了热潮，并且主要是对秦简《法律问答》《封珍式》中“非公室告”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学术的解禁，对“亲亲相隐”制度的研究得以迅速发展，80年代以来法律思想史的著作出了很多，大多都提到了“亲亲相隐”制度如，曾宪义、范忠信在《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通览》（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专门列出章节讨论亲属相隐的问题这一时期的研究大致分为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围绕新出土的简帛材料进行讨论，二是研究角度的多元化一） 、围绕新出土的简帛材料进行的研究1983～1984 年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竹简出土，所以这一时期的研究也大多以汉简为研究的着手点崔永东先生的《简帛文献与古代法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运用简帛材料站在出土文献的角度上来论述古代法的精神，对“亲亲相隐”制度就有所涉及并且这一时期从简帛材料入手研究“亲亲相隐”制度的论文也大量发表，如：于振波《秦律“公室告”与“家罪”所反映的立法精神》（《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年9 月第5 期）认为，“非公室告”包括子女盗窃父母的财物以及父母擅自对子女和奴婢施以杀、刑、髡等刑罚的行为，这类侵害行为如果由家庭内部成员（包括奴婢）向官府告发，官府将不予受理，但不禁止家庭以外的人检举告发。

二）、研究角度多元化1、从中外法律史的角度：范忠信的《中西法律传统中的亲亲相隐》（《中国社会科学》，1997 年第3 期）,《亲亲相隐：中外法律的共同传统》（《比较研究》，1997 年第二期）,《中国亲属容隐制度的历程、规律及启示》（《政法论坛》，1997 年第4 期）,《亲亲相为隐：中外法律的共同传统—兼论其根源及其与法治的关系》（《比较法研究》，1997 年第2 期）等一系列论文，比较了中外亲隐制度的异同，“就容隐制在中西法律《中国古代史专题》期末作业3传统中的相通与相异、在不同社会制度中的相近与相异、在不同法系中的相同与相异之处作了初步的分析与归纳2、从儒学伦理角度：2002 年至2004 年以武汉大学郭齐勇先生为代表的有关学者就“亲亲互隐”制度及由此引起的儒家伦理诸问题展开了讨论，参加人数达数十人，发表论文达百篇，例如，郭齐勇《也谈“子为父隐”与孟子论舜——兼与刘清平先生商榷》（《哲学研究》，2002 年第10 期），丁为祥《儒家血缘亲情与人伦之爱的现代反思》（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哲学评论》2004 年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赵文艳的《论“亲亲相隐”与“大义灭秦”》（北大法律信息网）等。

此后，郭齐勇先生把这些文章编辑成集出版了《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年），包括学者十八人，论文三十一篇此论文集从“亲亲相隐”出发以哲学的角度历史的评价了儒家伦理和儒家伦理的现代意义问题3、从心理学角度：段晓彦,谢全发的《亲亲相隐的心理学解读》（《学术论坛》，2006 年第10 期），段晓彦《“亲亲相隐”制度的心理基础探析—从本土心理学的视角》（黑龙江社会科学，2007 年第6期(总第105 期)）4、从人性的角度：如段晓彦《浅探“亲亲相隐”制度的人性基础》（《法学论丛》，2007 年第1 期）5、从其他法律制度与“亲亲相隐”制度的联系的角度：陈水星《从睡虎地秦简看秦代的告诉制度》（《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汉文综合版）》，2005 第25 卷第一期总第33 期）；程政举《 所反映的汉代告诉制度》（《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7年第3 期(总第52 期)）； 张松《睡虎地秦简与张家山汉简反映的秦汉亲亲相隐制度》（《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 00 5 年11 月第25 卷第6 期）， 张松认为“亲亲相隐”制度是作为连坐制度的配套措施而法律化的。

因为连坐制度的立法依据是为了提高刑罚上限,增加对犯罪的威慑连坐制度有效性的一个基础是家庭中较强的亲情, 而亲亲相隐制度正是为了增强亲情而设6、从礼治的角度：刘红升《先秦儒家法律思想中的“礼治”及其启示》（《西安外事学院学报》，2006 年3 月第2 卷第一期）三、我看“亲亲相隐”制度“亲亲相隐”制度，从创制之初就彰显了儒家的人文关怀思想，千百年来在历朝编纂的律法中作为一项基本刑法原则得以延续 “亲亲相隐”制度以家族亲属为本位，充分考虑到律法与人情之间的关系，从亲属容隐的角度，对刑法的责罚范围作出限缩，使中《中国古代史专题》期末作业4国古代刑法制度不断趋于合理，符合礼制 “亲亲相隐”制度的确立和演变是中华法系对世界法律发展的卓越贡献在现实生活中，法理、人情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良好的法治社会中的法律，在制定之初就应当兼顾到人情并且事实上, 只有法理没有人情的法律很难使人们做到自觉遵守在实践中,即使犯罪嫌疑人、罪犯的亲属明知包庇行为会受到法律制裁, 依然会选择包庇、窝藏犯了罪的亲人,甚至被判刑人入狱后对自己的行为也不后悔,对他们而言, 所谓司法秩序是海市蜃楼, 被害人虽然冤枉, 但也比不上自己与罪犯的骨肉情深。

为了保存风纪, 反而破坏人性, 而人性却是风纪之源泉事实上,不仅仅是中国历代在立法时都对血缘至亲的人情予以尊重, 当代世界各国也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如德国、日本有“期待可能性”的规定,故如果缺乏此种期待可能性, 而成为责任之事由, 不能使该行为人负刑事责任这里就不仅仅包括对基于血缘亲情而为之行为的认可, 还包括基于对人趋利避害的本性的尊重而英美国家也有沉默权的规定, 其中包括证人、被告如果认为法庭所需要的证词会对自己或自己的亲情、夫妻关系造成损害, 他们有权保持沉默,这就更加明显的突出了对基本人情的尊重所以，我认为，无论是从对人性、对社会最基本的组成单元，即具有血缘关系的家庭的尊重, 还是基于对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合理借鉴, 亦或是对西方法律的移植,“亲亲相隐”的原则在当代中国法律体系中都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参考文献：[1]《睡虎地秦简与张家山汉简反映的秦汉亲亲相隐制度》，张松，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11月第25卷第6期[2]《西汉衡山太子刘爽获罪原因考》，陈万良，刘惠琴，怀化学院学报，2007年1月第26卷第1期[3]《“亲亲相隐”制度研究综述》，郭程，政治研究[4]《“亲亲相隐” 与证人拒绝作证制度》，李福臻，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