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北京的铺户及其商人.docx

清代北京的铺户及其商人.doc清代北京的铺户及其商人在步入近代之前，中国的传统城市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市民阶级，但是，城市生活中的商业流通与货币需求，使得商人成为城市中的主要居民，并在城市经济运行过程中充当了主要的角色但是正如西方学者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城市的建立有为收取货币地租与各种赋税1[1] 的目的，所以，它体现的是官僚政治体制下的地主经济，中国商人在社会角色上也难免摆脱地主经济附属地位的影响，处于两难当中通常，我们对历史上商人的考察，往往着重于资本规模、经营方式、资本流向等等，而本文则更关注于商人在城市中的社会角色，试图通过对京城中有一定影响力度的商人与政府及其统治者关系的考察，能对上述问题有所回答一、 铺户及百年老店北京作为全国最大的消费性城市，在清代前期，工商业、特别是商业的发展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北京作为都城，不仅是帝王居住的地方，也是贵族官僚、文人士子最集中的地方这里不仅有全国最大的商业市场，而且聚集着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向被称作“商贾辐辏之区”而京城消费型城市的特点，也使它形成了商业比手工业发展，官商优于私商等特点而在众多的商人中，他们通常都以“铺户”作为个体从事商业活动的。

所谓“铺户”，是指开店铺的人户而言，是当为封建政府从户籍管理的角度对 商人的称呼由于店铺是商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所以铺户的称谓也应当在封建社会后期才出现，而清代不仅官方文献《清实录》中有“铺户 ”的记载，即便是私家笔记中也有“铺户”的称谓出现铺户，非走街串巷的小贩，亦非在街肆摆设摊位的摊贩通常，铺户都有一个带门面的店铺，只是经营规模大小不同，大多数的铺户都属于小家小户的买卖而且除了杂货铺之外，铺户往往是经营着某一种单一的商品在自称待余生的晚清人撰写的《燕市积弊》中，所列京城铺户有: 钱铺、钟表铺、挂货铺、绒线铺、鞋铺、药铺、金店、翎子铺、首饰楼、当铺、香货店、嫁妆铺、红铜铺、纸铺、纸马铺、面铺、香蜡铺、米碓坊、蒸锅铺、裱画铺、漆铺、黄酒铺、南果铺、切面铺、刻字铺、喜骄铺、寿衣铺等，近三十余种而每一行业的铺户又有数十家、数百家之多，如“以京都而论，大小药铺，足有三四百家” ; “翎子这行买卖，向来是山西人所作，以北京而论，共四十余家” ; 当铺，“以北京计算，共有一百五十余家” ; 香货铺，“这行出在北京，并没有几处，就是这两三家”，等等 1[2]在这些众多的铺户中，尤以来自山西和山东两省的外地人居多。

清人夏仁虎有过评论 : “北京工商业之实力，昔为山左右人操之，盖汇兑银号、皮货、干果诸铺皆山西人，而绸缎、粮食、饭庄皆山东人其人数尤众者为老米碓房、水井、淘厕之流，均为鲁籍盖北京土著多所凭藉，又懒惰不肯执贱业，鲁人勤苦耐劳，取而代之，久遂益树势力矣绸缎肆率为山东人所设，所称祥字号多属孟氏初惟前门之泰昌为北京人，盖兼办内廷贡品者，各大绸肆必兼售洋货 1[3] 《燕市积弊》也对夏仁虎之说作了作证，书中说: 切面买卖“在北京城里开铺子的分两路人: 一是山东，一是直隶蒸锅铺的买卖儿发明最早，凡在北京开设的，全是山东人多北京的漆铺大半都是山西买卖翎子这行买卖，向来是山西人所作 1[4]这些铺户主要分布在地安门街、东西安门外、东西四牌楼、东西单牌楼，以及菜市、花市等北京内外城的主要商业区， 1[5] 而以外城的正阳门一带最为集中事实上，早在明嘉靖年间修建外城前后，北京的正阳门周围及两旁的大街便逐渐形成一定规模的商业区，聚集起众多的铺户明末市肆著名者，如勾栏胡同何关门家布、前门桥陈内官家首饰、双塔寺李家冠帽、东江米巷党家鞋、大栅栏宋家靴、双塔寺赵家慧苡酒、顺承门大街刘家冷淘面、本司院刘崔家香、帝王庙前刁家丸药，而董文敏亦书、刘必通硬尖笔。

凡此皆名著一时，起家巨万……富比王侯皆此辈也 1[6] 进入清代，随着内城汉人的整体向外城迁移，正阳门形成全国规模最大的商品流通市场，而铺户之集聚亦然居全国之首如《都门纪略》云 : “京师最尚繁华，市廛铺户，妆饰富甲天下，如大栅栏、珠宝市、西河沿、琉璃厂之银楼缎号，以及茶叶铺、靴铺，皆雕梁画栋、金碧辉煌，令人目迷五色至肉市、酒楼饭馆，张灯列烛，猜拳行令，夜夜元宵，非他处所可及也 1[7] 余蛟在《梦广杂著》中亦曰 : 正阳门外“左右计二、三里，皆殷商巨贾，列肆开廛 1[8] 其中不乏被誉为“老字号”、历经明清达百余年的铺户，如六必居、王麻子、王致和、烤肉宛、同仁堂、都一处、和顺居、天福号、内联升、便宜坊、全聚德、正明斋、瑞蚨祥、荣宝斋等 1[9] 因而，晚清时夏仁虎在谈到这些铺户时，有“各不下数十家，互称老铺，争执可喙” 1[10] 的议论由于资料的限制，对于京城铺户的发展状况难以作深入的研究，但是，铺户及其商人对京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还是散见于时人的记载当中的这些铺户在发展的过程中各自走出自己的道路，也形成独特的经营理念，但却摆脱不了传统社会的影响其中，最知名的同仁堂也最为典型在药业行业中，虽清代京城中有大小药铺三四百家，但“四远驰名”，饶有诚信者当属“同仁堂之丸散膏丹，西鹤年之汤剂饮片”，而同仁堂尤其名气大作。

同仁堂坐落在正阳门外的大栅栏，为乐家所创，乐家原籍浙江宁波府慈永镇，明永乐年间移居北京，以串铃走方行医为业清初，乐家四世祖乐尊育(1630,1688)敕授登仕郎，为太医院吏目，掌管出纳文书，后晋文林郎五世祖梧冈字凤鸣（1661,1742） 因乡试落第，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 年）创办同仁堂药店所以有称同 仁堂“明已开设”，似不准确但同仁堂为“京师药铺之著名者”确是当之无愧的其时，“外省人之入都者，无不购其硇砂膏、万应锭以为归里之赠品 1[11]雍正元年 （1723 年） ，同仁堂开始供奉御药房，因此声誉日隆，以后同仁堂经历了盛衰的变化乾隆十八年（1753 年） ，乐家遭受火灾，第六代掌柜乐礼病故，同仁堂药铺难以维持，乐礼之妻申请主管衙门资助由于皇家需要同仁堂药房，便出示招商，由乐家世交张世基认股合资经营此后，同仁堂的股份越来越多，由嘉庆二十三年 （1818 年） 的一张合股经营的废合同上可以看到，同仁堂的股东有21 人，股银 43800 两至道光十一年（1831 年） ，同仁堂以价银60000两典给了朱某 1[12]这期间，同仁堂屡经变迁，但不变的是挂在药铺前的“乐家老药铺同仁堂”的匾额。

传至乐家十代的乐平泉，终于还清债务恢复祖业乐平泉死后，同仁堂由其四子共同经营，形成四大方共管制度同仁堂的故事，说明晚清时京城的某些铺户中已经出现了股份制经营，同时说明一些老店亦须得到封建政府的扶持，方能步入其老年的辉煌其商业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需要附着于传统社会关系之上而且这种现象似并非特例与同仁堂不分伯仲的“鹤年堂”，其大门里外所挂的匾额分别为明代权臣严嵩、严世藩父子所书以酱羊肉闻名的月盛斋，“铺在户部街，左右皆官署”，“此斋独立于 （ 官衙 ）中者数十年，竞不以公用征收之其原因除了“以酱羊肉出名，能装匣远赉，经数月而味不变” 1[13] 外，更在于月盛斋包揽承做清代用于祭祀的“全羊”1[14]二、 专做旗人生意的老米碓坊作为大都市的北京，人口最为集中，粮食消费量也最大，且北京东郊的通州又是南方漕粮运至北方的终点清前期，来自河南、山东等地的漕粮经过运河运到北京城东的通州，每年约有五六十万石不等所以，粮食业是京城的大行业之一，从事粮食业的商人形成不小的群体他们当中有从事贩运粮食的行商，也有开店经营 的铺户据文献记载，清代北京的粮食业最初掌握在山西人手中但是，随着山东人的插足，山西人逐渐失去了对粮食业的垄断地位。

咸丰年间开业的大顺粮店（ 崇文门外平乐园大街） 是最早的山东铺户之一，随后由于同乡亲友互相援引，山东人经营粮业的铺户日渐增多，逐渐取代山西人掌控了粮食业而在这些从事粮食业的铺户中最可论及者，当为最初由山西人创建的“老米碓坊”，它对京城的旗人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老米碓坊原本是从事米业加工兼及销售的铺户，但随着旗人口粮及禄米对粮食市场供求关系及利润影响的加大，老米碓坊开始专做旗人生意而这一行业的出现与清政府对旗人的管理方式和旗人的生活习惯有着直接的关系其时，凡属旗人，每月由朝廷发给钱粮，有官职和爵位者另发禄米 1[15]“这种口粮和禄米都是由南方漕运而来，存在仓内，陈陈相因，米色变红，故称,老米?稻谷米色好看的皆备宫中之用，这, 米色红朽?的老米除了供给旗人之外，还是六品以下官员的官俸老米须经加工碾出米来才能食用当时，由山东人开设的米碓坊备有碾碓承揽老米加工，其加工方法是将稻谷掺上白砂，用脚蹬石墩反复轧磨，磨去稻壳和糙皮，再经扇扬，即成净米 1[16] 这种笨重的加工方法劳动强度很高，后虽改用槽碾，用牲口拉磨，却仍属于体力劳作，并非易于赚钱的行当但是，随着老米碓坊在从事米业加工的同时，开始兼营高利贷，事情便发生了转变。

最初是旗人把老米加工的事委托给碓坊，并由碓坊代为办理领取口粮或禄米的手续，加工后直接得到净米，而碓坊则扣除一部分米作为加工费用，两相便利但旗人大都不事生产，习惯于悠闲自得，吃喝玩乐，每月领到的钱粮往往用不到月底于是，就向碓坊预借，寅吃卯粮，碓坊便乘机加增工费，并对预借钱粮部分加收重息而旗人为了救急，也只好任其盘剥双方便逐渐形成了高利借贷关系久之，许多碓坊竟然依靠对旗人的放贷致富，而旗人一旦进入高利贷的罟中，其家用生计越发依赖于此，也只能任由老米碓坊摆布虽然，清政府严禁八旗官兵将领得的禄米或米票转让给铺户，可是，却又不得不“听其自行售卖”原因在于，旗人所支禄米，除供自己消费外，总有一部分剩余大体上，“官兵俸粮留食者三、四分，官局收买者二、三分，余俱在外流通，奢济民食”此外，对于八旗富户而言，禄米的转卖可以调剂粮食品种据记载 : “京师贵人家以紫色米为尚，无肯食白粳者”所以百官、旗人等往往将领得禄米的多余部分“贱价售之米肆，而别籴肆米以给用” 1[17] 所以，钱粮禄米流向经营米的铺户，因京城人的生活习惯演变成市场行为，不易禁止还有一部分“忽于生计，习为奢侈”的旗人，“饷银一经入手，不为度日之计，辄先市酒肉以供醉饱，不旋踵而赀用业已告竭，又支领官米。

随即贱价售予铺家，祗顾目前得钱使用，不肯稍为储蓄而家中食米转零星用贵价向铺户籴买 1[18] 当时，内外城的老米碓房不下千余所，他们专门收购旗人的口粮和禄米，旗下兵丁也靠他们取得银钱使用，渐渐地这些粮商铺户，即“老米碓房”便逐渐控制了旗人的经济命脉据清光绪时人夏仁虎记载，其一旗籍友人曾议论说: 清之盛衰皆因山东人所谓“盛是指山东籍的三顺王降清，即“至皮岛之四将归 （ 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 ） ，而势力遂入关内然其衰也亦由之，”是指旗人在经济上受制于山东人经营的老米碓坊由于旗人“世族俸银米悉抵押于老米碓房，侵渔逼勒久，遂握有全部之财权因债权故，碓房掌柜之乡亲故旧稍识之无者，率荐入债家为教读，遂握有满族之教权于是旗籍人家无一不破产，并其子弟之知识亦无一不破产矣夏仁虎认为 : “语虽近激，亦非无因而且他以身边的实例予以证之夏仁虎讲述曰 : “昔居内城，邻人某满世爵也，起居阔绰如府第制一日，余家人偶至街头老米铺，俄一少年至，视之，即邻家之所谓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