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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翻译诗学理论之红色文化翻译与对外传播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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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于翻译诗学理论之红色文化翻译与对外传播研究 摘 要:翻译诗学是一种跨学科的翻译理论,它突破了“纯语言学途径”,为翻译研究开辟了从诗学视角解读翻译作品的新途径毛泽东诗词思想深刻、意境高远,是中国红色文化的经典之作,蕴含了优秀的红色文化基因,其对外传播影响深远本文以许渊冲《毛泽东诗词》英译本为研究对象,基于翻译诗学理论,从翻译诗学“形式与内容、整体性原则以及文学系统”三大核心概念出发,对毛泽东诗词的红色文化翻译及对外传播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探讨中国红色文化翻译及对外传播的具体原则和诗学内涵关键词:翻译诗学;毛泽东诗词;红色文化翻译;对外传播一、引言翻译诗学是诗学中的翻译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袁莜一、许钧,1995)它是文学翻译研究中一个新的理论视角,旨在运用文学作品的创造性来进行翻译研究,主要包括“形式与内容、整体性原则以及文学系统”这三大核心概念毛泽东诗词是中国优秀红色文化的典型代表,富有较强的创造性,它意境雄浑壮阔,笔力豪劲,文化内涵丰富,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诗歌史上的丰碑臧克家,2005)毛泽东诗词充满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是中国红色革命和建设艰辛历程的艺术再现,弘扬了中国优秀红色文化,在对外传播上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许渊冲《毛泽东诗词》英译本为研究对象,基于翻译诗学理论,从其三大核心概念出发,对诗中的红色文化翻译及对外传播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探讨中国红色文化翻译及对外传播的原则与内涵,以期为中国红色文化作品翻译提供参考,促进中国优秀红色文化走向世界二、翻译诗学理论概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已从语言视角转变为文学、文化、诗学、哲学、美学以及生态学的多视角研究目前跨学科的翻译研究已经成为主要的范式翻译诗学理论正是一种跨学科的翻译理论,它突破了纯粹的语言学研究,开辟了从诗学角度解读翻译文化作品的新方法,拓展了翻译的文化研究国外关于翻译诗学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有法国学者亨利梅肖尼克(Henri Meschonnic)、美国学者威利斯巴恩斯通(Willis Barnstone)以及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 Lefevere)法国学者亨利梅肖尼克提出了“翻译诗学”的主张,认为翻译理论应包含于诗学中,并提出了“中心偏移”说,认为翻译诗学就是要使原语与译语间、不同时代间、不同文化间的种种矛盾得到一个历史客观性的解释袁莜一、许钧,1995)美国学者威利斯巴恩斯通提出“翻译诗学”更多地关注语言层面的翻译问题。

      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没有具体详述翻译诗学,而是提出“重写”理论,认为翻译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这两方面的限制国内关于翻译诗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翻译诗学”做过相关论述的主要学者有袁筱一、许钧(1995)、杨柳(2009)等,他们都意识到了翻译诗学理论对于翻译研究的重要意义,并以具体的译本为例,对翻译诗学理论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不仅关注译本在语言层面上分析,还主张译本中心文化对译作的重要性三、从翻译诗学理论三大核心概念分析毛泽东诗词的红色文化翻译许渊冲在他的《翻译的艺术》一书中提到:“翻译的艺术就是通过原文的形式(或表层),理解原文的内容(或深层),再用译文的形式,把原文的内容再现出来许渊冲,2006)由此我们可知,翻译不仅仅是传递信息的媒介,而且还是传递价值的载体翻译”与“诗学”所结合的翻译诗学理论强调的是对原文的再现与再创作,它注重形式与内容的整理性,而非二元对立,主张对原文整体系统的把握,而非逐字逐句的翻译具体来说,翻译诗学包括三大核心概念:形式与内容,整体性原则以及文學系统下面本文就基于翻译诗学理论,从“形式与内容,整体性原则以及文学系统”这翻译诗学理论的三大核心概念来深入分析毛泽东诗词的红色文化翻译,并提出相应的翻译策略,以期提升我国红色文化翻译的准确性。

      1.形式与内容形式与内容是翻译诗学理论中的主要概念,翻译诗学理论强调的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这种统一性对于翻译文本来说至关重要许渊冲在翻译毛泽东诗词的时候,主张译诗要尽可能地传达原文的意美、音美、形美,并不主张牺牲内容,也不过分强调形式他在《三谈“意美、音美、形美”》一文中说:“‘意似是译诗的低标准,‘意美是译诗的高标准,‘三美才是最高标准”许渊冲,1987:70)由此可见,在红色文化翻译方面,许渊冲《毛泽东诗词》英译本也是尽量地遵循翻译诗学理论形式与内容的统一的,我们以毛泽东《七律长征》这首诗为例:例1: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1]译文:Of the trying Long March the Red Army makes light; Thousands of rivers and mountains are barriers slight. The five serpentine ridges outspread like rippling rills; The pompous Wumeng peaks tower but like mole-hills.[2]《七律长征》这首诗不仅精细地刻画了红军夺取关口、奋勇杀敌的战斗过程,还形象生动地再现了红军不屈不挠、英勇无畏的长征精神,弘扬了红色的长征文化。

      译诗从整体上把握了形式与内容的相统一原则,有效地传达了原诗所蕴含的红色文化首先,从形式上看,原诗虽然没有采用押韵的诗歌表现形式,但在译诗中,每一句诗最后一个词都采用了押尾韵的形式,如light和slight,读起来气势恢宏,从形式上传达了红军红色长征精神的气势感其次,从内容上看,译诗将“逶迤”译为serpentine,传达了原诗内容上的“意美”;“细浪”译成rippling rills更可以使人如闻“细浪”之声,如见“逶迤”之形,生动形象地表现出“逶迤”的五岭,在红军脚下不过是像河里泛起的“细浪”,传达出了红军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再如译诗将“泥丸”译成mole-hills,更加为英美人所喜闻乐见,如改译成mud pills,虽然形式相称,但却没有达到译诗所传递出的效果译诗强调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性原则,从而较好地再现了原诗中的红色长征文化2.整体性原则翻译诗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是主题和结构的艺术整体性文学作品是一个整体的系统,整体与部分相互统一,翻译诗学理论中的整体性原则强调是对作品的整体研究,通过整体研究的方式来考察和衡量翻译的标准卓振英认为对词、经、节等正确的理解取决于对整首诗整体概念的把握。

      卓振英,2003:19-20)基于翻译诗学理论,为了理解诗人的思想、风格、诗的创作背景、表现手法和意境等部分,我们可以从诗歌各种符号的转换、意象的传达等方面来把握整首诗的整体性原则许渊冲在毛泽东诗词红色文化的翻译过程中,也是遵循了翻译诗学理论的整体性原则,以毛泽东《忆秦娥娄山关》这首诗为例:例2: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3]译文:The wild west wind blows strong; The morning moon shivers at the wild geeses song. On frosty morn. Steeds trot with hooves outworn. And bugles blow forlorn. [4]这首诗描写的是红军翻越娄山关的行军情景,表达了红军不畏艰险、奋勇前进的红色革命文化和精神译诗从诗歌的整体从发,基于翻译诗学理论的整体性原则,再现了原诗的意象表达,充分表达了原诗所蕴含的红色文化精神与内涵第一,从句象符号的翻译来看,译诗并没有改变原诗的行数,而是采用了相对平衡的句式进行了翻译,句式较为工整第二,从音象符号的传达来看,译诗所采用的是[???]的押尾韵,如strong, song,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原诗音美的特征。

      第三,从意象的再现来看,诗中“西风烈”指的是西风劲厉,译诗将其译成the wild west wind,生动形象地描写出西风的阔大与猛烈,衬托出苍茫又悲凉的气氛和基调从以上三方面进行分析,许渊冲先生在翻译这首诗的过程中,充分遵循了翻译诗学理论中的整体性原则,较好地实现了原诗中红色文化的传递3.文学系统文学系统作为翻译诗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是文学作品中多重系统结构的总括,它包括了文化负载词、文学体裁、文学传统、文学典故等等,所有的这些系统都是互相关联的,彼此相互作用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活动,翻译本身也是一个系统由于其独特性,翻译必然与文学系统和其他系统发生互动傅煊翔,2018:106)翻译诗学中的文学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原文本的基础上,对翻译活动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从而建立起了较为规范的诗学体系因此,我们可以从红色文化负载词方面来分析许渊冲《毛泽东诗词》英译本中所体现的红色文化内涵毛泽东诗词中有大量的红色文化负载词,是中国红色文化浓缩和精华许渊冲先生在翻译这些红色文化负载词的过程中,也是基于翻译诗学理论的文学系统概念,从而使红色文化翻译更具准确性和系统性例3: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5]译文:Red flags aroused the peasants to take up the spear. While local tyrants brandished high the whip in hand. [6]红色象征着激情和热血,在例3中,许渊冲先生将“红旗”直译为Red flags,充分彰显了红色这个颜色所蕴含的深层含义,将我国红军不畏艰险、英勇无畏的红色革命精神传递给了英语读者,充分把握了红色这一文化负载词,进而体现了文学系统这个核心概念例4: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7]译文:Most Chinese daughters have desire to strong. To face the powder, not powder the face.[8]从例4我们可以分析,“不爱红装爱武装”,也可以译成They love to be battle-dressed, and not rosy-gowned,但这不是英语最好的表达方式,不如把“红装”具体“深化”为“涂脂抹粉”,把“武装”具体“深化”为面对硝烟弥漫的战场许渊冲:1998:48)译者在这里充分把握了“红装”和“武装”这两个红色文化负载词的深刻含义,通过重复face和powder,成功地再现了原文的红色文化表现形式,在文学系统的基础上,较好地实现了中国红色文化的翻译。

      四、我国毛泽东诗词红色文化对外传播的现状以及策略“红色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长期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王爱华,2012:108)毛泽东诗词中蕴含了丰富的红色文化基因,是传播中国红色文化强有力的途径但就目前毛泽东诗词红色文化对外传播的现状而言,“国内的译本往往是就诗译诗,重的是“译”,而对于“介”则涉及较少,大部分译本都是直接就原诗进行翻译,很少有背景的介绍和诗词内容的解读曾清,刘明东,2017:19)加之中西方读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语言差异、价值观差异以及风俗习惯差异,因此毛泽东红色文化对外传播就面临着挑战红色文化的对外传播有助于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有助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有助于提升国际话语权,是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讲好中国故事的必要举措,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以成功跨越文化鸿沟、实现有意义的跨文化交流为前提马瑞贤,张楠楠,2018:135)毛泽东诗词作为传播中国优秀红色文化的主要媒介,对于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红色文化的了解來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我们应积极采取红色文化对外传播的策略,不断开拓红色文化研究视野,重视译语受众,坚持优化红色文化对外传播人才的培养模式以及创新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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