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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研究百年回眸.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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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郑和下西洋研究百年回眸21世纪是人类 社会 全球化的 时代 回顾 历史 ,全球化自海洋始,人类社会 发展 的历史,就是人类从各自相对闭塞的陆地走向海洋,最终走向了整体世界的历史人类大规模走向海洋,始于15世纪这一海洋世纪,由郑和下西洋开其端15世纪末,西方航海东来,东西方向海洋的探索,极大地扩展了人类生存和交往的空间及内涵,使人类历史发生了重大变革,进入了一个发展的新里程郑和下西洋 研究 是20世纪兴起的 中国 新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中外关系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当我们缅怀20世纪对中外关系史做出杰出贡献的前辈学人时,可以发现作为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奠基人的向达、冯承钧、郑鹤声、张星娘、章巽、韩振华等先生,他们的奠基作用在郑和下西洋研究方面都有着突出的体现虽然严格地说,下西洋研究并不仅仅始于20世纪,但是,以近代思维来审视郑和与中西关系,却是在20世纪初才开始的郑和下西洋研究的百年历程,也就是中国中外关系史乃至中国史学百年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因此我们的回顾也不应是平面叙述,而应当立体地审视和 总结 。

      为了纪念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的诸位前辈,下面对百年来郑和下西洋研究(以中国为主)的主要学术发展脉络,分为前后期作一简要的梳理,并谈及个人的一点思考,尚祈教正 一、20世纪初——20世纪40年代,研究奠基时期 0世纪前半叶,是郑和下西洋研究的奠基时期,可以分为起步——第一次高潮——余绪三部分 (一)不同寻常的起步20世纪初,郑和下西洋研究与新史学的诞生同步产生,这正是研究开始的不同凡响之处 1905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以笔名“中国之新民”发表《祖国伟大航海家郑和传》(《新民丛报》3:21,1905年)一文,这篇文章对于传统史学具有突破性的意义这位中国 现代 史学之父,一方面有慨于中国被西方列强侵略和瓜分的现实,另一方面,有感于传统旧史学的弊端,针对当时国民只知“家”,不知“国”,更不了解“国”以外还有一个世界,他于1902年在《新民丛报》发表《新史学》,独树一帜倡导新史学梁启超将普通国民身份意识的启蒙作为史学的功用,指出:史学是“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新史学的意义就在于启蒙“国民意识”,因此,探讨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这一重大命题,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新史学的题中之义。

      《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这篇文章,在《新史学》之后发表,是梁启超史学革命思想理念的一个合理延伸梁启超充分肯定郑和是祖国伟大的航海家,对郑和投以关注决非偶然,这不仅是因为他关注航海,而且也是他对中国在世界所处空间位置的定位思考由此看来,我们也可以说郑和下西洋研究自一开始就与中国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祖国伟大航海家郑和传》是从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换的一个典范 (二)30年代前后第一次研究高潮 1.重要史料的发现和整理30年代研究高潮迭起,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下西洋重要文物资料的发现、披露、整理和考证,对研究起了重要奠基作用 如果说梁启超在世纪初的论文在 理论 上和 方法 上具有开拓意义,自此为郑和下西洋研究奠定了中西比较的框架的话,向达(觉明)1929年的《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小说月报》1929年第1号)一文,则不仅率先将相关重要资料——罗列出来,而且通过对史料的细致考证,为下西洋研究打下了 文献 资料的坚实基础这一时期重要文物资料的发现,推动了研究发展重要的有张星娘《泉州访古记》(《地学杂志》,1928年)、郑鹤声《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国风》月刊,1935年)、夏光南《郑和太公墓志铭跋》(《元代云南史地丛考》,中华书局,1935年)、萨士武《考证郑和下西洋年岁之又一史料——长乐“天妃灵应碑”拓片》(天津《大公报·史地周刊》,1936年)等文的发表,以及李士厚修订再版的《郑和家谱考释》(正中书局,1937年)。

      .翻译和吸收外国学者研究的成果在发现和整理有关郑和重要史料的同时,中国学者翻译和吸收西方学者研究成果,并且在综合中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取得了重要成果主要有冯承钧校注《瀛涯胜览校注》(商务印书馆,1934年)和冯承钧译法国著名学者伯希和(P.Pelliot)1933年所著《郑和下西洋考》(商务印书馆,1935年)《郑和下西洋考》是自19世纪末开始西方学者对于郑和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冯承钧《瀛涯胜览校注》 参考 西方学者伯希和等人的考证,以明清刻本为主,明钞本和其他文献史料为辅,对马欢《瀛涯胜览》进行校勘和注释,勾勒出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全貌王鲁古译日本学者山本达郎《郑和西征》(《文哲季刊》4:2,1935年)一文,其中对郑和所立锡兰布施碑汉文碑文作了细致研究 .出现了专门讨论1936—1937年,在《禹贡》杂志上,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性质进行了一次持续一年多的学术讨论 1936年年初,吴晗发表《十六世纪前之 中国 与南洋》(《清华学报》11卷1期)一文,此后《禹贡》发表许道龄(《禹贡》5卷1期,6卷6期)的不同看法同时,吴晗(《禹贡》5卷7期)、李晋华(《禹贡》6卷1期,6卷10期)、童书业(《禹贡》6卷2期)等人展开热烈讨论。

      吴晗全面论述中国与南洋关系,重点在下西洋与南洋的贸易联系,提出下西洋目的以 经济 为主的观点,而许道龄、李晋华等学者则以为不然,他们认为下西洋是以宣扬国威,踪迹建文等 政治 目的为主持不同观点的双方各自发表论文讨论了一年多,最终以童书业《重论郑和下西洋事件之贸易性质》(《禹贡》7卷1、2、3合期,1937年)一文结束 (三)余绪40年代,随着 研究 的深入,出现了对郑和宝船尺度的质疑管劲丞《郑和下西洋的船》(《东方杂志》1947年)一文,首次对《明史》记载中“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提出疑问,他认为尺度太大,不可思议,并根据郑鹤声发现的南京静海寺残碑,提出了宝船为二千料船的观点 总括这一时期郑和下西洋研究的特征:资料发现和整理,结合翻译和吸收中外研究成果,为以后郑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郑和研究的热点在这一时期也显露出了端倪大多数研究者如向达、冯承钧等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家,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也接受和吸收西方实证史学,体现了传统史学与西方史学 方法 的结合 二、20世纪50年代——20世纪末.研究 发展 时期 0世纪进入后半叶,是郑和下西洋研究的发展时期,也可以分为新起点——第二次高潮——余绪三部分。

      (一)新起点1949年以后,20世纪50年代持续不断的考古新发现推动了研究向前发展周世德《从宝船厂舵杆的鉴定推论郑和宝船》(《文物》1962年第3期)一文,根据1957年南京文管会在明代宝船厂遗址发现的一个巨型舵杆,推定是用于郑和宝船,从而论证了 文献 记载中宝船尺度的真实性朱僎著《郑和》(三联书店,1956年)一书,广泛收集实物资料、原始资料和其他资料,考证出郑和航海地名56处,是反映研究进展的代表作 0年代初,向达 参考 近百年间我国学者梁启超、冯承钧、范文涛、张礼千,外国学者梅辉立(W.F.Mayem)、菲力普斯(C.Phillips)、戴文达(J.J.Duyvendak)、伯希和(P.PeUiot)、山本达郎等对明朝茅元仪编《武备志》中所收《郑和航海图》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整理考订并出版了一部重要的航海图(《郑和航海图》,中华书局,1961年),考证出航海图上500个地名中的350个侯仁之《所谓“新航路的发现”的真相》(《人民日报》1965年3月12日)一文虽短,但却表达了对西方“新航路发现”之说的不同声音他指出所谓到东方来的新航路的“发现”,早已经为亚非航海家所航行过,并明确载人了史册。

      王赓武《永乐年间(一四○二~一四二四)中国的海上世界》,于1968年以 英文 发表(J.K.Frairbanked: The ChineseWorldOrder.中译文收入《王赓武自选集》,XX年),在全面研究明初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基础上,指出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具有极其重要意义,并提出某种程度上因为郑和的远航,海上世界让位于陆上世界,明帝国没有其他的选择余地 1969年,关于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原始资料——马欢《瀛涯胜览》,由小川博翻译为瀛涯胜览译注本在日本出版1970年,马欢《瀛涯胜览》的英译本、英国学者米尔斯(J.V.G.Wills)《瀛涯胜览译注》出版,这是作者在冯承钧《瀛涯胜览校注》基础上,全面吸收中西学者研究成果,进一步加以研究的重要成果随后李约瑟(J.Needham)的《中国 科学 技术史》第一、三、四卷中译本出版(科学出版社,1975、1978年),其中有与郑和下西洋相关的重要研究徐玉虎《明郑和航海图中针路之考释》(辅仁大学《人文学报》3卷3—4期,1973、1975年)一文,以及他接着出版的专著《明代郑和航海图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76年),是继向达之后关于郑和下西洋航行路线和航海图研究的长篇力作。

      (二)80—90年代第二次高潮1985年,时值纪念郑和下西洋850周年,在此前后对郑和下西洋的探讨,无论在数量、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大大超过了20世纪前80年的 研究 成果,使研究达到了第二次高潮这与 中国 史学向全面繁荣 发展 的趋势是完全相一致的 1.资料汇编和论文集等出版物资料汇编方面主要有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中、下)(齐鲁书社,1980—1989年),是迄今收集最为广泛、也最全面系统的大型资料汇编集,上册是关于郑和家世、生平,以及下西洋使团人力、物力、航海技术准备等 历史 背景资料,中册是有关亚非各国情况,郑和出使经过,与亚非各国建立友好关系的资料,下册收集郑和在海内外的遗迹和 文献 ,后世评价下西洋 影响 作用的资料这一资料汇编集的出版,为推动郑和研究进一步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文集的编辑出版方面也有不少成果,为了配合纪念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筹备委员会、中国航海史研究会组织编辑了一系列研究资料和研究成果出版,有《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 交通 出版社,1985年)、《郑和家世资料》(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一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郑和下西洋》(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郑和史迹文物选》(人民出版社,1985年)等,反映了郑和研究的全面发展。

      在翻译和吸收外国学者研究成果方面,主要有李锡经、高喜美译日本学者三上次男著《陶瓷之路》(文物出版社,1984年)、庄景辉译日本学者寺田隆信著《郑和——联结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航海家》(海洋出版社,1988年) 研究全方位展开研究的迅速发展,突出表现在深度和广度上例如,在郑和下西洋航程方面,沈福伟《郑和宝船队的东非航程》(《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一集),对郑和船队在东非的航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对外关系方面,洪焕椿《明初对外友好关系与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全面论述了明初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下西洋发展与亚非国家的友谊和 经济 联系,以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关于郑和的身世,李士厚《郑和家谱首序及赛典赤家谱新证》(同上)一文,是作者自30年代出版《郑和家谱考释》后,对新发现的《郑和家谱首序》与《赛典赤家谱》对照研究的结果关于郑和史事及其逝世,郑鹤声、郑一钧父子《郑和下西洋史事新证》(《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3辑)首先考证了郑和使团副使太监李兴和李恺为同一人,其次对苏门答剌战役史实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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