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宗族聚居的历史变迁与南北方宗族聚居的差异(二)历史学论文.doc

中国古代宗族聚居的历史变迁与南北方宗族聚居的差异(二)_历史学论文 　　2、外部冲突中的合作与宗族聚居 　　在传统农业社会，农民家庭间另一类重要的合作是其在与外部发生冲突时的合作，特别是在群体性冲突中，人们更需要以某种形式建立起合作关系当然，人们不是只能与同族者合作，但是，在需要农户间合作或联合起来排他时，合作的农户如果存在其他亲密关系特别是同属一个宗族，无疑更便于组织起来，减少合作中的交易成本，更有效、更持久地合作显然，当一个地区已经形成一些宗族时，其他农民家庭就更有必要形成自己的宗族聚居，建立自己的宗族组织 　　在这方面，始迁祖迁入时一个地区的宗族聚居格局，为宗族的演化提供了一个起点如前所述，当北方人由于战乱而南迁时，作为迁入地的南方很多地区，已经有一些宗族生活、繁衍于斯而在宋代以前的人口迁移过程中，举族者迁移者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当较为普遍的聚族而居格局一旦形成，宗族间冲突常常会进一步强化宗族组织从而使这一地区的宗族聚居更为普遍，宗族势力进一步强化可以说，这是一种自我强化机制也与萨姆纳有关“内群团结与对外群的敌对有联系”[78]的著名结论有着密切的联系宗族间的冲突会强化宗族内部的关系，而宗族内部的团结则造成了宗族间的离散。

在宗族聚居普遍的地区，生活在林立的强宗大族之间，零散的迁入者甚至弱小宗族经常会受到强族和其他已形成紧密人际关系的原住民的欺凌正如孔飞力所说，“这里存在的简直是一种氏族间的帝国主义，由此，强大和等级分明的氏族内的阶级差别由于对邻近贫穷氏族的集体剥削所获的利益而被冲淡和减弱了；这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的阶级冲突被民族主义、扩张主义以及对弱小社会的 经济 奴役所掩盖的情况一模一样”[79]弗里德曼也说，“强宗大族地位低下的成员拥有 法律 和 政治 的利益……大池中的小鱼其处境肯定比小池中的小鱼的处境要好得多”面对这种情况，零散的家庭及弱小的宗族常常或避开强族而单独立村，或改姓归宗，托庇于大族强宗，或利用同籍等关系组织起来，甚至改为同姓，认同于同一虚托的祖先，形成新的宗族，以便与强邻相抗弗里德曼还引述胡先缙的研究写道：“胡先缙女士的研究表明……在广东，作为弱小宗族的胡姓和袁姓与陈氏大族的联合是基于他们都属于舜帝的后代……胡先缙女士以广东的张、关、刘、赵姓宗族为例指出，以他们都是三国时代四位英雄的后代为由，建立共同的祖先祠堂，以此对抗更强大的邻居”[80] 　　在这类地区，即使在人口最初迁入时原本形成的是多姓聚居格局的村落，也常常会由于后来的排异和离散而转化为单姓村。

曾祥委通过田野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丰顺的单姓村，原来多数是多姓村，经过强姓以兼并、驱逐以致肉体消灭的方式实现了村落的宗族占有，转变成了单姓村他认为，这种排斥异姓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粤东南方山区的小水源水稻耕作的地理环境，使宗族对水源的独占成为可能和必要与黄宗智有所不同，曾祥委强调的是为实现外部排他而形成的对合作的需要，他认为：“对比北方旱作地区，南方宗族有普遍的单姓村特征，而北方则呈普遍的多姓村形式这与北方旱作地区的农作对水源的依赖性较小，并且可以通过打井形式解决，因而并不普遍需要大人口群实现对水源的独占，进而不需要强烈的宗族排他性可能有关”[81]二是粤东兴梅地区，在时间的尺度上，则大有盈余，来进行宗族的 发展 与排他过程；三是在冷兵器时代，宗族械斗的胜败决定于有效的人口数量，而且这种暴力冲突极为残酷，甚至有屠村事件[82]曾祥委认为，丰顺县的例子在华南具有普遍意义[83]进一步说，在宗族林立的地区，即使宗族间冲突不那么残酷，不至于导致弱小者被远逐他乡或被消灭，也常常会造成不同宗族分村而居，从而形成各自独立的村落甚至，同族各房支也是各自集中聚居，不同房支的居住地之间留有一定空间，形成不同的 自然 村。

这也可以说是南方宗族发达地区村落规模常常小于北方村落的一个原因 　　应该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的外部冲突都会增进宗族聚居及宗族势力前述所谓外部冲击强化内部团结的说法更适合于经常性的、规模和激烈程度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冲突经常性的小灾小难有助于加强宗族的内部团结，强化宗族聚居而偶发性的大灾大难则会打碎原有的人际关系 网络 正如俗语所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夫妻尚且如此，父子、兄弟亦然，遑论其他同族宗族间的冲突恰恰通常是经常性的、规模和激烈程度适中的冲突，因而能够促进宗族聚居此外，与集一村一力能够予以抵御的小股土匪或其他外来势力间的冲突常常也能够增进宗族聚居和宗族势力大规模的、极端惨烈的外部冲突则可能消灭宗族或迫使其迁移他方在这一点上， 中国 的南北方之间差异同样有利于形成宗族聚居南盛于北的格局在 历史 上，北方地区曾多次遭到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和长期占领，及其他大规模战乱，战乱中，一部分原有的强宗大族被驱走，另一部分则被打破甚至消灭，从而造成了多姓混居的局面而在明清时期人口重建过程中的人口迁移中，基本上没有举族迁移者与南方相比，北方人口不仅人口迁入相对较晚，而且在人口最初迁入时，迁入地本身就不具备聚族而居的习俗，迁入方式更是以小家庭和个体为主。

从而在一开始就没有形成一个宗族聚居一处并在与其他零散家庭和弱小宗族冲突中占据优势的强宗大族，在宋以后新式宗族形成发育的起点上，北方在宗族聚居和宗族势力方面便输于南方证之于南方一些人口迁入较较晚的地区，亦可得出同样的结论如华中的湖北省，其宗族聚居程度就弱于华南和华东大部分地区，而四川的宗族势力则更弱这两个省份与北方大部分地区类似，在人口重建时的起点上，不如南方其他地区那样更有利于宗族的发育成长 　　3、经济实力、组织力量与意识形态 　　组织与财富的取得是互为因果的一方面，获取更多的财富是人们组织起来的一个重要动机；另一方面，有了财富的支持，人们就有可能更好地组织起来，没有财富的支持，就很难形成和维持一个强大的组织，宗族组织也是如此弗里德曼认为水稻种植区更易形成较强宗族的原因便在于，“首先，高生产率的稻作经济的剩余积累有助于共同财产体系的运行，反过来，共同财产又推动了大的继嗣社区的发展”日本学者石川滋也曾引述这一观点：“关于中国南方宗族制度以及族田发达……；另一种见解是，南方农业发达，较富裕，因此容易产生形成族产的剩余”[84]除了农耕外，在传统农业社会中，财富的另一重要来源是商业唐力行、叶显恩在对徽州和珠江三角洲宗族的研究中指出，商业的发展对这两个地区宗族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

在这两个地区，一方面，宗族力量对商业发展提供了支持，另一方面，商业的发展也加固了宗族社会的经济基础购买族田、修谱建祠、兴办族学、救助族中贫困者以及其他各种宗族活动，均得益于商业利润的支持[85]显然，自宋代以来，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完成之后，在支持宗族聚居和宗族势力发展的经济基础方面，同样是南方强于北方，无论农业、还是商业，南方均较北方更为发达 　　宗族的发展和兴盛之势的保持，除“豪家巨室之资”外，还需要有“达官大人之势”[86]以及有组织才能的人才为其提供组织力量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科举制下，科举兴盛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地区为宗族发展提供的“达官大人之势”和组织人才的情况或者说，取得功名者及取得较高官职者的多寡也构成了南北方宗族兴盛程度差别的一个原因丁文江用二十四史上有传的历史人物作了一个各省人才分布的统计，求证宋代以前中国文化的重心在北方，而“江苏、浙江两省在南宋以后，变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做同类人才之地域分布的研究者还有朱君毅、张耀翔、潘光旦等，结论大致与丁文江相同[87]由于在官本位的传统中国，史上有传者多为有官职者，而且官职越高，越可能载入“青史”，因而，这种统计的结果自然也反映了南北方取得高官职，从而具有较高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者多寡的差别。

有功名、任官职者的宗族更容易聚居并组织起来的原因是多重的首先，“有功名者有扩大亲族关系的倾向，这反映了地位上升，交往的需要增加”[88]对于一个有较高社会地位的男人来说，有必要与婚姻家庭之外的网络保持广泛联系”[89]因此，“在多少个世纪内，许多刚刚出了名的人，首先要干的最重要事情之一，就是出钱雇专家成立家谱事务所，调查和追溯与自己宗族有关的所有分支之间的联系”[90]其次，这些人为宗族提供了组织力量，他们既懂得如何组织宗族活动，有组织才能，也在宗族成员中有足够的威信即使他们不亲身参与宗族活动的组织工作，也可提供建议和支持再次，这些人的收入较高，从而有能力为宗族活动提供财力上的支持从各地方的方志、碑刻、谱谍等资料可以看出，很多南方宗族的族田、祠堂等族产是由当官的宗族成员提供资助的这些人本身的地位以及与整个官僚体系的联系，也可以为整个宗族提供一定的保护，使其免受当地官府或其他强族的侵扰此外，宋以后，程朱 理学 占据了主导地位，追求功名过程中所受的 教育 也鼓励其为宗族的兴盛和宗族活动做贡献 　　宗族聚居的强弱还受有关宗族的意识形态或观念层面文化传统的影响而在这一方面，同样为南方宗族的发展提供了远较北方更为优越的条件。

显然，在构成整个中华民族的诸多民族中，汉族远较绝大多数其他民族更为重视宗族而在 现代 的汉族人口中，实际上渗入了许多少数民族的血液和文化颜之推所谓“南染吴越，北杂夷虏”，说明南北方的汉族人口中均溶入了大量少数民族的因素但是，在汉族与其他民族的融合过程中，不同地区后来形成的文化成份是不同的一般说来，与南方相比，在北方人的血液及其文化传统中，溶入了更多北方少数民族的因素自古以来，华北和西北地区，就经常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并且在南北朝、五代十国、南宋、元、清时期均处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之下北方少数民族迁入的结果，不仅引起“化胡”的过程，也使北方原有汉人“胡化”从而也淡化了聚族而居的习俗，减弱了在后续发展过程中，宗族形成的意识形态基础和文化动力相比之下，南方汉族聚居区的人口中，溶入少数民族因素则少于北方首先，虽然在上古时期，南方的大部分地区原本是少数民族聚居地，但在汉族人口南迁过程中，很多少数民族并未与迁入的汉族融合，而是受汉族人的挤压，向西南地区迁移，形成了现代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其次，与北方不同，在南方的各民族融合过程中，汉族人不仅在文化上，而且在政治、军事上处于强势地位因而，在融合而成的文化中，保留了更多原来中原地区汉族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

而在宋以后南北方各自内部的人口迁移中，由南方早期迁入地进一步迁往其他各地的人口中，有着更为浓厚的宗族意识而由北方人口密集地区迁往北方其他各地的人口中，宗族意识则已经淡薄，在迁入地人口重建的始点上，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也就相对薄弱 　　汉族人的宗族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不仅体现在民间，而且体现在受国家政权支持的正统意识之中作为中国传统正统意识形态的儒学源于北方但自宋以来，随着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儒家文化同样也呈现出了南强北弱的格局作为宋以后新式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的宋明理学也发源于北方正是中原理学家张载、程颐率先主张恢复古代的宗法制，倡导设宗子，建家庙，立家法但对宋明理学的形成贡献更大，对后世影响也更大的朱熹则是南方人，并且基本活动于南方自此之后，南方宋明理学式的儒学及其教育一直是南方强于北方宋代儒学的复兴最初起于北，终则盛于南如前所述，在科举兴盛程度的南北方差异上也体现了这一点 　　五、国家政权组织与宗族聚居 　　不同地区宗族聚居程度不同，宗族势力强弱各异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国家政权组织与宗族的关系从丛向的历史过程说，就整个中国而言，国家政权组织与宗族关系是变化的这种关系显然会对宗族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在宋至清代，总体上说，宗族与政权组织是一种相互合作的关系，国家统治者视宗族为维持社会秩序，执行某些政权功能的工具，历代政府对宗族采取了宽容乃至鼓励的政策但宗族与政权组织也时常发生矛盾、冲突，对政权组织的某些行为起到一定的替代和抑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