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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名分秩序何以可能 　　摘要：孔子正名旨在整饬名实错乱的社会秩序，其必然蕴含着“名分整理实在”前提，本文因此追问该前提何以可能，从而挖揭孔子正名思想的深层领域和历史底蕴研究以先秦历史和思想史资料为依据，通过从中国古代名分思想的逻辑起点“天地名分”开始论证和分析，逐步解剖世界图式、社会图式和社会秩序的建构和易变之道，展示了社会名分秩序的生成与运作逻辑　　关键词：天地名分  法象拟容  名分整理实在  社会名分秩序　　1、问题的提出 　　当子路问孔子，如果辅政卫国，当从何入手时，孔子说：“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对孔子为何要正名为先，历来阐释繁多按照朱熹的阐释，“是卫出公不父其父而祢其祖，名实紊乱矣，故孔子以正名为先[1]据此，我们可以得出几点认识，第一，孔子以“名实”关系状况作为社会诊断依据；第二，孔子以“名分”作为整饬社会的手段和切入点我们认为，孔子正名思想实际上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名分整理实在”的认识论和实践论，就其社会理论意义而言，其相对马克斯·韦伯的“范畴整理实在”认识论早两千多年，且意义更为深远可以说，没有名分思想，中国古代社会思想将变得难以想象，中国社会也将难以想象对此，我们不得不查。

　　在另一篇文章中，笔者对东周“名分思想”作了介绍，[2]本文试图发掘其更深处的基石这个更深处的领域，我们是顺着以下思路来寻找和确立的对孔子为何要正名这个问题，中国古代研究多停留在问题本身，指出孔子正名出于礼崩乐坏和名实混乱的社会现实近现代研究视域大为拓展，比如将“名分”概念纳入社会角色［身份］理论、政治权利范畴、日常语用领域进行理解和分析，但皆受限于西方理论，从而遮蔽了其应有的理论和历史意义，正名问题探讨也难有实质性突破突破性的研究需要从新问题开始，我们将从“孔子为何正名”出发继续追问“名分”范畴作为社会诊断的标准和作为社会重建的起点何以可能，即“名分何以可能”　　“名分何以可能”将促使西方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行动何以可能，秩序何以可能”有一个转换，从而可能帮助我们跳出“行动决定秩序”还是“秩序决定行动”这种循环论证怪圈本文对该问题不可能完满讨论，因此将主题限制于“名分秩序”层面，追问“社会名分秩序何以可能”，希望能启示这样的观点，行动的选择逻辑和秩序的结构逻辑实际上皆以名分逻辑为基础，蕴含于作为世界秩序底蕴的名分秩序中　　本文主要以孔子正名思想之前的先秦历史和思想史资料为依据，采取名分整理实在[3]方法进行资料采集、组织和分析。

文章并不着意于概念内涵外延的逻辑性及资料的历史逻辑性，而以具有一定逻辑关联的问题为导向，层层推进组织材料和观点　　2、“天地为名号之大义”：名分思想的逻辑起点 　　葛兆光认为：“‘天’是古代中国思想的一个原初起点，是古代中国人推理和联想中不证自明的基础和依据[4]庄子也有“天道成万物”和“先明天”之说《庄子·外篇·天道》说：　　“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帝道运而无所积，故天下归；圣道运而无所积，故海内服……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赏罚次之赏罚已明而愚知处宜，贵贱履位，仁贤不肖袭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　　但按照语言学“差异性”原则，单个能指并不能获得所指，因此，“天”的出现必然意味着“地”或“人”，下文我们将“天地”、“天人”统一为“天地”可以肯定，人类思想的原点并非人类社会的第一能指，或者说第一“名”，而是名与名之间的差异和关系，即第一对应范畴，“名分”就是这种对应范畴的最小算子也就是说，第一名分才是人类思想的原点《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说：“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

董仲舒这里就建立了以下对应关系：天身、阴阳、贪仁、施性由此可见，董仲舒论“天”，是包含着“天身”之名分的，并以天之秩序对应身之秩序《尚书·泰誓》说：“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　　那么，中国古代思想中“名分”的逻辑起点，即第一名分是什么呢？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说：“是非之正，取之逆顺；逆顺之正，取之名号；名号之正，取之天地天地为名号之大义也董仲舒此话的逻辑关系为“天地-名分-逆顺-是非”，表明纠正人际关系是是非非的最终依据，及社会秩序的最终依归为天地名分　　郑杭生先生和胡翼鹏对考古资料和先秦思想史进行研究表明，中国古人很早就有了天地名分思想，如天圆地方，天动地静，天高地下，天道左旋、地道右转等[5]而且，古人逐渐将直觉状态下形成的天地差异对应到社会秩序中来，比如，将“天高-地下”对应“君尊-臣卑”，将“群星-北斗”对应“臣民-君王”古人形成的天圆地方、天道左旋等认识来自于对宇宙星象观察经验基础上的推论和引申，认为宇宙星象的运行对应着人世社会的祸福，而北斗七星居于天穹的中央，群星环绕旋转，昭示人间以君主为中心形成秩序井然的社会结构由此形成了价值上中心优于边缘，关系上中心统辖四方、四方臣服中心的观念。

[6]《周易·系辞》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这些观念不断得到完善，最终促成了“天、地、君、亲、师”世界名分秩序思想　　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思想中的第一名分与核心名分就是“天地名分”，并因此对应到社会领域，成为社会秩序建构的基础，不仅作为社会名分化的最基本算子，而且作为古代社会等级分化思想的合法性基础　　那么，天地名分为何成了名分思想的逻辑起点了呢？我们从下列中国思想发展和创始传说可以得到理解在中国文化中，世界是从浑沌开始的，浑沌初开的最初分化就是“开天辟地”，也即天地名分　　一般认为，中国的思想开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天地相通的原始思想阶段，意义世界由巫来管理，民众没有意义自主二是人人为巫的阶段，虽然意义自主了，但导致意义与意义冲突，正如《国语》中所说的“祸灾荐臻”三是绝地天通，政教合一阶段，集体高于个人，垄断意义之源，压抑自主四是前面三个阶段的合题，是既有意义又有区分，既自主又和谐的状态这四个阶段集中说明了世界由混沌状态逐渐发展到秩序井然的过程，这个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就是处理天地名分之后的天意问题　　在中国创始传说中蕴含着相同的思想，讲述着世界分化的过程　　《艺文类聚》卷一：“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

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数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处于九，故天去地九万里《绎史》卷一：“天气蒙鸿，萌芽兹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启阴感阳，分布元气，乃孕中和，是为人也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氓［《艺文类聚》和《绎史》均引自三国徐整的《三五历纪》］　　司马迁也是这样的人，他在批判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时提出“究天人之际”论胡阿祥说：“所谓‘究天人之际’，身在书斋，心系天地神人，天之祥瑞灾异，地之荣枯盛衰，神之仙鬼精怪，人之男女老幼、士农工商、渔樵耕读，它们、他们彼此关联、相互作用，这才有自然，才有社会，才有自然与社会的和谐或者冲突[13]究天人之际就是根据万物万象，思虑天然天意和世界秩序　　测释天意之后，如何安排社会秩序与社会行为，即天界秩序如何对应到人世的呢？下面我们以礼制为例说明：　　《禮記·喪服四至》说：“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

这是礼的总则，表明礼是顺应世界秩序的具体的礼仪如何顺应世界秩序的呢？　　比如，君主行军之礼，“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禮記·曲礼》］[14]朱雀、玄武、青龙、白虎为星宿四象，招摇是北斗七星，军礼以之为旗帜标示，将天象秩序模拟到军礼秩序中这是通过将天然之物象［星象、本义］转换成象征物［旗帜标示、象征意义］，并模仿其原本的自然秩序［原型、本然样子］来安排社会秩序［具象、日常样子］这种秩序转换类似于艺术活动，将自然的美转换成社会的美它除了模仿之外，更是将天意通过象征物转换成象征意义，使得表面的模仿蕴含着深层的意义和世界秩序　　再如，《礼记·檀弓上》说：“祭器，人器也意思是说，虽然祭器和人们日常使用的器具在外观、功能等天然样子上差不多，但它因在特定时空中使用，并且赋予了天意，具有象征意义，因而与人器［非祭器］有“名分”之别　　天然混沌，天意难测，人们通过模仿和象征来名分世界，使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显现出来郑杭生先生和胡翼鹏认为：“天地、祭拜神祗的活动被塑型为礼仪时，礼仪并没有脱离天道的根据，而是处处体现着天道，象征着天道[15]　　这在日常礼仪秩序安排中也是如此乡饮酒礼对宾、主的坐席有严格规定：宾西北，面朝南；主在东南，面朝西；介在西南，面朝东；僎在东北，面朝西。

《禮記·乡饮酒义》说：“宾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阴阳也；宾，象三光也；让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时也这里将宾、主、介、僎的坐席方位、朝向，都纳入天然秩序之中，赋予象征意义；将三揖三让、四揖而坐之社会行为也纳入天然秩序中赋予了象征意义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图式以世界图式为基础，行为［己身］图式以社会图式和世界图式为基础所以古人修身养性，实际上是将己身自觉地纳入到世界图式之中，力图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如冯友兰在《新原人》中阐述的“天地境界”从孔子对自己的评价看，“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是生命史中的最高境界　　由此可见，中国文化中一直存在“天人之分”与“天人合一”这种矛盾情结，一方面是天地名分、天人分离下的世界图式成为己身之处境，另一方面是天人合一、世界浑沌则转变为理想和修养境界如《周易·乾卦·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就其深层逻辑而言，中国天人合一思想得到巨大发展和深刻阐述恰好是因为天地名分这一人世处境该矛盾情结导致道家和儒家两种殊途同归的社会秩序建构典型，就社会名分秩序而言，其他东周诸子思想皆处于这两种典型的中间领域。

　　5、名分组织社会：社会名分的历史实践 　　上文谈到天地名分之后，世界摆脱混沌，有了秩序，古人以已经名分了的世界秩序为原形，通过对天然法象拟容，测释天意，构建社会秩序和调整社会行为这表明了古代社会思想形上学和知识论基础那么，古人为何要法象拟容、测释天意，探索世界秩序和构建社会秩序呢？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将时间纳入到天地名分基础上的秩序中进行考察，将发现，名分秩序从一开始就包含着谋划的因素　　如果说庄子所谓“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庄子·知北游》］只表达了天然秩序，那么，“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周易·乾卦》］显然还包含着天意及其孕育的象征意义假如没有“飞龙”之物，则更说明天界想象的存在，那么，法象拟容就包含着创造为什么要创造“飞龙”之物？答案要么是世界秩序有缺陷，以创造物弥补缺陷，使世界变得完满；要么是测释天意手段有限，可经验象征物难以达意，需要安排超验物这使得第一能指是经验物还是超验物，以及超验物和经验物之本义发生学是否具有同理性成为问题这需要从语言哲学角度加以研究我们从另外角度思考，即上述“乾卦”语句必然蕴含着“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人类行为秩序”这样的逻辑顺序　　结合上文，我们可以归纳出古代思想中，天然优先于天意，天界秩序优先于大地秩序，世界天然秩序优先于社会秩序，超验秩序也优先于经验秩序，也即社会秩序和人类行为在整个世界秩序和名分系统中处于被支配地位。

　　难道名分秩序的建构是人类为了自我约束？我们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