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word论文】竹林七贤名义考辨【古代文学专业论文】.doc

1竹林七贤名义考辨【内容提要】本文认同陈寅恪提出的“竹林七贤”名称产生于东晋的说法，但对陈先生说这一名称与佛家“格义”相关表示异议，认为是侨居江左的玄学家依据自己的审美情趣提出来的 【关键词】 竹林七贤 格义 玄学 竹林七贤是魏晋年间颇具影响的七位士人，其名号始见于东晋孙盛《魏氏春秋》 ，其文云:“（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今河南省焦作市东） ，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内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 ”（引自《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篇》所云略同，其文云:“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知“竹林七贤”之得名，与“集于竹林之下”的竹林之游有关对此，历代学者罕有异议，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 “竹林七贤”条和《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 “竹林七贤”条均从其说至于七贤所游之竹林，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九“清水”条“清水出河内修武县（即原山阳县）之北黑山”句注云:“又径七贤祠东，左右筠篁列植，冬夏不变贞萋。

魏步兵校尉陈留阮籍，中散大夫谯国嵇康，晋司徒河内山涛，司徒琅邪王戎，黄门郎河内向秀，建威参军沛国刘伶，始平太守阮咸等同居山阳，结自得之游，时人号之为竹林七贤，向子期所谓山阳旧居也后人立庙于其处庙南又有一泉，东南流，注于长泉水郭缘生《述征记》所云白鹿山东南二十五里，有嵇公故居，以居时有遗竹焉，盖谓此也 ”陈寅恪先生不赞成上述说法，认为竹林七贤的命名与竹林之游无关他在《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一文中说:“寅恪尝谓外来之故事名词，比附于本国人物事实，有似通天老狐，醉则见尾如袁宏《竹林名士传》 ，戴逵《竹林七贤论》 ，孙盛《魏氏春秋》 ，臧荣绪《晋书》及唐修《晋书》等所载嵇康等七人，固皆支那历史上之人物也独七贤所游之‘竹林’ ，则为假托佛教名词，即‘Velu’或‘Veluvana’之译语，乃释迦牟尼说法处，历代所译经典皆有记载，而法显（见《佛国记》 ）玄奘（见《西域记》玖）所亲历之地 ”（《寒柳堂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61 页）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陈先生也有类似的看法，其文云:“大概言之，所谓‘竹林七贤’者，先有‘七贤’ ，即取《论语》 ‘作者七人’之事数，实与东汉末三君八厨八及等名同为标榜之义。

迨西晋之末僧徒比附内典外书之‘格义’风气盛行，东晋初年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于‘七贤’之上，至东晋中叶以后江左名士孙盛、袁宏、戴逵辈遂著之于书（《魏氏春秋》 、 《竹林名士传》 、 《竹林七贤论》 ） ，而河北民间亦以其说附会地方名胜，如《水经注》玖《清水篇》所载东晋末年人郭缘生撰著之《述征记》中嵇康故居有遗竹之类是也 ”（《金明馆丛稿初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81 页）张为纲先生所记陈寅恪《清谈与清谈误国》演讲笔记（见蒋天枢先生《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第2191 页）和万绳楠先生整理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三篇《清谈误国》（黄山书社 1987 年版，第 45—51 页）也有类似的说法，不同的是，万先生还引录了陈先生为说明西晋时期并无“竹林七贤”之说的两条例证其一， 《世说新语·伤逝篇》 “王浚冲为尚书令”条云:“王浚冲（王戎）为尚书令，著公服，乘轺车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嵇康） 、阮嗣宗（阮籍）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 ’”刘注引《竹林七贤论》曰:“俗传若此。

颍川庾爰之尝以问其伯文康（韩按:庾亮谥曰文康） ，文康云:‘中朝所不闻，江左忽有此论，皆好事者为之也 ’”陈先生云:“据此可知王戎与嵇康、阮籍饮于黄公酒垆，共作‘竹林之游’ ，都是东晋好事者捏造出来的 ‘竹林’并无其处 ”其二， 《世说新语·文学篇》 “袁彦伯作《名士传》成”条云:“袁彦伯作《名士传》成（刘注: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刘伯伦、阮仲容、王浚冲为竹林名士，裴叔则、乐彦辅、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卫叔宝、谢幼舆为中朝名士） ，见谢公（谢安） ，公笑曰:‘我尝与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狯耳，彦伯遂以著书 ’”陈先生云:“据此又可知所谓正始、竹林、中朝名士，即袁宏著之于书的，是从谢安处听来的而谢安自己却说他与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狯’ ，初不料袁宏著之于书 ”陈先生上述说法的核心，是主张“以天竺之‘竹林’加于外典《论语》 ‘作者七人’之上而成‘竹林七贤’ ，亦格义的影响所致”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三篇《清谈误国》附“格义” ） 在具体分析陈先生观点之前，有必要先解释一下天竺之“竹林” （Veluvana）和“格义”的确切含义。

关于“Veluvana”一词，张为纲先生演讲笔记作“Vlenuvena” ，丁福保《佛学大辞典》 “竹林精舍”条作“Venuvana” 三者相比较，陈、丁所云实为一词，而张先生多了“V”后的“l” 经请教北京大学季羡林先生，季先生称张先生所记有误综合丁福保《佛学大辞典》 “竹林精舍” 、 “迦兰陀竹林”等条，知“Venuvana”指迦兰陀竹园，又称迦兰陀竹林、迦蓝陀竹园、迦陵竹园、迦邻竹园等该园之所以知名，是因迦兰陀长者将其奉献佛门，并在其中修建了著名的竹林精舍（天竺五精舍之一） ，为印度早期僧园 《西域记》玖云:“初，此域中有大长者迦兰陀，时称豪贵，以大竹园施诸外道及见如来，闻法净信追惜竹园居彼异众，今天人师以无馆舍时诸鬼神感其诚心，斥逐外道，而告之曰:‘长者迦兰陀，当以竹园起佛精舍汝宜速去，得免危厄 ’外道忿恚，含 而去长者于此建立精舍功成事毕，躬往请佛如来是时遂受其施 ”据此，“Veluvana”可以译为“竹园”或“竹林” ，并可以特指释迦牟尼早期的讲经地竹林精舍关于“格义” ，陈寅恪先生在《支愍度学说考》 （载《金明馆丛稿初编》第141—167 页）一文中有所解释文中引《高僧传》肆《晋高邑竺法雅传》云:“竺法雅，河间人。

凝正有器度，少善外学，长通佛义，衣冠仕子咸附咨禀时依雅门徒，并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与康法朗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 及毗浮、昙相等亦辩‘格义’ ，以训门徒雅风采洒落，善于枢机，外典佛经递会讲说，与道安、法汰每披释凑疑，共尽经要 ”陈先生认为， “‘格义’之正确解释应如《法雅传》所言” ， “而所谓‘生解’者，六朝3经典注疏中有‘子注’之名，疑与之有关盖‘生’与‘子’ ， ‘解’与‘注’ ，皆互训字也” ， “‘子注’之得名，由于以子从母，即以子注母 《高僧传》肆《法雅传》中‘格义’之所谓‘生解’ ，依其性质，自可以‘子注’之谊释之也” 可见，陈先生认为“格义”是僧徒们将佛经内容与华夏典籍相“拟配”以宣扬经义的一种手法， “‘格义’之比较，乃以内典与外书相配拟” ，而“晋孙绰制《道贤论》以天竺七僧方竹林七贤……乃以内教之七道，拟配外学之七贤，亦‘格义’之支流也” 汤用彤先生对“格义”的解释与陈先生略同，称“‘格义’是用原本中国的观念对比〔外来〕佛教的观念、让弟子们以熟悉的中国〔固有的〕概念去达到充分理解〔外来〕印度的学说〔的一种方法〕 ”（《理学·佛学·玄学》，载《论“格义” 》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83 页） 。

说明“格义”主要运用于中国本土僧徒的教学至于“格义”流行的时间，汤先生说:“中国佛教徒使用这种〔格义〕方法是在西晋以前;到东晋时期一些有学问的僧人已发觉它的缺点并不再使用，因此〔格义也就〕很少为人了解了 ”（同上）根据以上认识，我们认为，陈先生关于竹林七贤得名的说法颇有疑问其一，将“竹林”加于“七贤”之上的对“竹林七贤”的命名，与僧徒解经的拟配内典外书的格义，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事物同时，佛门圣地“Veluvana”所指的“竹园”或“竹林” ，与七贤聚会的大自然的清新环境差异很大;释迦牟尼的讲经与竹林七贤的谈玄亦有本质上的不同，相互之间并不存在构成“拟配”的相似点其二， “Veluvana”的内容与“格义”的手法都含有浓郁的佛教意味，用其为道家情趣卓然的玄学领袖命名，既与嵇康等人对佛教的态度相抵触（嵇康在《难宅无吉凶摄生论》中戏称胡僧为“乞胡” ） ，也难以为中土广大士人所接受事实上，尽管东晋时期儒、道、释三家多有融合，但在一般文人心目中，三者仍然是各自相对独立的不同学说陈先生提到的孙绰《道贤论》以天竺七僧方竹林七贤事，亦说明孙绰将竹林七贤视为与僧徒相对的玄学人物因此，探讨竹林七贤的命名，应当更多地着眼于中土固有的文化因素。

1960 年 5—6 月，南京西善桥附近出土了一座南朝古墓，墓中出土了著名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刻壁画罗宗真先生执笔的《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及其砖刻壁画》称，该画“估计是先在整幅绢上画好，分段刻成木模，印在砖坯上，再在每块砖的侧面刻就行次号码，待砖烧就，依次拼对而成的南壁壁画自外而内为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四人，北壁自外而内为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四人各人之间以树木分隔，成各自独立的画面” （《文物》1960 年第 8、9 期合刊） 这幅砖刻壁画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画面中上述八人神态各异席地而坐，分隔于各人之间的十株树木不是一株株茂竹，而是五株银杏、两株垂柳、一株松树、一株槐树，仅仅在向秀与荣启期之间有一株阔叶竹其二，为了使两幅壁画布局对称，其作者于竹林七贤之外，增加了春秋时代的著名隐士荣启期认真分析这幅壁画的创作时间与构思立意，有助于我们对于竹林七贤命名的认识关于这幅壁画的创作时间，罗宗真先生认为其技法风格与顾恺之相似，因而“假定本墓壁画当是晋——宋之间的作品” 陈直先生认为“在绘画文艺作品方面，用荣启期作题材者，在两晋时最为盛行” ，壁画“‘向上行第三十一’砖刻文字，用笔流丽，宛转如游丝，极似二王风格” ， “应为东晋末期作品” （陈直《对于南京西善桥南朝墓砖刻竹林七贤图的管见》 ， 《文物》1961 年第 10 期） 。

我们认为，推测本画的创作时间，还应考虑到“竹林七贤”称谓的流行情况就4目前掌握的材料看， “竹林七贤”一词较早见于东晋中期的孙盛、袁宏、孙绰、戴逵等人的著作，至迟不应晚于孙绰逝世的咸安七年（371） 此后， “竹林七贤”的称呼与“竹林之游”的高行在士人中广为流传陶渊明《群辅录》称七贤“魏嘉平中并居河内山阳，共为竹林之游，世号竹林七贤” 如果砖刻壁画创作于晋末，其作者不应无视“竹林之游”这一特定内容而以树代竹所以，我们认为，砖刻壁画的创作时间应提前到东晋中期，即在“竹林七贤”称谓广为流行之前将砖刻壁画的创作时间假定在东晋中期，与该墓的建筑特征，墓主身份，随葬物品等亦相吻合罗宗真先生指出:“从墓室的结构看，这种单室砖砌券顶墓是六朝早、中期的形式，与西善桥附近发现的东晋太和四年（369）墓很相似;有阴沟的结构，也与南京中山门外苜蓿园东晋泰元九年（384）墓很相似上举两墓，均可为断定本墓的年代作参考又‘叉手’或名人字拱，汉末壁画上常可见到，六朝石刻上亦有，它的使用从汉末到唐代以往在北朝石刻如云岗等处可见这种人字拱，南方尚属初见，可能是新的资料 ”墓中发现北方常见的人字拱，实与墓主的身份有关，即本墓墓主是来自于中原的士人。

据陈寅恪先生考证，在长江下游地区，随晋室渡江的上层士人集团居住在都城建康（今南京市）及其近旁之地，次等士族主要聚居在京口晋陵一带（今江苏省镇江、常州、无锡一带） ，下等士族则大抵分散杂居于吴人势力甚大的地域（详见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 ，载《金明馆丛稿初编》第 48—68 页）这座墓为长 8.95 米，宽 3.1 米，高 3.3 米的中型砖墓，埋葬地为建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