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学科教学论》ppt课件.ppt

第一部分 语文教学基本理念 －－兼解读《语文课程标准》,,语文课程性质 语文课程目标 语文课程内容 语文课程结构,第一章 语 文 课 程 性 质,,第一节 语文学科性质观的讨论,1904年～1911年,我国近代教育史上首次出现而具有学校系统的“新教育”制度，始于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年，1902年），称为“壬寅学制”壬寅学制”虽曾正式颁布，但并未施行 至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年，1903年）末（1904年初），公布《奏定学堂章程》，并付之实施，称为“癸卯学制”《章程》规定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中学堂设“读经讲经”，读经之外兼讲其浅近之义初等小学堂兼设“中国文字”，主要是识字和作文；高等小学堂、中学堂兼设“中国文学”，包括阅读和作文 在根据《奏定学堂章程》制订的《学务纲要》中提出：“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以便读古来经籍因此，这两科密切相关，都应属于语文教育范畴由于《奏定学堂章程》体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在语文教育中，尤其注重“读经讲经”一科，如初等小学堂每周12钟点，而“中国文字”仅4钟点学习中国文辞，还是为了阅读古代经典实质上，“中国文字”、“中国文学”尚未完全取得独立的地位。

本阶段已开始注意汉语言文字的特点以及儿童的生活视野与心理水平，涉及语文学科的实用性1912年～1919年,1912年公布学制系统，又称“壬子学制”之后，又陆续颁布各种学校法令，与“壬子学制”稍有出入于是在1913年（癸丑）与“壬子学制”综合成一个系统，称为“壬子癸丑学制”这个学制，实行至1922年“新学制”产生时止 1912年教育部颁布《小学校令》、《中学校令》施行规则，规定小学、中学均设“国文”科小学阶段目的在使学生学习、通解普通语言文字，养成发表思想之能力，兼以启发智德中学阶段增加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由于取消了“读经讲经”一科，“国文”完全独立开来当时，许多学者提出教授国文当重在应用，“学校内之生徒能阅书报、通讯问足矣” 潘树声提出适合“应用”的标准在“顺乎语言之自然”，“读本化文字为语言，作文由语言为文字” 刘半农则把“国文之教授”说成“应用文教授”，“抱定一个极简单的宗旨”，“只求在短时期内使学生人人能看通人应看之书，及其职业上所必看之书；人人能作通人应作之文，及其职业上所必作之文”，并概括为“实事求是” 本阶段强调应用性，认识到“国文”是一门技能学科，因而注重儿童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

1920年～1927年,五四运动后， 1920年1月，教育部下令将小学一二年级“国文”改名“国语” 1921年，全国教育联合会讨论改革学制，通过学校系统草案1922年（壬戌），教育部修正后公布《学校系统改革令》，这就是“新学制”，又称“壬戌学制” 1923年全国教育联合会刊布《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规定中小学均改“国文科”为“国语科”，提倡教白话文，使学生能自由表达思想这是我国语文教育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1922年，叶绍钧研究小学国文教授，找出其“病根”，即“教师观念错误”在于：（1）不会了解儿童，不以儿童本位一义为教授的出发点；（2）不明白国文教授的真作用，徒视为形式的学科他认为，要改正“谬误的观念”：第一，须认定国文是儿童所需要的学科；第二，须认定国文是发展儿童的心灵的学科为此，要注意国文教授并非限于教室以内、书本以内的学科1923年，穆济波指出本科教学唯一的目的是：“养成有思想，有作为，有修养，在中等教育范围以内，有充分使用本国语文技能的新中国少年 1925年，朱自清对此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中等教育宗旨’原是全部的，何须在一科内详细规定呢？我以为中学国文教学的目的只须这样说明：（1）养成读书思想和表现的习惯或能力；（2）‘发展思想，涵育情感。

’这后一条原来穆先生所举出的；但他所要发展的思想，所要涵育的情感，我觉可以不必，只大体说明好了这两个目的之中，后者是与他科相共的，前者才是国文科所特有的；而从分科的原则上说，前者是主要的；换句话说，我们在实施时，这两个目的是不应分离的，且不应分轻重的但在论理上，我们须认前者为主要的本阶段对语文学科实用性的认识进一步拓展和加深，一方面认为必须明了普通教育的性质；一方面必须了解其民族性此外，要明确普通教育课程中各学科的共性与语文学科的个性1928年～1948年,1928年，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对“新学制”略加修改据此，教育部曾于1929年、1932年、1936年、1942年先后颁行和修订中小学课程标准，中学“国语”复称“国文”1931年，宋文翰提出各科为完成整个的教育目的，亦各有其特殊目标……以国文科而论，应有的特殊目标是什么？依国文科的性质和所独备的责任来说，我以为最重的只有两事： （l）阅读，（2）发表1940年，浦江清针对当时国文教学的情况，再次强调：“我们要求太多，反而不好鉴于现今中学生作文技术之恶劣，我们认为中学国文应该是语文训练的功课，而不是灌输知识的功课，与理化史地等课程性质完全不同的。

并指出：“现在中学课本，是理想太高，不切实用的现在的中学毕业生问问他们，是什么东西都读过，但究其实际，等于什么都没有读本阶段，从普通教育课程体系中各学科功能上，对语文学科的性质基本上达成共识，即“是语文训练的功课，而不是灌输知识的功课”，换言之，“语文”是一门工具学科1949年～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学国文、小学国语均改称语文 据吕叔湘1978年的回忆：“语文作为一门功课的名称，是解放后才有的同志们觉得很奇怪，解放前不讲语文？解放前有的，它不叫语文课，小学里叫国语，中学里叫国文，两个名字实际上是一样东西那么，怎么有语文这个名称呢？解放初期有一个出版总署，底下有一个编审局，就是现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前身，主要任务是编教科书这就碰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语文这门课，是老办法小学叫国语，中学叫国文好呢？还是想法统一起来？当时有一位在里头工作的同志提议说，我们叫它语文行不行？语也在里头，文也在里头后来就决定用语文这个名称了语文两个字怎样理解呢？据1950年编辑的初中语文课本《编辑大意》说明：“说出来是语言，写出来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分不开的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

因此，这套课本不再用‘国文’或‘国语’的旧名称，改称‘语文课本’叶圣陶对此作了深入的阐释：“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亦见此学科‘听’‘说’‘读’‘写’宜并重，诵习课本，练习作文，固为读写之事，而苟忽于听说，不注意训练，则读写之成效亦将减损……其后有人释为‘语言’‘文字’，有人释为‘语言’‘文学’，皆非立此名之原意第二种解释与原意为近，惟‘文’字之含意较‘文学’为广，缘书面之‘文’不尽属于‘文学’也课本中有文学作品，有非文学之各体文章，可以证之第一种解释之‘文字’，如理解为成篇之书面语，则亦与原意合矣当时片面理解语文学科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求“通过语文科来完成思想教育任务，不能单靠几篇说理的论文一种思想内容或一个政治道理，可以用一篇说理的论文来表达，也可以用一篇小说，一首诗歌，一个历史故事，或者一个自然科学故事来表达”因此，不少学校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削弱了语文训练，影响了语文教学质量 本阶段虽然仍旧承认“语文”是一门工具学科，主张“听”“说”“读”“写”并重，不应忽视语文训练，但实际上还是片面强调语文学科的思想政治教育，使语文学科的个性被掩盖了。

1953年～1959年,1952年，人们开始探求语文教学质量差的原因当时，在学习苏联背景下，普遍认为是对语文学科的目的认识不清，具体表现在语文教学和文学教学混合，致使两败俱伤 1956年教育部召开全国语文教学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小学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确定小学低年级以识字为重点，中高年级着重阅读；中学、师范自本年秋季起,汉语与文学实行分科教学 同年，公布了《初、高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初级中学汉语教学大纲（草案）》，9月，使用分科课本至1958年分科教学半途而废1958年，“左”倾思潮泛滥，反映在语文教学上，教材和教学都要“紧跟形势”，片面强调“政治”，片面强调“阶级斗争”，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严重削弱了语文能力训练1960年～1966年,1959年中央教育工作会议决定以语文为重点学科. 上海《文汇报》自6月5日起开辟专栏，首先展开关于语文教学目的和任务问题的讨论”.直至1961年12月3日《文汇报》以《试论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为题发表社论，对这场社会性大讨论作了总结，语文教学界的思想认识基本上得到了统一这场讨论的成果，反映在1963年5月教育部制订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中。

草案”首先明确“语文是学习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叶圣陶所说：“学生须能读书，须能作文，故特设语文课以训练之最终目的为：自能读书，不待老师讲；自能作文，不待老师教老师之训练必作到此两点，乃为教学之成功 本阶段明确了“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而且是“学生学习各门学科必须首先掌握的最基本的工具”相应地，语文学科性质也得到确认1966年～1976年,1966年～1976年，在“文化大革命”的中，“否定一切”，把过去语文教学的成果一概抹煞；“冲击一切”，把语文教学的正常秩序统统冲击——语文课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本阶段承接1958年，并推向极端 语文学科完全异化为“政治”的附庸1977年～1987年,1978年起，拨乱反正，教育部制订了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1980年稍作修订，印行第2版）试行草案恢复了1963年大纲对于语文性质的提法，重申“语文是从事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并指出“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根据语文课的特点进行，必须在读写训练的过程中进行，读写训练也必须以正确的观点为指导，二者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

1986年，国家教委遵照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义务教育法的精神，根据降低难度、减轻负担、明确要求的原则，对1980年大纲作了修改，再次强调：“语文是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在1963年大纲“语文是学生学习各门学科必须首先掌握的最基本的工具”提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语文学科是学习各门学科的基础”并指出：“语文训练必须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根据语文学科的特点，渗透在教学的过程中，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这个阶段，语文学科摆脱了不应有的“左”的政治束缚，又重新开始发挥其传授语文知识、培养语文能力的特有功能，并向着“语文教学科学化”的目标作多方的探索探索的侧重点是教学目的的标准化与教学内容的序列化当今语文学科性质的论争,人文主义，还是科学主义？ 是语文教育，还是语文训练？ 是言语，还是语言？,代表性观点,1987年，陈钟梁基于对此前十年语文教学的反思，发表了《是人文主义，还是科学主义？》一文. 文章揭示了语文教学中“追求教学目标的单一化，教学程序的系列化，教学方法的模式化以及教学评估的标准化”的倾向，指出“学校教育应当十分重视社会化、人格化和个性化”，认为“课堂不仅是学生获得知识的场所，也是学生体验人生的地方”。

提出：“现代语文教学发展的趋势，很可能是科学主义思想与人文主义思想的结合，指导改革开创一个新局面，以实现语文教学科学的艺术化与语文教学艺术的科学化第40届国际教育会议上，很多有识之士指出：“中等教育必须面向双重挑战——培养学生既通晓科学技术，又具有人文价值的素养，呼吁把人的因素作为超越其它一切目的的首要问题来考虑代表性观点,80年代的语文教学改革的重心在于克服教学的随意性，加强过程的目标意识，因而形成多种“目标模式” “目标课程模式”是建立在“工具论”的基础上，其本身有明显的局限性它的最大缺陷是忽视削弱了语文课程中课文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