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石刻与古代史.doc

1泰山石刻与古代史石刻文献与史学研究的关系，早在宋代就已引起学者的密切关注赵明诚《金石录序》中论称：“若夫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考之，其抵牾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近人陆和九先生在《中国金石学》中亦指明：“欲考历代种族之区别，疆域之开拓，社会之习尚，文化之变迁，宗教之流传，均宜取资金石为佐证随着史料学的拓展，石刻的史料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现代学术“二重证据法”的提出，更对石刻资史的应用方法与意义做了理论总结，“贞琰证史”已成史界共识泰山历代石刻，内容丰富，不仅展示了数千年间泰山文化的荣枯沉浮，而且从中也反映出中国大历史兴衰起伏的轨迹内中不少关键史料，更为泰山贞琰之个中独有从史学研究的视角来看，这些无疑是补史证史的绝佳材料1.泰山石刻与秦汉史“秦皇封禅碑还在，汉武祈灵事不磨”(明张盛《初登泰山》)现存泰山石刻始见于赢秦，秦始皇之泰山刻辞，历代史家均视为研治秦史之首选文献北宋学者刘跂数登岱巅精心摹拓残石，辨识篆文，以此为据，校正出《史记》所录刻石文字的诸多错讹其云：“余登泰山，睹秦相斯所刻，退而案史迁所记，大凡百四十有六字，而差失者九字这一《史记》校勘的重大成果，正是利用泰山石刻而获得的。

恰如时人所论：“(秦篆刻石之文)皆足正史氏之误，然则斯碑之可贵者，岂特玩其字画而已哉!”(赵明诚《金石录》卷十三)“观泰山石刻，益知金石刻可贵而史传传写舛谬，误人多矣”(张溪《云谷杂记》卷一)其他在秦史研究中证以泰山秦篆的，范例甚多，已为人所熟知，此不复赘与秦始皇密切相关的秦方士安期生，在马百非先生《秦集史》中对其形象做了探源：“安期生与上篇之宋毋忌两个名词，似与印度所崇拜之火神有关宋毋忌，《白泽圆》云：‘火之精日宋毋忌，盖其人火仙也’而安期及安期生，则为灶神《史记·封禅书》云：‘少君言上曰：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安期生仙者同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于是天子始亲祠灶’两者与印度《吠陀典》中所记之火神(Agni)相同毋忌与安期应该都是 agni 的音译大概中印交通既繁，故不仅佛教传人中国，火神(agni)亦自然可以传人中国马氏从印度神祗中探寻安期生形象之源，谓安期生实亦间受印度拜火神教之影响，故取其火神名以自号，实具卓见但其论列安期为火神，证据仍显匮乏岱东莱芜仙人山有元大德五年(1306)曾文秀撰《重修安期真人祠记》记述了铁冶司奉祀安期之事：“凤凰之山，有古仙人堂，父老相传，以为真人安期生也。

得非秦始皇东游求诸海上者邪?俗又谓之八百伏先生，竟莫详、厥由同祠2列坐其左者，从革侯也，亦不审其姓氏岁代其右则金圣火神娘子云从革侯之女也又云三人者，皆同时人也……国朝自立提举司以来，每岁例以季秋，率僚属奔走祠下，享以牢，礼成而后兴役按铁冶司奉安期为冶炼之神，当因安期之司灶及炼丹’，皆与冶铁有关若此，则《重修安期真人碑》之记录，为《秦集史》安期名出印度火种说，提供了一则难得的旁证泰山石刻之关涉两汉重大史事者，当首推 200l 年在陕西西安出土的王莽封禅玉牒玉牒为青石质地，上面阴刻着涂以朱砂的篆文尚存 29 字：“万岁一纪……作民父母清……退佞人奸轨，诛……延寿长壮不老，累……封坛泰山，新室昌……”玉牒为古代帝王封禅时所用礼器，依礼制其牒最后应瘗于泰山之巅，而王莽玉牒残文中又明确刻有“封坛泰山”字样故此牒应列人广义的泰山石刻而加论列由于正史有关王莽的史料，尚未见新莽曾议行封禅的记录，故此玉牒残片的出土，史家闻之顿有石破天惊之感玉牒是封禅活动中最重要礼器，其内容只有皇帝与“天”知道直到唐玄宗封禅时才首次公开玉牒之内容这 29 个字是人们首次看到的唐以前的玉牒内容据此，参证史传，可以推测王莽利用五德终始之社会舆论代汉自立，故其立国伊始，封禅便成为廊庙之议题，而以扬雄《剧秦美新》为发端之作。

最后王莽确立于天风七年(20)东封泰山，玉牒当刻制于此前后因泰山为反莽之赤眉军所据(时在天凤四年)，王莽封禅之议遂胎死腹中，玉牒亦缘此而未能封埋岱巅还可推测，封禅在古代被视为旷世大典，而以严谨翔实著称的《汉书·王莽传》独对这一公案“不赞一辞”，内中实包含了一层历史隐密盖当班固撰作《汉书》之际，汉光武帝正大张旗鼓封禅泰山，铭石刻辞，张扬光复之绩，宣示王莽之罪，并将东封告成，作为汉室盛业之标志如果班史中直书王莽一朝亦有封禅之议，则定使人感觉光武封岱不过继王莽废业，于神化后汉皇权，多有不利故班氏著书时对此重要史实，避而不书葛承雍先生曾推测《汉书·王莽传》中定多存曲笔现在新莽玉牒的出土，乃可证实其预见之确 东汉黄巾大起义，在泰山碑刻中也有生动的反映在东平所出东汉中平三年(186)《张迁碑》中记述张迁之功，称“黄巾初起，烧平城市斯县（谷城)独全”研究者指出：碑文“黄巾初起，烧平城市”八字，正是当时黄巾军“燔烧值俯，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后汉书》卷六十一)的斗争形势之高度概括而“谷城独全”，张迁遂因此“功”而擢任荡阴令说明值汉室岌岌可危之际，当政的宦官集团被迫向士族官僚集团屈服，“今党人更为国用”，使后者成为镇压起义的元凶。

黄巾起义失败后，代之而起的群雄割据，正是以士族为核心的官僚地主集团在镇压民变中不断扩张自身势力而造成的《张迁碑》之记载正表露了这股历史潜流研究者还指出：《张迁碑》刻立之时，正值汉灵帝“大赦天下党人”，重新启用官僚集团，用之镇压黄巾暴动之时碑文颂扬张迁功绩，不足 400 字中，竞有半数追述其先德，用以借此标榜张迁出身高门大姓，形象地反映了汉末党锢锺除后，复出的士族官僚标榜门第的社会风气学者还注意到，在捐资立碑中，多为韦、范两姓这反映出一种3社会状况，门生、故吏也常常是聚族择主而为区区一小县之长，仅因出身甲族，稍稍升迁后便有数十名故吏为其树碑表颂，那么大县之令、一郡之守、三公之尊，其门生故吏之多也就可想而知了于是社会之上，形成了大大小小的集团，亦即大小豪强地主集团，这些集团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豪强垄断封建政权的早期社会基础2.泰山石刻与魏晋南北朝史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阶层渐登政治舞台，成为左右时局的主要势力在泰山石刻中反映较多的，是羊氏家族的历史泰山羊氏兴于东汉，五百年而连绵不衰，成为魏晋“当朝一流门第”近 30 年来，在新泰境内先后出土了《羊祉夫妇墓志》、《羊深夫人墓志》、《羊烈夫妇墓志》等羊氏人物墓志 5种。

以上志石的发现，对探讨羊氏乡贯、北朝羊氏谱系、联姻及人物生平，均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关于羊氏故里：泰山羊氏之乡贯，《晋书·羊祜传》记作“泰山南城”，因南城县治在今山东费县境内，故今人《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都将羊祜故里定为今之费县诸书沿袭，几成定论但较早记载羊祜乡贯的史籍如《太康地纪》、《晋诸公赞》、《晋书》、《经典释文》都明确载录羊祜为“泰山平阳人”平阳即今新泰新泰方志更一致将新泰羊流指为羊祜故里但由于当时未见有羊氏实物资料留存，“新泰羊流说”并未能取得广泛认同现在西晋(《孙夫人碑》)及北朝羊氏刻石的陆续发现，终为澄清羊氏故里提供了确证虽然迄今尚未在新泰发现直接关涉羊祜的碑志，但所出墓志墓主如羊祉、羊深、羊烈等，都确切可考是羊祜后人(属羊祜从弟羊琇一系)诸人墓志均出土于新泰，证明了羊氏家族墓葬群确在新泰，从而也确证了羊氏乡贯为新泰，而非费县关于北朝士族谱系：羊氏家族世系，史传所载多有缺略，而《羊氏谱》、《羊氏家传》等书久已不传今诸羊墓志的出土，乃可藉以钩沉其谱系在羊氏志石上，可考出羊氏人物 33 人多数不见于史传，可补订史册之良多而且从墓志墓主及所记世系看，这些人物均为留仕北朝的羊规之一支中的成员，这似说明，南北分治后，留在故里的羊氏族人只有降服于北朝的羊规之一系。

土族阶级为了把持统治权力，便通过联姻手段，结为门阀这种政治联姻，在新出土之诸羊墓志上亦多有反映从志石上可以看出：羊族与清河崔氏世为姻娅，羊规之、羊祉、羊灵宝、羊灵珍、羊深皆婚于崔门这便印证了史家“重亲习俗是影响北朝士族婚姻关系建立的重要因素之一”之说其他与之缔姻的士族还有魏郡申氏、安定皇甫氏、天水赵氏、荥阳郑氏、洛阳长孙氏、敦煌李氏、博陵崔氏、赵郡李氏、巨鹿魏氏、彭城刘氏、顿丘李氏、北海王氏等十数家诚如魏晋南北朝史家所云：“士族联姻作为巩固门阀制度的一条纽带在墓志资料上得到充分反映和特别有力的证明这个史实补充了以往的文献 材料记载的不足，应当是相当重要的”(罗宗真《魏晋南北朝考古·出土墓志和地券》)4关于北朝人物生平：羊祉、羊烈均为北朝著名人物，正史有传载其事迹，但以墓志比勘，颇有异同，可互为校证羊祉：《魏书》卷八十九、《北史》卷三十九并有传惟所述其宦迹，较之志石，多有缺漏如志石所载羊祉历官振军将军、建威将军、征西大将军司马、兼给事黄门侍郎及卒后追赠镇军将军，史传均无记载又羊祉在梁秦刺史任上，曾主持重开褒斜道，复通石门，即墓志中所言“开石门于遂古，辟栈道于荒途”这一治道工程在当时有重要影响。

至今陕西汉中还存有北魏永平二年(509)《石门铭》记其事功而《魏书》本传不记其事，并非“事小不足录”，而是缘于“隐善扬恶”的修史曲笔因羊祉之子羊侃声称奉父遗命叛魏投梁，故北朝史臣视羊祉父子为叛臣逆子，立传时对此功绩避而不书据《羊祉墓志》乃可辨清史传曲笔，见其全人以羊烈墓志同史传对勘，也可匡正史籍诸多错讹之说《北齐书》本传载羊烈为“晋太仆卿之八世孙”，但羊琇至羊烈之祖羊父规之中间四世世系史简有缺今据墓志，知烈之高祖名哲，官济南相羊规之累官之职，《魏书》、《北史》均记作“雁门太守”，而志石作“营州刺史”，考《梁书》卷三十九《羊侃传》亦称侃祖规之“魏授卫将军、营州刺史”，与志相合，当属可信《羊烈传》称其“以玄学知名”，但未云有所撰述，今据志石“注佛道二经七十余卷”之语，知烈尚有佛道经注之作又，本传称羊烈“字信卿”，证以志石，实为“儒卿”又称烈“除阳平太守”，而志则作“除黎阳郡守”，均疑史传所载有误此外，志石称羊烈食卫国县干，出为东郡守，均未见本传述及；特别是载北周宣政元年(578)，更除烈为乡郡守，是了解北周灭齐后泰山羊氏境遇的重要资料羊烈卒年，《北齐书》谓在“大象中(579—581)”今据志石，知烈卒于开皇六年(586)，则斯人已入隋代，史传显误。

除了羊氏墓志之外，在南北朝史研究时被论及的泰山石刻，还有晋《孙夫人碑》，有经石峪摩崖刻经等，其有裨六朝史事，亦可概见 3.泰山石刻与隋唐五代史隋唐五代时期的泰山石刻存者尚多，石刻资史的作用尤为明显今以唐初征辽、武韦政权、黄巢起义、高僧义净生平、后梁兖州之役等几个重大论题为例，试作举证唐初征高句丽之役，在唐代刻石中间有反映当代史家拜根兴《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及朝鲜半岛关联造像题记石刻》(载《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对此类石刻做了系统著录今于拜氏所录之外，复于泰山附近石刻中发现一相关造像记刻——《赵怀相造像记》造像记原文如下：□三千回□了七觉□□南北大方便者，其有雨足尊乎曾祖博，随任德州录事参军，中庸布德积善，归位廉慎，为心宽平，创倍功效可尚，声著闻天□，5遂改授寿州前塘县令，出性恭宽，为人简约，□剪□冀长淳和，当官叹□暮之途，谢职恨攀辕之哭祖信，唐贞观元年三月七日，吏部授庐州孝感县尉，九毗百里，抚赞一同，合境被□威恩，闾里称其仁智父毛，唐授上骑都尉，少怀武略□擅干戈，横行静海水之戎，直踢扫辽城之障以兹命赏，克著畴庸爰有佛弟子赵怀相、智灯远照、觉镜、负明，悲乳哺之余保，想慈颜之已谢，□割妻帑之□咸王□(下阙)。

造像通高 9l 厘米，宽 56 厘米，厚 2l 厘米，上半刻三佛像；下为题记，楷书，共 20 行，行 10 字记石原嵌于山东肥城幽栖寺之韦陀殿，今移存寺中之范蠡祠清人唐仲冕《岱览》及光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