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word论文】谷川道雄先生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历史学专业论文】.doc

1谷川道雄先生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内容提要】日本著名历史学家谷川道雄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多有建树，他最先提出豪族共同体的概念，1970 年又与川胜义雄共同系统推出了这一理论，在日本史学界引起了一场大辩论，这一年也被认为是日本学术界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谷川先生在史学研究中，坚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验证先辈的理论，坚持研究活生生的人类社会，因而在赋予魏晋南北朝隋唐中世说以新内容的同时，也建立了自己的研究体系作者简介】王大建(1954-)，女，山东莱阳人，山东大学副教授山东大学，山东济南 250100谷川道雄先生是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多有建树，他与川胜义雄先生提出的共同体理论，在日本学术界曾得到广泛的关注，并引发了一场关于历史分期问题的大讨论，将日本学术界有关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推向深入，其影响至今不衰本文拟全面介绍谷川道雄先生对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成果，以期对我国史学界有所启迪一谷川道雄先生 1925 年出生于日本熊本县芦北郡水俣町（今水俣市） 这个以农业和渔业为主业的小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化学工业污染而产生了一种病，就被称为“水俣病” ，水俣町也由此而知名。

谷川先生在当地小学毕业后，进入熊本中学，后入大阪府立浪速高等学校（现大阪大学）文科求学1945 年 4 月升入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东洋史学专业此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日本战败已成定局，7 月，谷川先生被征召入伍，8 月，在兵营迎来了战争的结束第二年，重新回到学校谷川先生回顾这段历史时，称自己的学生时代，“是与所谓的十五年战争同步的” [1]入小学的前一年， “九一八”事变；入中学的前一年，芦沟桥事变，中日战争爆发；中学四年级，太平洋战争扩大；大学一年级，日本战败战争带给日本的不仅是废墟、通货膨胀和贫穷，另一大后遗症是使青年人失去了未来志向年轻的谷川置身于战败后的日本，茫然无措，与本来就无多大兴趣的东洋史研究产生了无限的距离感，甚至一度产生了转学科的念头一次，他听说宇都宫清吉先生学生时代对东洋史也没有兴趣，曾打算放弃，经叔父的劝说才改变了想法，后来成为日本史学界秦汉、六朝史第一人宇都宫先生的事迹对正处于迷茫状态的谷川以极大的精神鼓励，但当时的他却做梦也没想到，将来自己能成为宇都宫先生的助手，时时聆听先生的教诲战后的日本，涌现出用新方法研究历史的石母田正、藤间生大，与战前流行的注重理论的历史学家不同，二人用实证的方法研究历史，对当时的史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两人的著作使人有一种新鲜感，完全摆脱了所谓讲坛历史学的迂腐与沉闷，受到广大史学科学生的欢迎，不论是学日本史，还是学东洋史、西洋史，都深受其影响谷川先生那时读了石母田正的《中世世界的形成》 、藤间生大的《日本古代国家》等书，对历史研究产生了初步的兴趣写大学毕业论文时，选择了府兵制度为课题在写作过程中，立下了毕业后从事史学研究的志愿1948 年 9 月，谷川先生大学毕业，为了能够继续研究工作，选择了教师的2工作他发现，繁重的教学工作与学术研究有很大的矛盾3 年后，他的毕业论文得以发表同年 11 月，又幸运地被名古屋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聘为助手，教授就是研究室的创立者宇都宫先生这个于战后成立的研究室，充分体现了宇都宫先生的人品和治学风格，大家在完全自由即学问第一的氛围中工作虽然当时物质条件很差，藏书也极少，但谷川先生心情愉快，勤奋读书，经常与老师同学讨论问题，每年都有论文发表在日本史学界，隋唐两朝被视为日本律令国家的祖型，因而对隋唐史的研究极为重视，研究成果丰富，硕果累累受此影响，谷川先生最初的研究方向也选择了隋唐史，大学毕业论文以府兵制度为题，不是因为对府兵制度本身有兴趣，而是想搞清作为隋唐帝国的象征，府兵制度如何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构造。

从制度或事件入手，探讨历史深层的东西，尤其是社会下层的人民群众与统治阶级的关系，是谷川先生从事史学研究的一贯原则，而他的视角总是比较特殊在研究职田制时，以职田制中反映的唐朝官僚与农民的关系为切入点，探讨这一制度是怎样随着农民阶级的成长而崩溃的[2]在分析安史之乱性质时，深入发掘了当时抵抗叛军的河北民众的动向，并根据分析得出，这些民众在安史之乱后，被河北三镇所吸收，成为反唐力量的一部分[3]通过庞勋之乱的研究，特别强调了徐州藩镇的士兵叛乱，是与周边的农民结为同盟的，也就是说，雇佣兵与农民的同盟，彻底动摇了唐朝的统治基础这是决定庞勋之乱性质的关键一点虽然这种联盟是暂时的，庞勋之乱也以失败而告终，但却对反唐斗争的大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久就爆发了黄巢大起义[4]对武后朝末年到玄宗朝初年的政治斗争，历来的研究都认为，武韦之祸是统治阶级内部即门阀贵族官僚与新兴的科举官僚之间的斗争谷川先生认为，事情决不是如此单纯，其根底深处蕴藏着人民大众参与政治的强烈欲望[5]对唐史的一系列研究，都贯穿着一个思想，那就是与唐朝对立的主导力量是民众，民众的动向是决定性的因素密切关注人民大众的欲望、动向在历史上的作用，是谷川先生对战争深刻反思的结果。

战争不仅给被侵略的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而且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痛苦，军国主义崩溃后，日本必须以民主为国家之本，应用到历史研究中，就是要重视历史上民众的地位和作用这是 20 世纪 40 年代后半期至 50 年代日本历史学者所关心的问题正当谷川先生的唐史研究顺利进展时，他却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中，有一种空虚的感觉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与战后日本学术界正开展的关于时代分期的大讨论有关当时的史学界，围绕唐代是中国的古代还是中世这一问题而展开讨论谷川先生密切关注这场大讨论，同时也深受讨论中各种思潮的影响回顾自己尚未成熟的隋唐史研究工作，他认为有以下特点：第一，强烈关注民众的动向第二，将民众和与其对立的国家权力之间的对抗作为轴心，是研究唐代历史的关键至今他也坚持认为这一研究方向并没有错然而，问题是，如果将民众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看作完全对立的话，就会陷入单纯机械论的泥潭自己的文章尚未把握唐代历史的本质，是由于一面告诫自己不要陷入只注重历史现象的机械论，但又不能突破其框框因此，苦恼中的谷川进退维谷，一年多未动笔，酝酿着自己研究生涯的大转型二谷川先生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将自己的研究方向从隋唐史改为北魏史因为3他认识到，要探讨唐代的历史，必须探寻其根源，而唐朝可以称为六朝历史的到达点。

唐帝国是怎样形成的？这是他研究的切入点他认为，强大的、统一的唐帝国的出发点，亦即其前史，应当是离这一时期最近的分裂时期即最混乱时期由于隋代已具备唐代国家形态的基本框架，所以隋末的大动乱应该排除，最早应上溯至北魏末年的动乱时期：东西两魏的分裂，北周吞并北齐，隋灭陈，一步步由分裂走向统一决定了新的研究方向后，谷川先生首先开始以《资治通鉴》为参照，细读《魏书》 那时，尚无新版百纳本和中华书局的标点本，只有上京印刷很差的线装本虽然条件差，但他却以探索未知的愉快心情扎扎实实读书，做笔记在读书的过程中，城民问题引起了他的注意唐长孺、宫川尚志两位先生曾经论及城民，认为是被配置在边境，与一般郡民有区别的军人谷川先生从大量史料入手分析，认为城民是北魏末六镇之乱后反叛的主要力量，不仅在北方缘边地区，在关东、关西等内地也能见到城民问题有利于我们了解北魏末动乱的本质，也许还是搞清隋唐再统一历程的钥匙如何给城民下一个定义呢？单从字面上理解，是居住在城里的人，谷川先生从《魏书》中，发现城民是当时特定制度的用语1958 年，谷川先生在《史林》上发表了他研究北魏史的第一篇论文《北魏末的内乱和城民》 宫崎市定先生读了这篇文章后，给予了很好的评价，这使初涉北魏史研究的谷川先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在写作过程中，谷川先生认真吸收了宫崎市定、宫川尚志及浜口重国诸位先生的研究成果，这对他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因为此前，他对先学的研究成果不大感兴趣1959 年，谷川先生又发表了题为《北魏官界的门阀主义和贤才主义》 他认为，如果说内乱和城民问题讲的是北魏军事方面的核心问题的话，那么，对引发内乱的官僚制度加以革新的问题，就是这篇文章的主旨按照谷川先生当时的构想，是以北魏末年的内乱为契机，军队和官僚制度发生变化，打破门阀社会，建立隋唐统一的国家政权根据这一研究框架，他主要对北魏灭亡后的东西魏、北齐、北周等的政治史加以研究，连续发表了几篇论文后来，他遵循宫崎先生的教诲：“要搞北魏史，不能不读《晋书》的载记 ”于是，又开始读《晋书》的载记部分，研究五胡十六国史此时，他刚刚结束了 9年的助手生活，晋升为专任讲师，而他最初的讲义就是有关五胡十六国史的内容1962 年，在讲义的基础上，写出论文《慕容燕的权力构造》 谷川先生始终认为，将自己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充实到讲义中，是写大学讲义的原则要坚持这一原则，是非常辛苦的如果背离这一原则，只依靠旧的研究成果写讲义，是一种羞耻按他的经验，一年若不能发表 2 至 3 篇高质量论文的话，其讲义就不能算是名副其实的讲义。

从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末，谷川先生发表了以五胡十六国至隋朝建立为主要内容的论文近 20 篇，后经选编，于 1971 年出版，书名为《隋唐帝国形成史论》 ，1973 年，他获京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就是以此书为申请论文《隋唐帝国形成史论》包含了谷川先生 70 年代之前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主要成果之一：隋唐国家形成理论主要观点是，魏晋南北朝有两个时代特色，一是游牧民族在中国内地进行政治活动，二是豪族阶级是中国基层社会的主人公虽然两者的渊源不同，但都是秦汉帝国统一的专制集权即皇帝的一元化统治遭到破坏后所发生的现象在这一历史现象的深处，二者大概是紧密联系的但是，在魏晋南北朝的前半期，这两种现象是分别存在的，于是，发生了各种分裂状态使两者融合起来的，是魏孝文帝改革时的汉化政策但是，在原来的形态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完全的融合是很难实现的通过北魏末的动乱、国家的分裂等一系4列剧烈动荡，促进了二者的融合，奠定了统一帝国的基础六镇之乱是北方少数民族内部的门阀主义的运动，但随着内乱的扩大，在汉人豪族中，也掀起了反门阀的风潮形成了超越种族和身份的差异，争取平等化的运动隋唐实现了中国的再统一，是建立在平等化的基础上的，但是，当时的社会的表面，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门阀阶级和占据地方社会统治中心的胡汉土著豪放。

三在刚涉足历史研究之初，谷川先生就非常重视民众问题，从隋唐史转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之后，也未中止民众问题的研究在出版《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一书时，由于内容和篇幅所限，有些文章不得不忍痛割爱所以说， 《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一书未能囊括谷川先生的全部研究成果，有关民众问题的研究内容就未载入书中因此，谷川先生将余下的论文加上后来写的两篇文章，出版了一本新书《中国中世社会和共同体》 其中新写的两篇文章题为《中国社会和封建制》 、《中国的中世》 ，后来被译成英文，于 1985 年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中国中世社会和共同体》一书，集中体现了谷川先生对中国古代历史分期问题的看法，在充分研讨历史现象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豪族共同体”的理论豪族共同体理论最初是由谷川道雄先生提出来的，得到了对此也有研究的川胜义雄先生的支持，在二人领导主持的中国中世史研究会的共同推动下，这一理论日臻成熟，1970 年出版了论文集《中国中世史研究》 ，登载了谷川道雄、川胜义雄合作的文章《关于中国中世史研究的立场和方法》 ，正式全面地推出了豪族共同体的理论随之，围绕豪族共同体理论，在日本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因而，1970 年被认为是日本学术界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日本学术界，对魏晋南北朝的社会性质长期以来存在着中世说和古代说两种对立的观点二战前在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是内藤湖南及其学派京都学派，主张六朝至隋唐为中世，中世的时代特点是贵族政治，当时的主要劳动者是农奴持这一观点的有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