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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传播从普及科学到公众参与的挑战 一 科学传播模型的民主化演变早在近代科学发轫之际，科学宗师们就认识到科学传播的重要性例如，培根就指出，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价值，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深度与广度一般来说，科学传播的实践，经历了从缺失模型（Deficit Model）到公众理解科学模型到公众参与科学（Public Engagement of Science）的发展[1]学者用不同的名称归纳了对科学传播模式的演变，如刘华杰将之归纳为中心广播型、缺失模型和民主模型[2]，但总体而言，大多数学者都同意科学传播模式的发展是从以科学界为中心的单向信息流动发展到以对话和民主参与为特征的民主形式在传统的缺失模型下，科学传播被等同于科普，即科学界面向公众的普及科学的行为，这一模式强调的是单向的信息流动，科学界和科学家往往被置于较高的地位科学知识及其创造者高高在上，是科学知识权力的掌握者[3]实际上，缺失模型更多是由其批评者总结出来的，多数科学家和科学传播工作者并不赞同这一模型是对其传播工作的概括[4]公众理解科学模型是对传统的缺失模型的延伸，重点强调公众除了要了解基本科学知识外，还需要理解和体味科学方法。

相比于传统的科普，公众理解科学更多地强调公众是科学传播过程中的主体，但这一主体并不具有颠覆科学家权威性的地位，在公众理解科学模型下，始于公众一端的信息更多的是对科学的发问英国皇家学会1985年出版的《公众理解科学》手册对这种科学传播类型进行了全面总结[5]Burns等人进一步为公众理解科学的模式给出了定义：“使用恰当的方法、媒介、活动和对话来引发人们对科学的下述一种或多种反应——意识、愉悦、兴趣、形成观点以及理解[6]在此基础上，学术界进一步发展出贯彻民主精神的公众参与科学模型，旨在强调科学传播是一系列提升公民参与科技政策的活动[7]这种模型认为，在科学发展问题上，公众与科学家具有同等的资历参与决策，科学的发展需要通过与公民的对话来取得合法性[8]这一模型强调一种外行也可以成为专家的模式（Layman Expert Model），并认为，科学（界）作为民主社会的一员，即便在科学问题上，并不比其他知识（人群）具有更高的发言权，因为科学问题总是关乎社会的[9]迄今为止，公众参与模型在科学传播理论界取得了最为广泛的共鸣而这种共鸣正是基于西方社会近几十年来围绕着科学的争议不断涌现，转基因、核电、生殖医学、胚胎干细胞等敏感领域受到了公众普遍抵制的现状而形成的。

在现实的压力和理论的推动下，西方社会发展出科学对话、科学听证会以及公民共识会议[10]等多种旨在以平等对话的方式将公众意见融入科学决策的形式值得一提的是，公民参与科学进程的活动也伴随着公众参与的民主治理模式的发展在西方社会、特别是北欧和西欧国家，科学议题成为各种鼓励公众参与的活动的主题[11]然而，公众参与科学进展这一科学传播模式也并非没有受到挑战一些科学传播实践者指出，过度集中于对话可能忽视把对话基于坚实证据之上以转基因为例，抵制转基因的环保组织和公众要求科学界提供证据，证明转基因绝对无害，而科学界的主流则认为，现有证据可以证明经过批准的转基因作物不会比传统作物有更大的风险，而要求证明转基因绝对和永远无害的要求是不合理的，因为没有任何作物和食品可以被证明是永远无害的在理论层面，学者的研究也表明，尽管强调公众学习科学知识的缺失模型被普遍放弃，但知识仍然在公众对科学的态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传统的缺失模型不同，在公众了解科学的过程中，环境与情景发挥了重要作用[12]科学传播的实践者和部分学者对公众参与模型的反思，部分上是由于科学传播的民主性的发展，已经对科学传播的专业性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在强大的对话压力和媒体质询下，科学界在一些争议问题上坚守科学自身的专业性原则——依赖可观测证据、同行评议、可观察、可重复实验等——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

很多经过严谨科学论证的结论，在激烈对话中显得声音微弱在中国，一方面，近年来不断爆发的围绕着与科学议题相关的各种争议，包括转基因、核电发展、水电建设、垃圾焚烧、疫苗接种、PX化工厂建设等，也在实质上体现了科学传播的民主属性另一方面，中国以官方机构为主的科学传播体制，仍然以对公众传授科学知识、进行科学教育的形式为主，鲜有参与到各种科学争议的对话中，微博时代汹涌而碎片化的网络舆论更是让科学家和很多科学传播者对互动对话望而却步二 中国科学传播事业的发展及模式改革开放的30多年来，中国的科技普及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已经成为构建创新型国家的重要组成环节2002年，中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科学技术普及法》（以下简称《科普法》），2006年，国务院又发布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科普法》和《纲要》的发布，为中国的科学传播事业提供了纲领性指导和政策性支持[13]中国的科学传播经费也在逐年增加（见图1）这些工作共同构建了中国的国家科普系统图1 近年来中国的科普经费在国家的重视和政策支持下，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以及自2006年开始的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的科学传播工作取得了相当成效。

据粗略统计，1979～1988年，全国大约出版了2万多种科普图书[14]2006～2010年，中国的科技馆数量从250家增加到582家，其中“十一五”期间新建并开放了155座，建馆数和增幅均位居世界第一[15]在长期努力下，中国居民的科学素质有了显著提高中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从2001年的1.4%提升到2005年的1.6%、2010年的3.27%（见表1）尽管这一比例仍比欧美发达国家低，但纵向比较已经可以看出中国巨大的进步目前中国公民科学素养水平相当于日本（1991年为3%）、加拿大（1989年为4%）和欧盟（1992年为5%）等主要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水平[16]，但与美国（2000年为17%）仍然存在较大差距按照《2010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年报》的提法，科学普及的目的是提升中国公民总体上较低的科学素质，缩短现代化与公众科学素养之间的差距及反对迷信[17]表1 历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这一提法与长期支配科学传播的实践但现在广受批评的缺失模型的诉求非常接近，因为后者恰恰强调的是通过输送科学知识和技能提升公民的科学素养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只有3.27%的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养，这一比例让基于缺失模型的大规模科普活动显得非常合理。

然而，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多元化，基于缺失模型的传统的科普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中国的现状，特别是在涉及科学争议或潜在争议议题上实际上，在西方，科学传播活动的广泛兴起，也是与争议议题所导致的科学声誉受损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界希望不断增加公共研发开支联系在一起的[18]在中国，公众和媒体同样开始质问特定的科学议题及迅速增长的科研资金的合理性若干科学界的主流结论以及科学界就食品安全、垃圾焚烧等特定议题做出的结论，受到了公众的普遍怀疑传统的基于缺失模型的科学传播活动越来越难以充分适应这种局面与此同时，科学传播的各种新概念，如前述的公众理解科学模型和公众参与科学发展模型，也被引进到中国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认识到，传统的侧重科学家与科普工作者教导职能的科普活动，应该让位于科学家与公民之间的互动，以及公众对科学发展的参与[19]尽管调查显示，科学家群体就总体上而言，仍然属于公众最愿意信赖的人群之一，信任度仅次于军队[20]，但科学拥有的意识形态地位并没有妨碍中国公众开始质疑科学和科学家三 疏于传播的中国科学家与西方不同，大众对科学兴趣的降低和不断出现的对科学的质疑，并未促使中国科学家积极应对公众一项针对380名中国科学家参与科普活动的调查表明，尽管超过94%的受调查科学家认为科普是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在接受调查的科学家中，67.1%的人在2009年（进行调查的前一年）没有撰写任何科普文章，80.3%的人没有接受任何媒体采访，70.3%的人没有参加过任何科普活动[21]上述研究报告认为，科学家自身科普责任意识不强、所在单位绩效评价的制约以及国家相关政策执行乏力是中国科学工作者参加科学传播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够的重要原因尽管在中国，国家和科学机构领导人都在强调科学传播的重要性，但实质上，既缺乏专项资金鼓励专职科学家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也在政策制定上没有像国外一样（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规定科研经费的5%左右需要用于与该科研项目相关的各种科学传播活动），让科研资金覆盖科学传播职能上述研究并没有区分基于缺失模型的传统科普和更加强调互动与参与的科学传播但可以认为，大部分科学家仍然将参与科学传播等同于传统科普即便如此，参加这类活动尚不积极，就更不用说让中国科研工作者参与到与公众的互动对话中了这种情况一点也没有随着社交媒体带来的舆论大爆炸而发生改变例如，在微博空间，实名注册的科学家数量极少在新浪微博人气总榜上，只有“@新浪科技”以365万粉丝位列433位在新浪微博粉丝数前1000位的实名认证用户中，无一为从事自然科学研究或科普的个人博主。

这说明，在微博上活跃的自然科学工作者的数量相当稀少[22]尽管上述诸多技术性因素可以解释中国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活动的积极性不高，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国自上而下的决策体制和科研基金分配模式在根本上减少了中国科学界像其西方同行一样为了赢得公众支持而从事科学传播工作部分中国科学家认为，普通大众科学素质不高，难以与之进行互动的科技事务的讨论更多的科学家则因为从事科学传播不能给自己带来任何明显的正收益而裹足不前结果，每当科学争议泛起时，中国科学界或者躲避公众的质询，或者使用大量专业术语匆匆应付公众质询后者的情况在中国各地反对建设PX化工厂和垃圾焚烧发电站的运动中得到了鲜明体现应该说，公众的部分担忧并没有充分的科学结论支持，但在地方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组织的公众听证会中，不少专家或者语焉不详，或者没有耐心应对公众质询，或者大谈专业术语毫无疑问，在公众对科学问题的担忧和质询中，的确存在着大量缺乏证据的臆测，也有不少非理性的呼声，但这并不应该成为科技工作者拒绝对话的理由正如著名的科学传播学者怀恩（Brian Wynne）所说，公众对科学议题的怀疑立场，并非出于他们对科学信息的忽视和媒体的批评性报道，而是源于公众对科学、政府及其代表的不信任[23]。

四 公众参与科学的紧迫性中国官方科学传播机构一方面号召科学家投身科学传播，另一方面自身并不愿意被卷入任何有关科学争议的公开辩论中近年来围绕着转基因、核电和PX化工厂而展开的公开辩论和对话，或者是由当地居民自发形成合力推动政府组织对话，或者是由一些非政府组织穿针引线设法组织与此同时，大型科普活动和展览仍然是中国科普活动的主要形式在每年5月的科技周和9月的科普日期间，全国各地的科技主管部门和科协组织都会在当地组织大型科普活动据估计，每年全国科普经费的一半以上均用于科技周和科普日期间的科普活动[24]这些大型科普活动以展览为主，间或举行科学家的讲座，但鲜有涉及争议性话题，更不用说就争议话题进行对话可以理解，官方科学传播机构的领导人担心被卷入公众辩论会带来政治风险但我们面临的现状是公众对特定科技议题的抗议已经蔓延到全国，包括绿色和平等非政府组织已经在积极推动这些抗议，而许多推动这些活动的组织并没有受过科学训练在这种情况下，回避辩论只能增加社会的对立，并导致公众忽略必要的科学证据如前所述，在西方，特别是北欧和西欧国家，科学议题成为各种鼓励公众参与的民主活动的主题[25]这恰恰是因为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