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的自组织化与国家意志的介入-基于XH镇客堂汇的经验研究.docx

    村民的自组织化与国家意志的介入基于XH镇“客堂汇”的经验研究    赵欣Reference：国家意志介入的策略和程度对于村民自治的实践路径走向有较大影响研究发现，“客堂汇”之中的国家以“政策在场”、“资源在场”、“服务在场”、“身体在场”的柔性方式介入村民自治的内源性组织力量的发展过程，通过促进传统公共空间与现代社会治理、传统敦亲睦邻文化与现代社区整合、传统议事动员系统与现代协商民主的交融互动，在再造乡土社会的传统资源和推动村民自治的同时贯彻了现代国家的治理意图，达到了比较好的治理绩效，国家的介入可以成为村民自组织化的重要动力然而，国家介入的程度难以把握造成了村民自组织化进一步发展的困境，如何在保持村民自组织的自主性与合法性的同时，又使国家的治理意图能够合理地通过村民自治的内源性组织力量渗透进乡土社会，将深刻影响村民自组织的实践方向Keys：国家介入 村民自治 村民自组织 传统资源 治理能力C915：A：1004-0730( 2015 )07-0088-08一、乡土社会国家介入与乡村治理的关系变迁及困境传统乡土社会以乡绅治理为主要模式中国社会虽然很早以前就进入了中央集权的政治管理体系，但这一体系却有着“皇权不下县”的鲜明特点，即县以上是由中央直接统治，而县以下则以乡绅为政治经济文化代表进行自我管理。

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国家对基层的管理是通过渗透进入相对比较强大的家族体系来进行的，表现为兼具家族精英和社区（文化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精英角色的乡绅的治理与此相对应，家族权力和乡绅阶层也需要与国家意志保持一致从而得到国家支持，以此获得治理的权威性、合法性与合理性国家权力没有直面乡土社会，而是以家族为载体，通过儒家文化输入的柔性方式和影响乡绅的政治资本，将国家意志润物无声般地渗透进每一个村民的认知世界，进而整合基层社会，维持基层秩序新中国成立后，在乡村开始施行人民公社制度，国家直接进入乡土社会，重塑了乡村社会结构国家通过人民公社制度将社会主义集体意识和规则意识渗透到村民的生产生活和文化娱乐的各个领域国家意志瓦解了传统社会之中以家族和乡绅为核心的治理结构，通过国家主导的制度性安排将基层强制粘连起来但是由于在乡村社会内部缺乏由内生性和草根性自组织构成的坚固稳定的基础，这样的国家介入方式虽然强化了国家对于基层社会纵向的组织动员能力，但是却肢解了社会之间的横向联系和自组织能力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乡政村治模式取代了人民公社模式，国家在乡村层面实行村民自治，其本意是希望在国家权力从乡村社会撤出后，村庄可以通过自治的方式重新组织起来。

然而，当外部性的行政（党政）整合机制发生变化或者链条中断后，没有内生的自组织加以替代，乡村基层缺乏自我整合的机制村委会这一自治性组织很大程度上沦为国家在基层征收税费、落实计划生育等行政性任务的平台和抓手国家权力不再像公社时期为村庄提供政治动员、经济支持，也没有探索出一条通过国家力量适度干预乡村社会、培育扶持农民自组织的有效途径，村民对于基层政权的认同不断下降在这一危机下，国家开始进行税费改革和乡镇改革以税费改革为转折点，国家意志在乡村社会的介入程度与介入方式从强大全面渗透到乡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变化为近乎退场的“悬浮型政权”，这一巨大转变使得乡村社会的纵向整合力量极度弱化，失序加重村民的生活方式、收入来源、生产方式发生变化；维持乡土社会秩序的公共规则和权威力量发生变化，乡村的公共规则包括乡规民约、伦理道德、公共舆论对村民行为的指导和约束能力不断减弱；村庄公共性趋于消解，公共空间衰败、公共交往减少、公共服务缺位，公共精神衰落，乡村基层活力和秩序双重缺失村庄内生的整合力量与组织权威短时间无法自发形成，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村民自组织化程度的提升和国家意志的有效介入本文从乡村公共空间之中国家意志与传统资源及内源性组织力量互动的角度，详述“客堂汇”这一村民自组织化实践案例的发生、发展过程．对国家意志介入村民自组织化过程的策略及其治理成效进行分析阐释，在此基础上对于国家介入下村民内源性自治组织的发展困境进行简要讨论，以期能对反思构建实现政府治理与村民自治良性互动的现实路径有所助益。

二、内生外嵌的村民自组织化过程：以XH镇“客堂汇”为例“客堂汇”所处的XH镇位于SH市城郊，始建于南宋嘉定十年，1958年建人民公社，1983年改称乡，1993年撤乡建镇，2001年与邻近二镇合并，实行镇管村体制，现辖10个村民委员会和2个居民委员会该镇素有“草编之乡”之称，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目前该镇常住人口7万多人，其中户籍人口3万多人，农业人口数量略多于非农业人口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SH市城郊大量自然村落被动迁安置在这一时期，该镇建成了较多近似联排别墅的农民集中安置区动迁之后的村民手中拥有了较多闲置房源，这些房子大部分出租给外来流动人口，租房收入是当地村民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大部分村民已经不再务农，年轻人进入市区工作，年纪较大和退休人员留在村中养老客堂”二字来自于乡间俗语，意指“家中的客厅，是主客商谈要事的重要地方”在江南一代自然村落的民居中，客堂尤其正规，是话家常、会客、议事的场所，是体现主人家气度和生活习惯的空间客堂汇”所处XH镇早先的自然村落里，每家每户一般都有一间客堂，农闲、饭后，左邻右舍常会聚集在一起，喝茶、打牌、聊天，长久以来形成了一定的客堂文化传统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该镇大部分村民进行了原址回迁，被集中安置到农村别墅之中，每家每户依然保留底层的客堂间。

但是从自然村的散居状态到现在的农村社区集中居住状态的变化，村民原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收入来源等悉数改变，许多新的村民需求、村民矛盾和公共事务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乡村精英，包括素有乡贤美誉的人士和村民组长、党小组长、老干部等，或是自发或是在镇村的支持和鼓励下，将自己家的客堂间拿出来作为村民活动的场所，这一场所逐渐具有了邻里相教、邻里共商、邻里和睦、邻里同乐、邻里互助的功能，逐步成为了政府递送公共物品的中介空间，村民交往互动、协商议事的公共空间，以及乡村志愿公益力量再生产与内生外动的村民自治场域一）“客堂汇”的缘起——乡村精英的自觉行动与社会合法性的获得第一个“客堂汇”是由村民ZJL发起，ZJL在退休前是镇里的一位处级干部，长期从事组织、宣传和办公室工作他在退休之后回到了自己的村子，他感到村里的宣传教育工作非常薄弱现在村民都不种地了，生活很轻松，没有事情做，村民的文化生活极其不足，村子里面却很少组织这一类的活动，很多老年村民会到其他镇看戏，其他闲暇时间大部分都在打麻将，村民需要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娱乐活动现在农村变化很快，村民们有不断了解国家政策和社会发展情况的需要他同时也看到村委会自身的工作已经十分繁重，无暇也无力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多元需求。

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以政策宣传为主题在自己家的客堂间里开始定期组织村民学习活动，并逐步举办了多次党史展、三次菊花展、花草种植培训班等各种文娱活动，特别是2002年举行的元宵灯展活动，有上千村民来参加，这些村民全是他自己发动来的随着大型活动的陆续开展，他在村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很多村民从单纯的观看者、参与者转变为身体力行的志愿者，协助活动开展村民的自组织化逐渐成型除了举办学习活动和文娱活动之外，一些村民对于村庄公共事务的意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也通过ZJL的“客堂汇”传递到村委会，后面村委会干部也主动到ZJL的客堂里来听取村民意见村民之间有了纠纷，也喜欢到他的客堂里来进行调解村委会发现这是一种很好的村民自治载体，于是把ZJL的客堂间正式挂牌为“客堂汇”，举行了揭幕仪式，提供了设备和经费支持，并明确“客堂汇”的内涵是以农家客堂间为载体，广大村民自觉参与村庄社会事务管理的自治平台传统乡村是绅治的，且在清末民国时期有较长的延续性，在许多历史悠久的乡村之中还留有这种传统在社会学领域，精英是指那些在权力、声望和财富等方面占有较大优势的个体或群体，乡绅具备了较多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是乡村精英的主体。

乡村精英的亲身实践成为村民自治的内源性原动力，大量村民持续地参与提供了社会合法性，不断积累的社会威望威信和不断提高的乡村社会地位为乡村精英的自为行动提供了社会报酬，提升了其自我效能感，促成乡村精英行动从“自为”到“自觉”的升级，二者良性互动、相互激发构成了具有村民自治功能的客堂汇的发生机制二）“客堂汇”的推广——国家介入与政治合法性的赋予“客堂汇”出现后，XH镇意识到这是推进村民自治的重要载体，因此决定在全镇推广，出台了《关于推进“客堂汇”建设的实施意见》，鼓励有能力的乡村精英出来担任“客堂汇”的召集人，并对“客堂汇”的内涵定义、功能定位、组织设置、建设任务和活动形式等进行了规范，明确指出客堂汇以“客堂”为依托和载体，突出汇聚民意、民智、民俗、民心的功能，活动内容基本包括宣传培训、议事共商、矛盾调解、文化娱乐、便民服务五大类；每个“客堂汇”有一块统一标识的铭牌，有一位热心的社区志愿者，有一间宽敞的农家客堂间到2014年底，XH镇已经建立了28个各具特色的“客堂汇”客堂汇”的发展加深了村民的自组织化程度，并且逐步提升了村民参与议事协商的能力村民们最初到“客堂汇”主要是参与各种自娱自乐和互帮互助的活动，比如看书读报、聊天交谈、听客堂戏、办菊花展等，后面逐渐从原来的闲聊发展为讨论村务，再逐渐过渡到参与公共事务的解决。

2013年年初，一些村民在“客堂汇”的活动中谈到一段路上没有路灯，一到晚上经常发生交通安全事故客堂汇”的召集人将村民们的意见记录下来，并实地考察，研究安装路灯的可行性，并与村民们一起讨论具体方案，最后将安装路灯的可行性报告递交给相关政府部门，很快路灯的安装就得到了落实客堂汇”成为了村民协商议事、反映民意的重要场所，解决了诸如村民食堂改建、环境改造、住宅维修、停车问题、帮困救助等一系列民生实事，镇村干部都经常到“客堂汇”来听取村民的意见一位村干部说：“现在我两天总要去一次客堂汇，它成了我们掌握村民意见的一个平台，每周不去客堂汇，我就会感觉心里没底客堂汇”以乡村精英作为召集人，使用的空间是乡村精英的私人物业，天然具有草根性和亲民性，这些召集人在村里本身就具备一定的声望和地位国家顺应新时期农村发展的特点，支持和鼓励村民自组织化的发展，推动制度建设，提供服务，加强管理，从而赋予“客堂汇”以政治合法性乡村精英的发起、国家多种形式的介入、村民的参与和志愿服务，共同构成了客堂汇发展的源动力三、国家介入村民自组织化的策略分析“客堂汇”在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公共服务供给、农村动员机制构建、基层民主建设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探索，在动员、成立、运行的过程中增进了共同体意识和社区情感，增加了社区社会资本，促进了村民之间信任和互惠关系的生成，增强了社区感。

村民通过“客堂汇”开启了自组织化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并没有袖手旁观，也没有直接介入，而是以支持“客堂汇”发展的形式，将现代国家的社会治理意图柔性嵌入其中，实现了传统资源与国家意志的互洽，这一介入过程主要经由再造三个传统要素实现，即传统公共空间、传统敦亲睦邻文化和传统议事动员系统一）政策在场与资源在场：传统公共空间复归与现代社会治理的嵌入传统社会人们习惯于到家族祠堂或者族长、长老家中讨论一村事务，家族以族产、祠堂为物质基础开展公益事业，为成员提供救济、帮扶、婚丧、娱乐、防卫、耕作等公共服务到解放和建国前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发动、组织和领导村民成为了当时主要的农村工作方法，公社、大队的会议室成为村民的公共空间，开大会、听报告成为村民日常生活世界的固定程序，村民的参与程度和参与热情是非常高的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市郊区的村民最先实现了流动，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