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史-苏轼传》原文、译文(共13页).doc
13页精选优质文档-----倾情为你奉上【原】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 【译】苏轼字叫子瞻,是眉州眉山人十岁时,父亲苏洵到四方游学,母亲程氏亲自教他读书,听到古今的成败得失,常能说出其中的要害程氏读东汉《范滂传》,很有感慨,苏轼问道:“我如果做范滂,母亲能答应我这样做吗?”程氏说:“你能做范滂,我难道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原】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试礼部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 【译】到二十岁时,就精通经传历史,每天写文章几千字,喜欢贾谊、陆贽的书不久读《庄子》,感叹说:“我从前有的见解,嘴里不能说出,现在看到这本书,说到我心里了。
嘉祐二年,参加礼部考试当时文章晦涩怪异的弊习很重,主考官欧阳修想加以改正,见到苏轼《刑赏忠厚论》,很惊喜,想定他为进士第一名,但怀疑是自己的门客曾巩写的,便放在了第二名;又以《春秋》经义策问取得第一,殿试中乙科后来凭推荐信谒见欧阳修,欧阳修对梅圣俞说:“我应当让这个人出人头地了听到的人开始哗然不服,时间久了就信服此语 【原】丁母忧五年,调福昌主簿欧阳修以才识兼茂,荐之秘阁试六论,旧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轼始具草,文义粲然复对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轼而已 【译】服母丧嘉祐五年,调任福昌主簿欧阳修因他才能识见都好,举荐他进秘阁考试作策论六篇,过去人们应试不起草,所以文章多数写得不好苏轼开始起草,文理就很清晰又笔答制策,被列入第三等从宋初以来,制策被列入第三等的,只有吴育和苏轼而已 【原】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叛官关中自元昊叛,民贫役重,岐下岁输南山木筏,自渭入河,经砥柱之险,衙吏踵破家轼访其利害,为修衙规,使自择水工以时进止,自是害减半 【译】任职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叛官关中自从元昊叛乱后,百姓贫困差役繁重,岐山下每年输送到南山的木筏,从渭河进入黄河,经过砥柱的险处,衙前役人相继破产。
苏轼访察到其利弊所在,为他们修订衙规,让他们自己选择水工按时进送或停止,从此害处被减少了一半 【原】治平二年,入判登闻鼓院英宗自藩邸闻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诰宰相韩琦曰:“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进用,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辞矣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与修注如何?”琦曰:“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授不若于馆阁中近上贴职与之,且请召试英宗曰:“试之未知其能否,如轼有不能邪?”琦犹不可,及试二论,复入三等,得直史馆轼闻琦语,曰:“公可谓爱人以德矣 会洵卒,赙以金帛,辞之,求赠一官,于是赠光禄丞洵将终,以兄太白早亡,子孙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属轼轼既除丧,即葬姑后官可荫,推与太白曾孙彭 【译】治平二年,入朝判登闻鼓院英宗在做藩王时就听到他的名声,想用唐朝旧例召他进翰林院,管理制诰之事宰相韩琦说:“苏轼的才能,远大杰出,将来自然应当担当天下大任关键在于朝廷要培养他,使天下的士人无不敬畏羡慕而佩服他,都想要朝廷使用他,然后召来加以重用,那所有的人都没有异议了现在突然重用他,天下的士人未必以为正确,恰恰足以使他受到牵累。
英宗说:“姑且给他修注一职如何?”韩琦说:“记注和知制诰地位相近,不可马上授予不如在馆阁中较靠上的贴职授予他,而且请召来考试英宗说:“考试不知他能否胜任,像苏轼会有不能担任的吗?”韩琦还是不同意,到试了两篇论,又列入三等,得到了直史馆的职位苏轼听到了韩琦的话,说:“韩公可以说是用德行来爱护人的呀 适逢苏洵去世,朝廷赐给他金帛,苏轼推辞了,要求赠父亲一个官职,于是赠光禄丞苏洵将死,因哥哥太白早死,子孙没有成人,妹妹嫁给杜氏,死了还未下葬,嘱咐苏轼苏轼服丧期满后,就马上安葬了姑母后来大官可以让子孙得荫,就推让给了苏太白的曾孙苏彭 【原】熙宁二年,还朝王安石执政,素恶其议论异己,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变科举、兴学校,诏两制、三馆议轼上议曰: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史皂隶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虽因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责实,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而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夫时有可否,物有废兴,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虽圣人不能复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强而复之,则难为力庆历固尝立学矣,至于今日,惟有空名仅存。
今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食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狱讼听于是,军旅谋于是,又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则无乃徒为纷乱,以患苦天下邪?若乃无大更革,而望有益于时,则与庆历之际何异?故臣谓今之学校,特可因仍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吾世足矣至于贡举之法,行之百年,治乱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视祖宗之世,贡举之法,与今为孰精?言语文章,与今为孰优?所得人才,与今为孰多?天下之事,与今为孰办?较此四者之长短,其议决矣 今所欲变改不过数端: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词,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经生不帖墨而考大义,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愿陛下留意于远者、大者,区区之法何预焉臣又切有私忧过计者夫性命之说,自子贡不得闻,而今之学者,耻不言性命,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观其貌,超然无着而不可挹,此岂真能然哉!盖中人之性,安于放而乐于诞耳陛下亦安用之? 【译】熙宁二年,苏轼回到朝廷王安石执政,向来厌恶苏轼的议论和自己不同,任命他做判官告院熙宁四年,王安石想要改革科举、兴办学校,皇帝下诏叫翰林学士和知制诰,史馆、昭文馆和集贤院的官员商议苏轼上折发表议论说: 求得人才的道路,在于了解人;了解人的方法,在于注重实际。
假使君主和宰相有了解人的英明,朝廷有注重实际的政策,那么就是小吏衙役中也未尝没有人才,何况学校和科举呢?即使沿用现在的办法,我以为人才还有余如果君主和宰相没有知人之明,朝廷不求实,即使在公卿和侍从之臣中也会常常忧虑没有人才,又何况学校和科举呢?即使恢复古代的制度,我以为还是不够至于时代有可行与不可行,政事有随时废兴的不同,正是合适的时候,即使是暴君也无法废除,等到不再适用时,即使时圣人也无法恢复所以风俗的变化,法律制度就跟着改变,好像江河的改道,强求复旧,就难以奏效了庆历年间开始设立学校,到了今天,仅存空名现在要改变当今的礼制,更改当今的风俗,又要发动百姓来修建官府,收取百姓的财物来养活游学的士人在方圆百里之内,设官员立教师,刑狱之事在这里审判,军事问题在这里讨论,又要选汰不服从教化的人驱逐到远方去,那岂不是徒然制造纷乱,使天下人愁苦吗?至于不作大的更改,而希望对现在有所裨益,那和庆历时代有何不同?所以我认为今天的学校,但可因循旧制,沿用先王的旧制度,不在我们这代废去就够了至于科举的办法,实行了一百年,国家的治乱和盛衰,根本不由此决定陛下看祖宗的时候,科举的办法,和今天的比起来哪一个更精?言语和文章,和今天比哪一个更好?所得到的人才,和今天比哪一个更多?天下的事,和今天比哪一个更处理得好?把这四点的优劣一比较,那争论就可以解决了。
现在想要改变的不过是这几点:有的说乡试选拔人才注重德行而忽略文词,有的说专取策论而免试诗赋,有的想兼取名望而免去密封试卷,有的想使应试者免考帖去部分经文默写字句而考大义,这些都是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人请陛下留意在长远的、重大的事情上,这些区区的方法又何相干我又实在有过于忧虑的方面那些关于人性天命的说法,从子贡开始就没再听说,而现在治学的人,以不说人性天命为耻,读他们的文章,大而无当不可追根问底;看这些人的相貌,更是高超却没有显著的特征加以斟酌,这难道真能如此吗?大抵中等人的性情,安于放纵而喜为怪诞而已陛下又要怎样使用他们呢? 【原】议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轼议,意释然矣即日召见,问:“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当熟思之凡在馆阁,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无有所隐轼退,言于同列安石不悦,命权开封府推官,将困之以事轼决断精敏,声闻益远会上元敕府市浙灯,且令损价轼疏言:“陛下岂以灯为悦?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耳然百姓不可户晓,皆谓以耳目不急之玩,夺其口体必用之资。
此事至小,体则甚大,愿追还前命即诏罢之 【译】奏议上呈后,神宗觉悟地说:“我本来怀疑这事,得到苏轼的奏议,心里就清楚了当天召见他,问道:“当今政策法令的得失在哪里?即使是我的过失,也可以指出来苏轼回答说:“陛下性格天生明知,上天赐予文才武功,不用担心不明察,不用担心不勤政,不用担心不决断,只担心治理事务太急躁,听人话语太宽广,进用官员太快速希望能以安静来治理国家,等待事物的出现,然后加以处理神宗震惊地说:“你的三句话,我应当仔细地考虑凡是在馆阁的人,都应当为我深思治乱的办法,不要有所隐瞒苏轼退下,和同僚讲起这些事王安石不高兴,令他做开封府推官,将用事务来困扰他苏轼决断精当敏捷,名声传得更远正逢元宵节下令要开封府购买浙江的灯,而且命令降低价格苏轼上疏说:“陛下难道喜欢灯吗?这不过是奉承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的欢笑而已但百姓不能每家都买,都认为以不急用的耳目玩好,夺去他们衣食所必需的钱财这件事极小,而关系很大,希望您能追回成命皇帝下诏书免去此举 【原】时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论其不便,曰: 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灯之有膏,鱼之有水,农夫之有田,商贾之有财。
失之则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 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今陛下不以财用付三司,无故又创制置三司条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以万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财,论说百端,喧传万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何恤于人言操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故臣以为欲消谗慝而召和气,则莫若罢条例司 今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功,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余人耳以此为术,其谁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难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遂信其说,即使相视地形,所在凿空,访寻水利,妄庸轻剽,率意争言官司虽知其疏,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视可否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官吏苟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糜帑廪,下夺农时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为此哉? 自古役人,必用乡户。
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顾役,而欲措之天下单丁、女户,盖天民之穷者也,而陛下首欲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