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环境史学研究综述历史学论文.doc

美国环境史学研究综述_历史学论文 环境史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率先在美国兴起，经过长足 发展 ，目前在美国渐渐成为一个日趋成熟的学科环境史不仅在美国拥有专业学会、专业期刊，而且被越来越多的高校列入了教学规划目前，美国环境史学会会员已经超过了1400人，其专业期刊——《环境史》的发行量已经超过了2600份[1] 自环境史作为一门新的学科问世以来，美国学者撰写了大量的环境史著作，但这些著作基本上都是关于具体问题的研究，而专门对这门学科本身进行理论探讨的著作则比较少见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 历史 学家轻视理论的实用主义倾向，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门学科正处于发展之中，环境史学者还未能对这门学科的一些基本问题达成共识尽管如此，美国环境史学者在建构环境史理论体系、梳理本学科发展历程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在笔者看来，这些探讨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四类：一、什么是环境史；二、为什么要研究环境史；三、如何研究环境史；四、环境史在美国的发展历程本文拟从这四个方面叙述美国环境史学研究进展及 中国 学者对美国环境史学的研究状况进行初步介绍 一 自环境史诞生以来，美国学者对环境史的界定经历了一个从狭窄到宽泛（从抽象到具体）、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

笔者以为，环境史在诞生之初，主要是研究 自然 和资源保护、环境运动的历史；而到80年代以后，则是研究历史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90年代以后，环境史则研究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以自然为中介的社会关系 环境史一词最早是由美国学者纳什在《美国环境史：一个新的教学领域》中提出的，他认为，环境史是“对环境责任的呼声的回应”，研究“历史上人类和他的全部栖息地（活动范围）的联系（关系）”[2]，其显著特点便是跨学科研究，环境史学家应该象生态学那样有平衡、共同体和相互联系的观念他还设计了美国环境史的教学方案，主要内容包括：北美的拓殖经历、边疆环境及其影响，20世纪上半叶的资源保护运动等纳什主要是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研究美国人对自然和荒野的观念转变海斯也是美国环境史的鼻祖之一，他主要是从 政治 的角度研究资源保护运动和环保运动的历史海斯提到，《资源保护与效率的福音》于1959年出版后，它当时属于资源保护史的范畴，这个领域现在被称为环境史[3] ThadW.Tate在《环境史定义的有关问题》一文中认为，环境史同妇女史、族裔史一样，是史学的一个新分支学科，但和这些学科相比，环境史学家还未能就该学科的研究内容和方法达成一致，其中争论激烈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环境史学与环境主义之间的关系。

价值中立，不偏不倚，更有利于环境史学的长远发展因此，环境史学强烈的道德与伦理诉求应该弱化环境史研究包括思想史、生产方式史，自然生态史与政治史四个层面，它既反对环境决定论，也反对认为人可以超越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4]Tate在当时已经察觉到，环境史要发展，就必须突破环保史的范畴，而且他已经提到环境史研究的四个层面 唐纳德·沃斯特是美国最早从事环境史研究的学者之一，在推动环境史的学科建构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沃斯特对“美国环境史倾向于与环境主义的历史等同”（664）的状况非常不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就不断撰文阐述他对这门学科发展的见解沃斯特在（某某年出版的）《没有边界的世界：环境史的国际化》[5]中提出，环境史并非仅仅是美国的发明，它在其他国家以不同的名称出现（662）；环境史最发达的是英国、法国和美国，这三个国家的环境史研究各有自己的特点，“在将来出现的、成熟的、有活力的环境史，必须把这三个国家以及其它国家的方法融合起来”，对“在每个国家、地球上的各个角落都存在的基本的历史问题”进行比较研究（664—665）沃斯特建议环境史学家研究以下两个基本问题：在对自然的理解和行动上，从依靠本土的民间经验向依靠专业化的 科学 知识的转移；从地方自给自足到卷入全球市场秩序过程中的 经济 和生态演变。

首先在哪里发表的）《作为自然史的历史：理论与方法》一文中，沃斯特追溯了历史学中生态视角的发展他认为，就美国的历史学家而言，韦布和马林已经开始从环境、生态角度分析历史问题，而魏特夫则提出，人与土地的不断斗争，在生态上总是充满了辨证的色彩但他的观点没有被历史学家弘扬光大，而被人类学家所吸收，沃斯特介绍了人类学家ClarkWissler、JulianSteward、RoyRappaport和MarvinHarris他们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从生态角度解释文化进化的理论，这些都值得环境史学家借鉴和学习[6]《地球的终结》[7]是沃斯特主编的一本环境史的 论文 集，它的目标是通过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便于读者对“什么是环境史”、“这一领域关注什么问题”有感性直观的了解，这本书收集的论文，就地域而言，几乎包罗整个世界，就时间而言，基本上是 现代 史沃斯特撰写了2篇文章一是《脆弱的地球》，在这篇文章中，沃斯特谈到近500年来全球的生态破坏及学者们对生态危机不断加剧的担忧他认为，环境史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是要计量发展“所付出的巨大的生态和社会代价”，它教导人们“要学会约束和管制自己，和自然相互依存，放纵和征服自然的想法只能是自取灭亡”。

在《研究环境史》一文中，沃斯特简要追溯了美国环境史学的发展，认为环境史是关于“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自然是指主要不是由人类社会创造的、非人类世界”，即第一自然；而人为的社会环境，即“第二自然”被排除在环境史所指的“自然”之外他提出了环境史研究的三个层面：一是自然本身，包括自然的有机和无机方面；二是（与）环境联系时的社会经济层面，包括工具、生产、生产关系、生产方式、权力的配置与布局等；第三个层面是精神的或思想的方面，包括观念、伦理、 法律 、神话及其它意识的结构它们三者之间是一个统一的、动态的、辨证的整体（292—293） 1990年，沃斯特又发表了《地球的转变：用农业生态视角来观察历史》一文，进一步阐释环境史研究的三个层次，一是自然生态史本身，二是以生产技术为核心、对自然的开发和利用史，三是环境观念史沃斯特认为，迄今为止，第二个层次往往为环境史学家所忽略，急待大力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对所有的社会而言，从自然中获取食物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获取食物这一过程就把人与自然联系起来，沃斯特因此提出要以农业生态体系建构环境史的基本研究模式，揭示随资本主义兴起所带来的“社会关系的重组与自然的重组”（P1100）。

《地球的转变：用农业生态视角来观察历史》发表在1990年《美国历史杂志》第4期[8]该期杂志还发表了几篇对沃斯特论文的争鸣文章克罗斯比认为，农业生态系统是一个价值很高、急待研究的领域，此外，还应该重视对世界环境史的宏观、整体研究怀特认为，获取食物并不是沃斯特所谓的纯粹属于第二层次的问题，它也是一个文化观念的问题在他看来，环境史的道德诉求、价值判断，环境史的生态学基础——自然顶级理论都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克罗农在他的（哪篇）文章中指出，沃斯特的农业生态模式过于狭隘，根本不能涵盖城市环境史等内容，沃斯特对生产方式这一术语没有进行界定，没有提出区分不同生产方式的标准；另外，以传统生态学为基础，将人类视为和谐稳定的自然的破坏力量，也值得推敲沃斯特往往将人视为一个整体，这不利于发现“社会集团内部的冲突与区别”（P1128），沃斯特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充满着道德说教克罗农认为，环境史应拓宽新领域，借鉴社会史的方法，着重研究环境史三个层面之间的关系麦钱特主张重视妇女的作用，运用性别分析方法研究环境史，她认为还应该研究生物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再生产而派因则以自然中的野火为例，说明自然本身就是混沌无序的沃斯特在他的回应文章《越过文化来观察》中提出，他并没有简单地盲信生态学，当前学界对自然失衡无序的强调，部分是受到了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另外，将社会史的分析方法引入环境史，又可能使环境史变成社会史的附庸而失去它的固有特色。

在界定环境史发展方面，除沃斯特以外，克罗斯比、麦钱特和克罗农也都能够另辟蹊径，从而使环境史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克罗斯比提出了生态帝国主义，他用动物、细菌、害虫和杂草的入侵来解释生态变化，曾经提到，新欧洲（即美洲）现有的生态和社会基本上是“我所谓的生物旅行箱（portmanteaubiota）——我用生物旅行箱来统称欧洲人和他们携带的所有生物——的不受控制的繁殖和扩散的产物”了解生物旅行箱的成功是了解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欧洲兴起的关键克罗斯比有一句名言：“人首先是生物，然后才是宗教信徒，但许多历史学家需要提醒的是，“人在成为一个罗马天主教徒或资本主义者之前，他首先是一个生物人”克罗斯比的另外一大贡献是主张研究世界环境史麦钱特指出，环境史是要“通过地球的眼睛来观察过去，它要探求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人类和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各种方式，它仍处于一个需要自我界定的过程当中生态史比环境史的范畴要宽，尽管它们经常是互换使用”[9]，她主张在环境史中引入性别分析，重视妇女的独特作用在《生态革命的理论结构》[10]中，麦钱特提出，生态学、生产、再生产和意识是环境史研究中最基本的概念（20），而生态革命必须兼备上述四个方面的改变。

她认为，在1600—1860年间，新英格兰地区的生态经历了两次主要转变：17世纪的殖民主义生态革命导致了本土的印第安人生态的崩溃和欧洲动植物、细菌和人的生态共同体的融入，大致发生在美国革命与1860年之间的资本主义生态革命则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所引起的 在打破沃斯特的农业生态环境史模式方面，克罗农功不可没克罗农史美国环境史的重要代表，早在1983年，他就出版了《土地上的变化》[11]一书，这是“一部殖民地时期新英格兰的生态史”在他看来，“生态史是指将历史的界限延伸到人类制度以外的自然生态系统，经济、阶级和性别系统、政治组织、文化仪式均在自然生态系统中活动”他对沃斯特的批评已在前文有所提及，此外，他还写作了《芝加哥：自然的大都市》[12]一书，从而开辟了城市环境史这一重要领域；另外，他指出，环境史学的最大弱点是它不能探讨环境变化对不同社会集团的意义，亟待引入社会史的性别、种族、阶级分析（1129），从而指明了环境史在90年代以后的发展方向他主编的《不同的立场》一书，推翻了自然的顶极理论模式——早期环境史学所依赖的生态学基础[13]此外，他还认为，历史的叙述也是环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有许多故事的地方：自然、历史和叙述》[14]一文中，作者“通过概览历史学家叙说大平原的过去的不同方式”，“建议去分析环境史中叙述的作用”（1350）。

作者把以往关于大平原的著述大致分为两类，“一是认为这个地区在不断进步，一是认为这个地区在不断退步”（1352）克罗农指出，叙述的主观随意性是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一个重大挑战，但叙述的选择也并非毫无限制：首先，我们的叙述不能违背基本的史实；其次，环境史著作必须具有一定的生态意识；最后，历史学家的个人意识也是集体意识的一种反映（1372） 在《叙说关于将来的故事：环境史和末世科学》[15]一文中，作者认为，在全球面临生态困境、科学家对此不断提出警告的现实面前，环境史学家不能丧失是非感，将环境史仅仅视为关于过去的主观叙述环境史学家应该质疑现代世界对无止境的进步与发展之信念（57），把“自然王国置于人类历史之中”，“帮助人类重新找回自然的协调一致、模式与尊严”，帮助“在文化和政治斗争中，形成和决定一个可持续的人类未来”（45） 进入90年代以后，环境史与社会史合流成为一种趋势，性别、种族都被纳入环境史的研究内容AlanTaylor认为，“社会史与环境史是相容的，而且彼此可以相互加强”两者都关注日常的、以前不引人注目的人和事物；都发掘了许多新资料，都对弱势和被剥削、被伤害的对象有强烈的同情这种共性使他们能够彼此相容。

作者认为，通过关注环境消费的社会不平等（即环境正义问题），社会史和环境史能够相互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