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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公共治理中的话语民主 ——以后现代语境中的公共行政理 现代公共治理中的话语民主——以后现代语境中的公共行政理论为研究范式 【作 者】梁莹 【作者简介】梁莹，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与行政管理学系博士生南京　210093） 【内容提要】近20年来，当代主流学科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公共行政领域亦不例外90年代，一些学者基于后现代社会的某些视角，提出要以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来取代传统的行政模式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将公共行政与公共政策置于后现代主义的基础之上，对制度主义、宪政主义、社群主义等理论进行了批驳，致力于建构一种全新的公共行政“话语”理论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不仅为走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复兴以来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无休止的争论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也对徘徊于技术与价值的两难困境中的现代公共治理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 【摘 要 题】理论前沿 【关 键 词】公共治理/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民主/社会资本/公民论坛　　　　一、话语民主的语境变迁：从古典民主到后现代公共行政20世纪80年代以前，从亚里士多德到汉娜·阿伦特一脉的政治哲学都强调政治是公共言谈和讨论，而不是暴力的征服和斗争。

在古希腊的城邦，崇尚一种公民积极参与和自我管理的观念在这种观念下，治人者也会受治于人全体公民聚集一处，讨论、决定和制定法律因而古希腊的民主制可以被看成是这样一种体制，它力图使不同背景和属性的人们，能够“通过政治的互动作用来表达和交流他们对善的理解”注：[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政治是特殊的生活方式，以政治方式行事，意味着放弃诉诸暴力和强制，一切必须通过言辞和劝说人类固然有许多活动方式，但是，只有实践和言语是政治的，政治是通过言谈实现的，“政治是实践和说话能力在其中共同形成的领域这是一个真正的公共活动领域，说话和行动的个人在其中看和听，并且彼此认真对待说话是一种实践的形式注：[英]约翰·基恩：《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页这种“说服政治学”使政治学关注政治秩序的形成方式，而不仅仅是考虑政治的结果阿伦特对政治学的最大贡献则是以交往自由概念为基础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权力，使权力概念摆脱从马基雅弗利、霍布斯到韦伯的工具行为理论前提，回到亚里士多德的古典哲学传统阿伦特把不需要他人同意的权力称为暴力(force)，把建立在共同价值和信念之上的一致行动能力称为权力(power)。

注：汪行福：通往话语民主之路：《与哈贝马斯对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第71页在这个基础上她对民主作共和主义的解释：人民在相互交往的实践基础上，通过公共领域的争辩、讨论和交流等舆论形式，抵制危害政治自由的暴力，使民主制度成为真正人民主权的实现阿伦特认为，传统代议制把行政仅仅视为执行，是没有自主性的，这样既不能调动公民参政的积极性，又抑制了他们创造潜能的发挥，“从代议制中知道，无人统治不一定是不统治；在某些情况下，它或许会成为一种最残酷、最暴虐的统治注：[美]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第71页针对现代民族国家的代议制弊端，阿伦特主张用一种参与式民主制度来取而代之这种制度即联邦制的人民委员会制度：“以基层为起点逐渐向上延伸，最后导致一个议会的组织原则”注：Arendt.Crises of the republic,Penguim.Harmondsworth,1973.P.189.）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出现了“规范政治哲学”复兴的倾向而哈贝马斯是推动规范政治哲学复兴的重要人物，哈贝马斯的政治学受到两种规范政治学传统影响亚里士多德、早期黑格尔和阿伦特等人强调政治的交往意义，政治本质上是对话、协商、言语和说服的实践。

这一传统，他称之为共和主义传统，在这里民主参与意识构成它的核心另一传统是康德的道德普遍主义传统，它强调政治的义务论特征和公平意识合法的政治制度必须建立在普遍权利基础上，平等和相互尊重的义务是一切合法政治秩序的基础，政治必须服从普遍的道德理性规则注：汪行福：通往话语民主之路：《与哈贝马斯对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第71页哈贝马斯把两大传统综合起来，同时把政治理解为个人之间自由平等协商和集体参与的实践，民主被理解为普遍权利约束下的人民的自我统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话语民主理论哈贝马斯所言的“话语民主”的含义就是指人们围绕公共事务展开自由、平等的辩论、对话、商讨并最终形成政治共识的过程，“它一方面表现为议会中的商谈制度形式，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政治公共领域交往系统中的商谈制度形式这些无主体的交往，无论是在作出决策的政治实体之外或之内，都构成了一个舞台，好让关于整个社会重大议题和需要管理的内容的意见和意志能够形成，并且多少具有合理性注：[德]哈贝马斯：《民主的三种规范模式》，载于“世纪中国”网(),2000年12月.）阿伦特、哈贝马斯等现代主义学者的话语民主理论被一些后现代公共行政学者所继承和发扬。

90年代，查尔斯·J·福克斯和休·T·米勒将公共行政置于后现代主义的基础之上，构建了全新的公共行政“话语”理论二位作者在《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一书中指出，20世纪70年代，英美等西方国家的经济陷入了“滞胀”的困境中；公民权运动、水门事件以及能源危机等导致了政治体系的失效；而政治家们的渎职则导致了立法的危机这些民主怪圈的循环使传统的治理模式出现了危机，于是学者们纷纷提出所谓的“新的理论模式”：制度主义、社群主义、宪政主义等，以取代旧的传统理论然而，在后现代状况下，宪政主义、社群主义与制度主义被不同程度地解构了对于宪政主义，福克斯和米勒认为其太保守，且缺乏实在的指向物，如从工具主义角度看，似乎又太依赖于既有治理结构，因而就连宪政主义的理论先驱约翰·罗尔(John Rohr)也认为，“对于公共行政的宪法合法性，就连最有力的论证也是软弱无力的”注：[美]查尔斯·J·福克斯和休·T·米勒：《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页，第34页，第89页.第143页福克斯和米勒对于制度主义的批评在于，制度是僵化的并有怀旧之弊，因此，二位作者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来分解出类似于制度而又与制度有沟通性的行为实践来取代制度。

而提及社群主义时，二位作者则认为，“如果说传统治理模式的主要问题在于假定了一个意志自由的个体和对处于实际境遇中的个体的抽象，社群主义与之平行的问题是假定社会是至善的或基本上完善”注：[美]查尔斯·J·福克斯和休·T·米勒：《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页，第34页，第89页.第143页在对传统的治理模式及其替代模式进行批判之后，福克斯和米勒基于后现代社会理论的某些视角，提出第三种理论，即公共行政“话语”理论转载请注明网络来源:政治学论文网) TAG标签： 以后 话语 语境 对话 公民 现代 行政 公共 民主 治理福克斯和米勒的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首先强调“能量场”在公共政策领域的重要作用能量场”的概念似乎与现代主义学者所言的“公共领域”的内涵有异曲同工之处阿伦特将公共领域视为一个由行动和言语所组成的，直接交往而成的领域；而哈贝马斯则认为公共领域是与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力相抗衡且向所有公民开放的公共生活领域但是随着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以及国家与社会的相互融合，公共领域似乎逐渐失去其存在的意义，而“能量场”的概念作为公共领域概念的替代物出现了福克斯和米勒认为公共政策的过程是一种“重复性的实践”活动，而这种“重复性的实践”活动是“能量场”概念的基础。

既然“将社会结构扎根于变化着的绵延性与坚固性的重复实践中将为已经富有成果的解释图式的进一步发展开辟新的天地”，那么“新生的话语形式也会发展成为有足够稳定性的重复性实践，并具有制度化的特征（可以预计，我们寻求的正是话语实践的制度化）注：[美]查尔斯·J·福克斯和休·T·米勒：《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页，第34页，第89页.第143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提出了公共“能量场”的理念，认为它不仅在理论上为这种解释图式提供了栖息地，而且在实践上为公共话语的实现提供了一个真实而恰当的时空维度，即具有制度化特征的重复性实践的竞技场而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核心则是政策网络中的“部分人的对话”二位作者对现实存在的政策对话案例进行了梳理，指出政策网络中的对话有三种形式：即“少数人的对话”、“多数人的对话”和“部分人的对话”显然，前两种对话形式并不符合公共政策话语的基本要求结合一些典型案例的研究，福克斯和米勒十分推崇“部分人的对话”形式二位作者指出，在公共能量场中，对话或者话语必须是有规则的：真诚、切合情境的意向性、参与意愿以及实质性的贡献，这些就是话语正当性的条件，而“部分人的对话”则为实现公共政策对话的正当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因为它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在政策网络中应该加以大力提倡的话语形式。

在他们看来，“部分人的对话”与其他两种对话形式相比较尽管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参与，但是，“一些人的对话优于少数人的对话和多数人的对话，它的针对特定语境的话语和不愿遭受愚弄与任意差遣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参与，切合情境的意向性和真诚性的提高大大超过了它的缺点注：[美]查尔斯·J·福克斯和休·T·米勒：《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页，第34页，第89页.第143页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部分人的对话”的现状并不太理想，但是对于福克斯和米勒两位作者来说，实现政策网络中的“部分人的对话”是改造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值得大力倡导的途径，这种形式是最接近真实话语的形式，且促成了现实的政策网络的形成后现代话语包含了某种事物已经终结，而某种新的东西正在来临的意思，并且包含了这样一种要求，即我们必须提出新的范畴、理论和方法，以便探索和理解新的社会状况和文化状况注：[美]凯尔特·贝斯特：《后现代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概而言之，在后现代主义公共行政看来，后现代语境下的政府面临更为动荡、更为复杂、更为不平衡和更为变化多端的治理环境，公共问题的日趋复杂性，社会各多元主体之间的相互依存性，使政府的不可治理性的可能性日益增大，因此，政府不是唯一的“元话语”，而是通过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形成“话语”的共同治理，建立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让公民与草根组织的力量充分释放出来，形成政府与公民以及草根组织共同参与治理的合作网络，以合理的途径解决公共治理中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以实现公共治理的有效性。

由此观之，这种兴起于后现代公共行政语境中的话语理论与公共治理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存在着一定的制约和依存关系，下文将对此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考量　　　　二、公共治理中价值的迷失及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启迪政治学中新制度主义范式的兴起为传统公共治理向现代公共治理的转型提供了契机20世纪60年代，片面以政治科学为取向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受到诸多学者的批判，对行为主义的批评产生出了西方政治学所说的“后行为主义”70年代以后，由于后行为主义的兴起，在道德哲学、价值伦理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公共治理的研究形成了一个新的视野后行为主义意味着政治学中理性主义的复兴，但西方政治理论在理性的范式取得发展以后，又再一次转向了一种更为新颖的规范理论范式，即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范式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自80年代以后逐步兴起，并从政治学领域逐渐渗透到公共管理领域，为公共治理理论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契机，极大地推动了公共治理理论的变迁例如民营化运动的先驱E·S·萨瓦斯从制度建构的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