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论视角下林语堂英译《论语》的编译策略.docx

    目的论视角下林语堂英译《论语》的编译策略    许蔚 赵灵妤摘  要：林语堂的英文著作《孔子的智慧》涉及到许多《论语》的英译，作者以独特的编译模式和跨文化编译策略，为弥合中西方文化鸿沟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本文拟从目的论视角出发，着眼于林语堂《论语》英译本的篇章结构，探讨其系统化、主题化的编译模式、副文本的介入运用以及与西方文化类比的编译策略，并探讨其对传播中国古代哲学文化的作用关键词：林语堂;《孔子的智慧》;翻译目的论;编译策略《论语》是我国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是学习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其英文全译本至今约有30个，其中较为著名的有理雅各、安乐哲、罗思文及华人辜鸿铭等的译本，这些译本在不同历史时期展示了中国哲学典籍外译的进程（王东波，2008）理雅各认为，系统地译介儒家经典特别是其代表作《论语》，是传播中华民族精神和思想文化的必然途径Hans Vermeer（1978）提出了翻译目的论（Skopos Theory），认为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必须由译文预期目的或功能决定，即基于不同的翻译目的，译者应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1938年，林语堂的The Wisdom of Confucius（《孔子的智慧》）问世，其中《论语》的英译占了很大的篇幅。

此书的编撰意图和内容编排都旨在向西方人传播完整的孔子形象和中国儒家文化，以达到弥合中西文化鸿沟和实现中西文化交流的目的《孔子的智慧》因精致的选材内容、独特的编译形式、幽默的翻译风格，受到众多西方读者的欢迎本文试图着眼于林语堂《论语》英译本的篇章结构，探讨其创造性编译的特点一、《论语》英译策略研究回顾（一）其他译者的《论语》译本研究目前，目的论视角下的《论语》英译策略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归化和异化、直译和意译、翻译策略比较研究、翻译策略批评研究以及目的论法则的翻译实践研究例如，刘红新、陈可培和王敏（2007）基于辜鸿铭的译本，发现辜鸿铭采用了高度归化和高度意译的翻译方法，并根据国外读者的阅读心理，对原文进行合理的重排和增删，为中国古籍的译介提供了理论依据曹慧玲、李成明、刘洪锋（2014）以目的论为理论基础，探讨了《论语》英译本中核心文化负载词的“归化”翻译策略王攀（2016）主要研究了“子路篇”四则中不同译者笔下的直译、意译、增译等策略孔豪杰、赵晓霞和谢文静（2010）基于理雅各与辜鸿铭的译本，研究了理雅各以原文文本为中心的异化策略和辜鸿铭以读者为中心的归化策略比较研究方面，刘艳荣（2015）采用分析、对比、演绎和举例四种研究方法，比较研究了理雅各、辜鸿铭与韦利三种译本中的翻译策略，并指出不同的翻译策略主要是由不同的翻译目的和译本用途决定的。

目的论视角下《论语》英译策略的翻译批评研究比较少，主要集中于对《论语》英译策略中目的论的忠实性法则和连贯性法则运用的讨论与批评如王涛（2011）从目的论的角度研究《论语》选段的不同译本，不仅为翻译批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证明了翻译批评在促进译者提高翻译质量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张斐斐（2017）则基于柯立瑞和威利的译本，阐释了目的论三大原则在《论语》英译中的实际应用陈静（2016）则以目的论为基础，指出译者只有充分把握翻译的目的，在正确理解源语意义和源语语言文化内容的基础上，遵循目的论的忠实性法则和连贯性法则，才能将目的论理论与翻译策略相结合，从而最大化地实现翻译目的，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总体来说，目前目的论视角下的《论语》英译策略主要集中于归化、异化策略研究和翻译策略对比研究，多数研究都着眼于对《论语》核心文化词、核心概念词的探讨，对篇章结构缺乏系统性的研究，并且对林语堂英译《论语》的关注较少二）林语堂英译《论语》研究根据对知网论文数据库的调查，到目前为止，以目的论为理论框架对林语堂英译《论语》的相关研究不到10篇，内容主要集中于研究林语堂的翻译策略和探究林语堂翻译策略背后的原因这两大方面。

如王晨婕（2008）着眼于林语堂译本中的“叛逆”现象，着重研究了林语堂重排原文和增删内容的编译策略，并从目的论视角指出林语堂的翻译策略同他个人的翻译观、翻译动机以及社会环境相关卞建华（2005）从以目的论为核心的功能翻译理论出发，从个人、社会和翻译行为三大方面探究了影响林语堂“文化变译”的因素李健（2016）则从功能翻译理论视角出发，从语篇特点、复杂文体处理等方面研究了林语堂的翻译策略，并从作者个人、翻译活动以及目标读者三方面探讨了影响翻译策略的因素本文拟从目的论视角出发，探讨林语堂英译《论语》的编译策略二、集翻译、创作、编辑于一体（一）系统化的编译模式我们知道，在《论语》中，孔子形象并没有得到完整展现，这与《论语》的语录体文体特征有着很大关系同时，《论语》中的孔子思想、儒家思想是以碎片化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此外，还有一些思想观念诸如教育、艺术、礼仪等均散落在其他儒家著作里（如《礼记》等）如果要让西方普通读者能普遍理解、接受儒家文化，就必须要建立一个完整、有序、逻辑化的思想框架费米尔认为，翻译中的最高法则是“目的法则”，通常情况下，“目的”就是指译文的交际目的（卢迪、苗天顺，2015）。

为达到交际目的，适应国外阅读者的思维方式，林语堂没有逐字逐句翻译《论语》，而是選取《论语》约四分之一的内容，从512条中筛选出203条，“根据思想性质予以重编”（林语堂，2009）同时，他将《礼记》的第二十八、二十四、三十、三十二、三十三章的内容，根据其意义糅合在一起，但未收录儒学的另外两条分支——荀子的思想及宋明理学和《礼记》中有关典礼仪式和制礼的篇章（李钢，2011）林语堂认为，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来看，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或“主静不主动”的思想是不被接受的，它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同儒家文化中极具普世价值的“人道”思想相背离因此，林语堂选择收录编译孔子、孟子等人的学说，以体现儒家“人道”思想的普世价值此外，林语堂对“人道”这一主题进行了进一步筛选比如，在谈及孔子思想中的政治哲学方面时，林语堂选择保留了孔子“王道”的思想，而摒除“宽猛相济”的执政理念在阐述“礼”的普世意义时，选择了《礼记》中《经解》、《哀公问》与《礼运》篇，从而紧紧围绕着“人道”思想来阐述“理想社会”这一主题，而摒弃了《礼记》中记录各种典礼仪式和制礼精神的篇章因为旧时的典礼仪式已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失去吸引力，变得枯燥乏味（夏婉璐，2015）。

《孔子的智慧》全书共十一章，第一章《导言》对孔子的主要思想、人品、风貌进行概述，第二章选取《史记·孔子世家》中的相关材料按时间顺序详细介绍了孔子的生平、治学与生活习惯，全面展现了一个鲜活的孔子形象接下来摘译《孟子》《大学》《中庸》《礼记》和《史记·孔子世家》，选择相关材料进行“文本重组”，从中庸之道、伦理与政治、孔子的经典语录、《礼记》、《乐记》、孟子等方面分章介绍，进一步补充介绍孔子的生平、文化背景以及孔子的核心价值观（林语堂，2009）全书前五章着重塑造孔子的文化形象，后五章大多选自《礼记》，细致、系统地论述了社会秩序、教育、音乐等内容，均是孔子思想最具有代表性的精髓部分（李健，2016）林语堂通过既编又译、创译结合的编译方式，根据交际目的整合萃取源语文本的信息，将《论语》中碎片式的孔子思想系统化、立体化地呈现给目的语读者，从而实现源语文本的信息能被目的语文化接受、传播与交流这不仅打破了传统的编排体例，有效避免了历史背景的架空，也有助于让读者对孔子及儒家思想有更为全面、系统化的理解与认知二）根据思想性质重设标题《论语》共20章，其篇名诸如“学而”“为政”“八佾”等与其各章内容并没有直接的逻辑关系，因而对西方读者来说，《论语》的目录无法起到较为直观的索引作用。

林语堂在编排第五章《孔子的箴言》时，挑选《论语》中与“孔子的智慧”关联性强的内容，按主题进行分门别类，每一小节对应一个主题，并为这些小节添加小标题，例如孔子自述和旁人描述、孔子的感情与艺术生活、孔子的谈话风格、君子与小人、孔子论政治、教育、礼与诗等十余部分此外，林语堂将《论语》中“为政以德”的相关政治思想串联起来，集中置于《孔子的箴言》第九部分，分为“为政的理想”“为政以德”和“为政的要素”这样的编排方式大大增强了《论语》译本的逻辑性与可读性，使得孔子的思想更具条理性、结构性，也让西方读者能更清楚地理解每一部分的具体内容与精神实质三）副文本的介入运用副文本是帮助读者阅读的有效引导方式，而翻译中副文本的介入运用常常可以昭示出某一时期翻译主体和目的语社会对原作、原作者、原语文化和原语社会的态度与倾向（冯智强，2011）在《孔子的智慧》中，林语堂通过添加导读、标题、注解、后记、附录以及插图等多种副文本形式进行了创造性阐释除了“导读”“标题”和“后记”这类最为直接的引导方式，林语堂还巧妙地利用了插图载体，其中包括27幅素描插图和1幅地图这些素描插图不仅细腻刻画了孔子及其弟子的音容相貌，也生动再现了孔子时代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和风俗礼仪，同时又与每章主题吻合，不仅为内容起到引导作用，更是以幽默风趣的方式丰富了读者的视觉享受。

除此之外，林语堂还加入了两张四书五经图表，进一步填补文化背景知识而针对容易产生误区或难以理解的内容，林语堂采取翻译加注释的译文方式，以契合西方读者的文化知识结构其注释类型主要可分为解释型、补充型和评论型，数量超过100条请看以下三例：（1）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第十六》）Confucius said，“A gentleman is careful about three things： In his youth， when his blood is strong， he is careful about sex. When he is growing up， and his blood is full， he is careful about getting into a fight （or struggle in general）. When he is old， and his blood is getting thinner， he is careful about money.”（A young man loves woman; a middle aged loves struggle; and an old man loves money.）（2）子曰：“由之瑟，奚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

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论语·先进第十一》）（Tselu was playing the Seh， and）Confucius said，“How dare Ah Yu play such atrocious music in my house！” The disciple then began to look down upon Tselu and Confucius said， “Ah Yu has entered the hall， but he has not entered the inner room.” （Note： I am inclined to think that Confucius meant that Tselu was playing only in the inner chamber， and that therefore it was not so unforgivable after all.）（3）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第六》）Confucius said， “The man who loves truth （or learning） is better than the 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