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的贡献与自身发展.doc

清前期自17世纪70年代清圣祖亲政起，到18世纪末，被史家誉为“康乾盛世”，前后经历康熙（1662—1722）、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三朝，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繁荣时期当时的清朝，国力昌盛、地域广阔、空前统一，作为统治民族的满族，不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而且在振兴经济、巩固统一、抵御外侮、开发边疆等活动中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领域，满族也取得丰硕成果，丰富了祖国的文化宝库通过广泛的社会活动，满族建立起与国内各民族的密切关系，自身也得到进一步发展　　　　一、满族的历史贡献　　　　清前期是满族人才辈出的时代康、雍、乾祖孙三人均是有为的君主三朝执政共154年，超过清朝一代统治的一半，在清朝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顺治朝10余年，执掌国政的仍是来自关外出身奴隶主的老一代满族政治家，他们在满族建国的事业中曾惯经征战，屡建功勋，声名赫赫，入关以后仍旧依恋本民族的一些落后制度，并在关内汉族地区强行推行圈地、投充，剃发、易服，并颁行“逃人法”　　清圣祖即位时年仅8岁，由勋旧老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4人辅政4大辅臣是满族贵族保守势力的代表，在“凡事皆遵太祖太宗时定制行”的名义下，继续推行满族的落后制度。

　　1667年（康熙六年）圣祖亲政，面对的是经济调弊、社会动荡、内忧外患频至沓来的局面，首先翦除4大臣中最为专横的鳌拜，将统治权收归己有在满族诸帝中，从圣祖开始自幼研读儒家经典，亲政后颁行《圣谕十六条》，中心内容是以儒家学说、主要是程朱理学作为统治社会的思想表明在汉族地区成长起的新一代满族政治家在观念上的重大转变圣祖基本采取适合汉族地区的统治政策，首先废止了圈地、投亢等扰民苛政；通过开设“博学鸿儒”科，组织纂修明史，多方延揽汉族文士，使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趋于和缓为了复兴残破的经济，他汲取历代帝王的统治经验，制定“与民休息”的施政方针，认为“从来与民休息，道在不扰，与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①于是招集流民、奖励垦荒，实行“更名田”；整顿赋役，减免课税，减轻农民负担；组织大修黄河，6次南巡，亲阅河工圣祖的这些努力为重振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　　圣祖在位61年，始终致力于国家的统一和巩固　　1673年（康熙十二年）以后，历时8载，运筹指挥，调动满汉将士，平定了吴三桂等“三藩”的大规模叛乱　　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遣水师收复台湾设府置县东北是满族的故乡，为了抵御沙俄入侵者的步步侵逼，圣祖于奉天将军（盛京将军）之外，相继设立宁古塔将军（吉林将军）、瑷辉将军（黑龙江将军），分兵驻防。

指挥收复雅克萨的两次战役，迫使沙俄政府议和　　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使东北边疆在以后百余年中保持了相对稳定，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圣祖率八旗兵亲征塞外，大败南犯的西北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战后，漠北喀尔喀蒙古全部内属，由清政府按盟旗制度加以管理同时，加强了对青海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以及西藏地区的控制圣祖为政宽缓，勤于政务，事必躬亲，执政期间初步奠定了清朝繁荣兴盛的基础　　清世宗胤禛在位仅13年，由于立志“以勤先天下”，励精图治，仍多所建树政治上，积极整饬吏治、清理亏空，力矫官场中积弊，使渐染贪黩风习的清朝政局一时颇有振作气象改革中枢制度，设立军机处，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臻于极点，为以后历朝所遵行经济上继续康熙年间行之有效的政策，并对赋役制度实行重大改革，“摊丁入亩”的措施使农民负担趋向合理，保证封建经济持续发展的势头执政末年库存银3400余万两，国用充裕世宗继承乃父事业，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统治：与沙俄签订《恰克图条约》，确定了中俄北部疆界；先后平定青海和硕特蒙古、西北准噶尔蒙古和西藏地方贵族之动乱，并在西藏设立驻藏大臣，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世宗虽为人猜忌多疑，统治严酷；但基本国策多与圣祖一脉相承。

同时又有所损益，加之关心民瘼，自奉又比较俭约，因此推进了清朝兴盛的势头，对“康乾盛世”的出现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清高宗弘历生于封建社会的“盛世”，继承父、祖两代人创立的基业，却不甘心作守成之君，在位期间充分施展了他的政治抱负，并使清代封建经济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乾隆中叶，库存积帑7000余万两，田亩增至741万余顷，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全国人口已增至3亿7百余万强大的经济实力使高宗得以进行一系列边疆战争和反击外国入侵战争并确立起清朝统治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用武力平定准噶尔部酋长阿睦尔撒那的叛乱，使困扰康、雍、乾三朝统治者，前后历时六七十年的准噶尔部分裂问题最终得到解决不久，进兵天山南路，统一全新疆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设立伊犁将军为西北地方最高军政长官，彻底扭转了历代中央王朝对该地区管理不力的局面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高宗派军驱逐入侵西藏的廓尔喀（尼泊尔）军，次年颁行《钦定西藏章程》，扩大了驻藏大臣的权限，以加强清政府对西藏的统治乾隆朝最终奠定中国这样一个版图辽阔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础　　乾隆年间在康熙间编纂《清文鉴》和雍正间二体《清文鉴》（满、蒙文鉴）基础上；陆续纂为、三体《清文鉴》（满、蒙、汉文鉴）、四体《清文鉴》（满、藏、蒙、汉文鉴）、五体《清文鉴》（满、蒙、藏、维、汉文鉴）。

五体《清文鉴》共收辞条18000余条，是以五种文字对照的分类辞书同时完成的还有《西域同文志》（六种文字对照的人名、地名汇编）、《同文韵统》（梵藏汉标准译音表）多民族语文辞书的出现，是各民族关系日趋密切的反映，并且推动了彼此间在文化上的交流高宗本人熟谙满、蒙、汉文，粗通藏、维语他自己叙述过：“朕即位之初，以为诸外藩岁岁来朝，不可不通其语，遂习之，不数十年而毕能之高宗勤奋学习民族语文的目的，在《满蒙汉三合切音清文鉴·序》中说得很清楚，是为了“联中外之性情”这种识见以及他在这方面的造诣，在历代封建帝王中实属罕见清朝是一个以少数民族为核心的政府，对于边疆和民族事务尤为关注中央政府设有理藩院，专门处理边疆和民族事宜根据不同地区与民族的具体情况，分别制定《理藩院则例》、《回疆则例》、《蒙古律例》等制度使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在政治体制上得到进一步巩固清朝对民族地区实行了就封建社会来说最成功的民族政策，其统治大大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政治的联系康、雍、乾三朝是清代满族杰出政治家的最活跃时期，在承认他们的历史贡献的同时还应该看到，作为封建地主阶级和统治民族的最高代表，他们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也曾对中国社会产生消极的影响，殃及后世。

封建专制主义，到情代前期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并且造成了官僚政治的种种恶果由于对广大汉族人民猜疑防范，不断制造“文字狱”，以高压手段钳制人们的言论，禁锢人们的思想，将新思想的萌芽芟夷殆尽对外实行闭关政策，严重阻碍了中外的经济文化交流，助长了虚骄愚昧的社会心理，成为近代中国进步的障碍而高宗对贪官污吏的宽纵及其本人对奢侈生活的不厌追求，更是清朝政治积弊丛生、日愈腐败的祸源之一　　在当时中央政府和封疆大吏的满族人中，虽不乏耽于享乐、追逐奢侈、贪墨成习之徒，但施政利民、清廉自矢、勇赴国难、建功边陲的贤臣良将也大有人在康熙年间直隶巡抚格尔古德，执法严明，因反对权贵圈占民地，被誉为“铁面”，受到圣祖嘉奖两江总督傅拉塔，任内清弊政，斥贪墨，体察民虞，奏免民欠，谳狱明慎，为民人称颂鄂尔泰、于康熙末年任内务府员外郎时，曾拒绝胤禛违例需索，胤禛即位后（即世宗）因他严于执法擢为布政使，后任云贵总督，勤劳任事，主持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世宗夸赞他为“满汉文武大臣中第一人”乾隆年间大学士阿桂一生戎马倥偬，屡建边功在整饬吏治，惩治贪污，兴修水利，屯田边域诸方面多有功绩；为官清廉自持，与大贪官和坤同任军机大臣十数年，互相对立，世宗虽题匾额为“一团和气”，而后人却譬之为“薰莸不相合”。

1750年（乾隆十五年）西藏贵族珠儿默特那木札勒叛乱时，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计杀叛首，自己却不屈自尽这些满族的优秀人物，虽然有着他们的历史局限与阶级局限，但在推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发展方面，均作出了积极建树　　清前期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全国各民族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满族人民在开发边疆，主要是东北和西北的活动中作出了突出贡献东北是满族的故乡，清朝入关时为夺取全国统治权，驱使大批满族人入关作战，以至富庶的辽沈平原一度呈现“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的衰败景象康熙年间为了抵御沙俄入侵，开始将大批旗兵调回东北屯戍驻防因顺治年间，东北全境八旗兵仅2403名，康熙前期增至9454名，此后与俄关系虽趋缓和，驻兵仍持续增加，雍正朝已达26750人，乾隆朝以后长期保持在3万余名左右出关旗兵均携眷前往在满汉人民的辛勤垦拓下，东北地方的大片荒原被辟为熟田，旗地数目迅速增长：1644年—1667年，奉天旗地有461382晌，到1693年，为1167544晌，增加了两倍半；以后陆续扩展，1765年达2893500晌，增加又有两倍多　　东北旗地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清初分给八旗官兵的“份地”。

　　1645年（顺治二年）奉天等处初设防御，各授禄米田50晌　　1675年（康熙十四年）添设城守尉等官职后，予禄米田80晌旗下兵丁，各授口米田10晌这些土地就是后来的所谓“老圈地”或“旗红册地”，性质与畿辅旗地相同，是属于国家所有的土地；二是旗人自行开垦荒地清初奉天一带旗人赡养家口，拴养马匹，购置军械，举凡一切开支均出自农耕，所以任意开荒，收获颇丰对于振兴关外经济，起到良好的作用　　1644年以前，吉林、黑龙江的农田为数很少　　1652年（顺治八年）八旗兵丁驻防吉林，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驻防黑龙江，推动了垦荒事业向边远地区的发展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上述地方的旗地，官庄地已有61万多晌，主要是八旗人丁亲手开垦的满族人民对东北边疆的开拓，为当地从事采猎的兄弟民族，起到示范作用　　19世纪初，索伦（鄂温克）、达斡尔等民族也渐知树艺，辟地日多，①提高了社会生产与生活的水平　　乾隆中叶，清政府在控制天山南、北路以后，为了巩固西北边防调集大批八旗人丁携带家口，千里迢迢移驻新疆，并兴举屯田驻防伊犁惠远、宁远两城的八旗满洲、蒙古和锡伯、索伦两营兵丁的屯田称“旗屯”1812年（嘉庆十七年）八旗丁口共87640人，旗屯地44000亩。

②1802年（嘉庆七年），伊犁旗人为解决屯田水源问题，曾在伊犁河北岸、惠远城一带修建了长达数十里长的大渠二条和支渠，名“通惠渠”，灌溉田地数万亩八旗兵丁屯田生产，有利于中原地区农业技术、水利知识的转入与推广，促进当地粮、棉产量的迅速增长满族等民族的“旗屯”与维吾尔族农民的“回屯”、汉族移民的“民屯”和绿旗兵丁的“军屯”，共同改变了新疆的生产面貌　　满族人民在清代“生则记档，壮则当兵”，当兵是每个满族人丁义不容辞的义务，在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斗争中，八旗兵丁作出了重要业绩在平定“三藩之乱”、反击沙俄入侵、平定准噶尔部动乱等历次战役中，八旗官兵大量开赴战场，不少人在战争中出生入死，建功立业一部分八旗人丁，长期屯戍瑷珲、齐齐哈尔、墨尔根、三姓、珲春、归绥、宁夏、凉州、庄浪、乌鲁木齐、伊犁等沿边重镇，构成一道从东北到西北绵延数万里的边防线　　长年的出兵打仗，对于旗人来说不仅是沉重的经济负担，而且带来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每一次大的战役，都给旗人增添一批孤儿寡妇1731年（雍正九年），八旗兵丁曾与准噶尔部骑兵大战于新疆境内的和通泊由于统帅傅尔丹轻敌冒进，八旗兵大败，折损人丁6881名，其内半数以上是从征的帮丁和仆役。

①仅在1731年（雍正九年）至1740年（乾隆五年）短短10年中，西北驻防重镇右卫一处的阵亡兵丁就达577名之多②长期的战争给旗人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对于鳏寡孤独废残者的抚恤，始终是八旗内部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啸亭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