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研究-阎若璩及其《尚书古文疏证》的研究方法论.docx

国学研究-阎若璩及其《尚书古文疏证》的研究方法论 　　【提要】《尚书》这一部我国早期的经典，在秦火之後，靠著伏生的口传而保留下来，而伏生的今文尚书在晋朝时也遭亡佚了，流传下来的是东晋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这本古文尚书在清代之前一直被认为是先秦时的原本，虽也有学者曾经怀疑过，但并无真正的去辩驳该书的真伪，一直要到阎若璩提出了一百廿八条的反证後，才使梅赜献假古文尚书这一事情被揭穿，而《尚书古文疏证》一书便是阎若璩论证古文尚书之伪的铁证　　阎氏在论证古文尚书时提出了他所使用的「由根柢而之枝节」的方法论，这个由「由根柢而之枝节」的方法论，据阎氏自己所言就是先确立真的孔壁古文是存在的，而这真孔壁古文传注由孔安国，马融，郑玄递次而传下来，所以只要以这三家对古文尚书的注解或纪载为主，就可以将一部真的古文尚书给复原出来，而更由这三家所复原出来的古文尚书来和梅赜的二十五篇古文尚书比对，若二十五篇古文有不合，即知其来源有问题，也就可以证明其伪这可以说是阎若璩论证古文尚书时所采用的主要方法，而在论证的过程中有些证据是可以透过字句的比对而找出窜改痕迹的，这一类阎氏称之为「实证法」，有一些证据却仅能诉诸於经验或认知的，这一类阎氏称「虚会法」，本文则尝试将阎氏所使用的方法给复原出来，从其一百多条的证据中寻绎出，他曾经讲到自己论证古文尚书时所使用的方法，将之归纳成一体系，更以之为根本，顺著他的方法论，把他如何应用自己方法论的例子找出来，以见一个由根柢而枝节的完整体系的论证过程，进而知古文尚书之伪为何必至阎若璩而能知其伪的原因。

　　【关键词】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伪古文尚书壹，前 言　　古文尚书之疑起於宋代的吴棫，继而有朱熹，陈振孙，然其怀疑的重点仅围绕在文句的难易和东晋之前是否有人曾见二十五篇古文这些问题上，至元代赵孟頫（子昂）将今古文分开，吴澄只注今文不注古文後，古文尚书的真伪问题便渐渐的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其後，继之而起的是明代的梅鷟，其最先用考证的方法，从典籍中找证据，以实例来验证二十五篇古文的真伪而清代顾炎武，姚际恒，朱彝尊继之，直至阎若璩出，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处，使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是伪书的看法成为定论阎氏之所以能出前人启後世，使千古悬案定於一尊，不得不归功於其有一套特殊的辨伪方法在此尝试从阎氏《尚书古文疏证》成书的经过与《疏证》一书中所自言的辨伪方法来介绍阎氏的方法论，继而将《疏证》的内容加以分类，希冀能从此处概见清代考据学的成就及何以二十五篇古文至阎氏《疏证》一书出後，古文尚书之伪便成定案的原因贰，阎若璩与《尚书古文疏证》的成书经过　　关於阎氏的生平事迹，以清朝李桓《国朝耆献类徵初编》所收录的资料最为详尽，其中包括赵执信撰的墓志铭，杭世骏，钱大昕和阮元所写的传和李光地的小传及吴德旋的闻见录。

其次又有张穆编的《阎潜邱年谱》及阎氏儿子阎咏为其父亲所写的行述此外，《四库全书》〈杂家类三〉又收有阎氏的《潜邱札记》六卷，为其考证经籍时随笔札记之文今参考各家之说略叙阎氏生平及《尚书古文疏证》成书的经过如下：　　阎若璩，字百诗，又字潜邱，先世居太原县西砦村，五世祖始居淮安而字潜邱者，依《四库全书总目》「潜邱札记」下所言乃若璩本太原人，寄居山阳，以《尔雅》曰「晋有潜邱」，《元和郡县志》曰「潜邱在太原县南三里」，故取以名，不忘本也其少口吃，入小学读书千遍犹未熟，同辈咸嗤其钝年十五，冬夜读书有所疑，愤悱不肯寐，漏四下，寒甚，坚卧沈思，心忽开朗，自是颖悟异常，是岁补学官弟子揅究经史，深造自得，尝集陶贞白，皇甫士安语题其柱云「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宁日」以自励年二十，读尚书，至古文二十五篇，即疑其伪沈潜三十馀年，乃尽得其症节所在（〈钱传〉）在阎咏所写的行述亦言「著尚书古文疏证盖自二十岁始」然其所疑伪为何?〈杭传〉云「读尚书至古文诸篇，以为自孔安国至梅赜，遥远几五百年，使其书果有，不应中间人无见者，又读朱子及吴草庐《纂言》时，时有疑，疑即有辨，著《古文尚书疏证》」从此处可知阎氏疑古文尚书的契机一方面是受了朱子及吴澄的触发，一方面也来自他本身的经典素养和缜密的思虑及大胆的怀疑精神。

　　关於阎氏《尚书古文疏证》的写作动机和经过，在《疏证》中亦屡屡言及《疏证》卷二言「愚尝以梅氏晚出书，自东晋迄今，岁次壬子，一千三百五十六年，而屹与圣经贤传并立学官，家传人诵，莫能以异焉者，其故盖有三焉……皇甫谧之过也……孔颖达之过也……蔡沈之过也……善夫欧阳永叔之言曰，自孔子没至今二千年之间，有一欧阳修者为是说矣愚亦谓自东晋至今一千三百五十六年，有一阎若璩者，为是说矣，况乎若璩之前有文正，朱子焉，朱子之前已有吴氏棫焉，文正之後又有归氏有光诸人焉，其可援之以为证者，不为不众矣，呜呼!先儒先正之绪言具在，其尚取而深思哉」岁次壬子为康熙十一年，时阎氏三十七岁，时《疏证》似尚未成书，但书中明表其要继吴棫，朱子，吴文正，归有光之志，要以「经真而史传伪，则据经以正史传，史而经伪，则据史传以正经」的精神来验证古文尚书，又可见其已坚信梅赜所上的二十五篇古文必是伪书矣又《疏证》卷八（第一百十五条）载阎氏与马驌论今古文尚书之事，云「邹平马公驌，字宛斯，当代之学者也司李淮郡，後改任灵璧令予以癸丑东归，过其署中，秉烛纵谈，因及尚书有今古文之别，为具述先儒绪言，公不觉首肯命隶急取尚书以来既至，一白文，一蔡传置蔡传於余前，曰：子阅此，吾当为子射覆之。

自阅白文，首指〈尧典〉〈舜典〉曰：此必今文至〈大禹谟〉，便眉蹙，曰：中多排语，不类今文体，恐是古文历数以至卷终，孰为今文，孰为古文，无不立验」癸丑为康熙十二年，时阎氏三十八岁，语未言及《疏证》一书，当是尚未成书，但从文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阎氏已深信从文体是否为排偶这一点上就可判定古文尚书的真伪，这也是他怀疑古文尚书的原因之一又《疏证》卷一云：「癸亥秋，将北上，先四五月间，净写此《疏证》第一卷成六月，携往吴门於二十二日夜半，泊武进郭外，舟忽覆，自分已无生理惟私念曰：《疏证》虽多副本在京师，然未若此本为定，天其或不欲示後人以朴乎吾当邀东坡例以济，越次日，达岸」此癸亥为康熙二十二年，时阎氏四十八岁，从文中知《疏证》第一卷定本已成，此距阎氏始著疏证时间已有二十八年矣，历时之长，可见阎氏治学之谨严慎重，不轻易立说而《疏证》一书成书的时代依〈西河与潜邱论尚书疏证〉及〈送阎徵君归淮安序〉二文所载当是在康熙三十二年癸酉，阎氏五十八岁时疏证一书从阎氏二十岁始构思著笔，至其五十八岁方成，历时三十八载，故钱传说其「沈潜三十馀年，乃尽得其症节所在」而对其体例编次，《四库全书总目》则云「其书初成四卷，馀姚黄宗羲序之，其後四卷，又所次第续成，若璩殁後传写。

佚其第三卷，其二卷第二十八条，二十九条，三十条，七卷第一百二条，一百八条，一百九条，一百十条，八卷第一百二十二条至一百二十七条，皆有录无书，编次先後，亦未归条理，盖由草创之本，其中偶尔未核者」又「其他诸条之後，往往衍及旁文，动盈卷帙，盖虑所著潜邱札记或不传，故附见於此，究为支蔓，又前卷所论，後卷往往自驳，而不肯删其前说，虽仿郑元注礼，先用鲁诗，後不追改之意，於体例亦属未安，然反覆釐剔，以祛千古之大疑，考证之学，则固未之或先矣」「编次先後，未归条理」诚是阎书一大病，然其「袪千古之大疑」的功绩，则是小瑕所不足掩的参，《尚书古文疏证》的方法论　　阎若璩能使古文尚书之伪大明於世，除其有「经真而史传伪，则据经以正史传，史而经伪，犹不可据史传以正经乎?」的疑经求真精神外，更重要的是有一套严密的方法论，故《四库全书总目》以为「毛奇龄作《古文尚书冤辞》百计相轧，终不能以强辞夺正理，则有据之言先立於不败也」，其所以能立於不败在於有「有据之言」，而这「有据之言」正是阎氏的方法论所推衍出来的必然结果，否则一千三百五十六年来，与圣经贤传并立学官的古文尚书何以必至阎氏方使其伪窜之迹无所遁逃?故江藩《汉学师承记》首列阎氏，以其最能发挥汉学的精神。

而其论证古文尚书的方法则可从《疏证》中看出，其云：　　又按天下事由根柢而之枝节也易，由枝节而返根柢也难窃以考据之学亦尔予之辨伪古文喫紧在孔壁原有真古文为〈舜典〉，〈汩作〉，〈九共〉等二十四篇，非张霸伪撰，孔安国以下，马，郑以上，传习尽在於是；〈大禹谟〉，〈五子之歌〉等二十五篇则晚出魏，晋间，假托安国之名者，此根柢也得此根柢在手，然後以攻二十五篇，其文理之疏脱，依傍之分明，节节皆迎刃而解矣不然，仅以子史诸书仰攻圣经，人岂有信之哉?　　《疏证》第一百十三条後附按语　　从上文可知阎氏的基本方法乃是「由根柢而之枝节」的方法而何谓「根柢」?何谓「枝节」?阎氏以为「辨伪古文喫紧在孔壁原有真古文……二十五篇则晚出魏，晋间，假托安国之名者」此即阎氏所谓的根柢而「得此根柢在手，然後以攻二十五篇，其文理之疏脱，依傍之分明，节节皆迎刃而解矣」此即枝节也，所以「由根抵而之枝节」的方法就是先确立真的孔壁古文是存在的，而这个真孔壁古文的传注由孔安国，马融，郑玄递次流传下来，所以我们只要以这三家对古文尚书的注解或记载为主就可以将一部真的古文尚书复原出来而以这由三家所勾勒出来的古文尚书为主来和今所流传的二十五篇古文尚书比对，若二十五篇古文有不合者，即知其来源有问题，也就可以证明它是伪书。

　　而阎氏这种「由根柢而之枝节」的方法，最重要的过程就是须证明根柢的真实性，若根柢成立了，则「节节皆迎刃而解矣」阎氏自己也明白这个道理，故在《疏证》的前四条皆在说明二十五篇古文的不合理现在我们依这四条的记载来将阎氏认为的真古文尚书之出现，流传，亡失过程略述如下：　　阎氏依《汉书》〈儒林传〉，〈艺文志〉及〈楚元王传〉的纪载，确定古文尚书出自孔壁，为鲁恭王坏孔子宅时所发现而其篇数〈儒林传〉以为「逸书得十馀篇」，〈艺文志〉以为「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楚元王传〉以为「书十六篇」，透过这三条资料阎氏作出「是古文尚书篇数之见於西汉者如此也」的结论，以为古文尚书的篇数即今文尚书篇数再加十六篇，此即古文尚书出现的大概而到了东汉时，古文尚书的流传经过，阎氏则根据《後汉书杜林传》的记载，云「林前於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艰困，握持不离身，後出示卫宏等遂行於世，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郑康成之传，注解皆是物也」知郑玄，马融，贾逵所相传的古文也就是杜林所得的漆书古文，然而这漆书古文和孔安国所得的壁中古文有什麼关系呢?如果说它就是孔壁古文，为何只有一卷呢?阎氏此处则引马融〈书序〉言「逸十六篇」语将两者连接起来，以为杜，贾，马，郑所传既是同一本，而马融又云十六篇，则知杜，贾所传者也当是十六篇，〈杜林传〉虽言「一卷」然必也是十六篇才是。

从此知古文尚书的篇数由西汉到东汉一直是十六篇并无减损，故知古文尚书一直到东汉仍完整的流传下来而真古文尚书何时亡佚?《疏证》在第一条下言「此书不知何时遂亡，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忽上古文尚书，增多二十五篇」知阎氏以为其必亡於东晋元帝以前《疏证》第二条又言「尝疑郑康成卒於献帝时，距东晋元帝尚百馀年，古文尚书十六篇之亡，当即亡於此百年中」其又根据《隋志》「晋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书经文，今无有传者及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语，而作出真古文尚书亡於永嘉之乱的结论其云「不意郑氏而後，寖以微灭，虽博极群书如王肃，孙炎辈，稽其撰著，并无古文尚书，岂其时已锢於秘府而不复流传耶?何未之及也，然果秘府有其书，犹得流传於人间，惟不幸而永嘉丧乱，经籍道消，凡欧阳，大小夏侯学，号为经师递相讲授者，已扫地无馀，又何况秘府所藏，区区简册耶?故古文书篇之亡，实亡於永嘉」从以上可知古文尚书的出现，流传，亡佚的过程，接下来阎氏又在《疏证》的第三，四条中考证出真古文尚书的篇名，卷次，篇次在《疏证》第三条中阎氏依孔颖达尚书疏所引郑注书序复原出所亡佚的古文篇名，其所亡佚的十六篇古文为：　　郑康成注《书序》，尚自为一篇，唐世尚存，孔颖达《尚书疏》备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