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光复会.docx

鲁迅与光复会关键词:《范爱农》光复会1925-1926年“幸存者的负疚感”摘要:认识鲁迅与光复会关系,《范爱农》是最为重要的一篇作品以第一人称叙述写“我”在日本横滨、东京和中国绍兴与范爱农的三次接触,无论是“我”还是“我”眼中的范爱农,是鲁迅自身精神、性格和心理真实的写照,他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是通过范爱农代表的已经与他同体共存的光复会中人建立起来的,对光复会中人的追忆与感怀,贯穿了他“五四”后1925-1926年的创作,这与他和现代评论派的论战直接相关作品结末部分,扑面而来的是“幸存者的负疚感”鲁迅留学日本时期曾加入过光复会{1}认识他与光复会之关系,《范爱农》是不可不说的,却又是说得最少的在鲁迅笔下实有其人、能见越文化风骨的,是光复会中的反清革命志士徐锡麟、秋瑾、陶成章、范爱农,而在鲁迅创作中得到集中表现的,则惟有范爱农范爱农(1883-1912),名肇基,字斯年,号爱农,浙江绍兴人光复会会员范爱农就读于徐锡麟创办的大通师范学堂,1905年冬毕业随老师徐锡麟赴日本留学,入东京物理学校鲁迅1905年在日本横滨码头初识范爱农,1907年在徐锡麟、秋瑾噩耗传来的同乡会上,范爱农给鲁迅留下了深刻印象。

因徐锡麟案,范爱农在日本的学习经费中断,辍学回国1910年鲁迅回绍兴任教,与“受着轻蔑,排斥,迫害”而“躲在乡下,教着几个小学生糊口”的范爱农过从甚密1912年,鲁迅出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范爱农任监学(教务长),他们共同经历了绍兴光复及其后的一个阶段1912年4月两人分开,到北京教育部任职的鲁迅说:“我从南京移到北京的时候,爱农的学监也被孔教会会长的校长设法去掉了他又成了革命前的爱农我想为他在北京寻一点小事做,这是他非常希望的,然而没有机会他后来便到一个熟人的家里去寄食,也时时给我信,景况愈困穷,言辞也愈凄苦终于又非走出这熟人的家不可,便在各处飘浮不久,忽然从同乡那里得到一个消息,说他已经掉在水里,淹死了{2}1912年7月19日,到北京三个月的鲁迅得周作人信,知范爱农死讯,在当日日记中写道:“悲夫悲夫,君子无终,越之不幸也{3}”22日写出《哀范君三章》{4},是鲁迅旧体诗中写得最为悲凉的诗文次日在三首诗寄出的“附记”中说:“我于爱农之死,为之不怡累日,至今未能释然{5}8月2日在日记中又录入周作人写的《哀范爱农诗》{6}鲁迅1926年写《旧事重提》(后改名《朝花夕拾》),最后写出的就是《范爱农》。

胡风上世纪30年代曾当面问鲁迅:“《孤独者》里面的魏连殳,是不是有范爱农的影子”鲁迅不假思索地说:“其实,那是写我自己……”停了一下又说:“当然,也有范爱农的影子……”{7}正是有了《范爱农》,可以看到,“范爱农的影子”几乎贯穿了鲁迅“彷徨”期的创作,较为明显的就有《在酒楼上》、《铸剑》,尤其是那篇《孤独者》,这同时贯穿了他的杂文和散文,直至1927年,那篇与范爱农难有干系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仍然可以从“晋朝人多是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的”、“阮年青时,对于访他的人有加以青眼和白眼的分别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见眸子的,恐怕要练习很久才能够”{8}等话语中,读出“范爱农的影子”这是一种根本无法化解、太深的情结一第一个片断发生在1907年,回国任安徽候补道、办巡警事务的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捕,给恩铭的亲兵挖了心,炒食净尽,继之,秋瑾在绍兴被杀的消息也传来,留日学生群情激愤,“照例还有一个同乡会,吊烈士,骂满洲”,在同乡会的会议上,“我”看到了范爱农:这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像在渺视他蹲在席子上,我发言大抵就反对;我早觉得奇怪,注意着他的了,到这时才打听别人:说这话的是谁呢,有那么冷认识的人告诉我说:他叫范爱农,是徐伯荪的学生。

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这是范爱农对坚持发“痛斥满政府的无人道”电报的同乡会大多数人说的——“我非常愤怒了,觉得他简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杀了,连打一个电报还害怕,于是便坚执地主张要发电,同他争起来结果是主张发电的居多数,他屈服了继之是推举拟电报稿的人,范爱农又有一句“何必推举呢自然是主张发电的人罗仍然是冷冷的,“从此我总觉得这范爱农离奇,而且很可恶天下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那么,该怎样解读这个“我”和“我”眼中的范爱农呢这个“我”隐含着1903年剪辫并摄“断发照”有《自题小像》一诗时的鲁迅面影{9},在“我”与范爱农的直接冲突中折射出鲁迅留日时期的一段精神历程首先,如果说“我”所代表的一般革命青年的主张和要求,像《自题小像》所表达的那样,体现的更是一种反清革命热情、愿望和决心,这在反清革命死难者的消息接连不断传来之时,则难以避免地使悼念成为一种“照例”的形式,那么,范爱农恰恰就是在与此的对抗中,通过一般革命青年看来极其“离奇”甚至“可恶”的言辞和举动走近我们的,从中读出的,不仅是他对其师徐锡麟的死有着一般革命青年所难有的悲愤,而且,在他不屑于“吊烈士”、“骂满洲”一类“照例”言辞的背后,可以读出他的为一般革命青年所难有的决绝态度,体现的是反清革命精神和意志。

其次,坚持“‘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10},贯穿了鲁迅的一生,较之那个“坚执地主张要发电”的“我”,“我”眼中的范爱农在精神气质上无疑更接近1907年写出《文化偏至论》的鲁迅{11},通过同乡会上范爱农与“我”几乎势不两立的对立,鲁迅坚持的“任个人而排众数”{12}得到更加突出的表现因此,1907年鲁迅对欧洲“摩罗诗人”的选择和认识,就带有光复会中人的特色,可以与“我”眼中的范爱农相映照:如拜伦的“于世已无一切眷爱,遗一切道德,惟以强大之意志,为贼渠魁”,“国家之法度,社会之道德,视之蔑如”,“以受自或人之怨毒,举而报之全群,利剑轻舟,无间人神,所向无不抗战……盖复仇一事,独贯注其全精神矣”{13};如雪莱的“性复狷介,世不彼爱,而彼亦不爱世,人不容彼,而彼亦不容人”,“负狂人之名”,“孤立两间,欢爱悉绝,不得不与社会战矣”{14}鲁迅强调“摩罗诗人”的“欲自强,而力抗强者”{15},又是进入他精神和情感世界中的光复会的徐锡麟、秋瑾、陶成章、范爱农的写照留日时期的范爱农值得关注的第二个片断,是通过回国后的“我”在故乡与范爱农再次相遇追溯出来的,写“我”与范爱农1905年最初的相识,双方都留下了彼此难以接受和容忍的印象,可见“发电文”的碰撞绝非偶然,似乎范爱农的“离奇”和“可恶”,历来如此——“我”与同乡好友子英(陈子英)去日本横滨“接新来留学的同乡”,“汽船一到,看见一大堆,大概一共有十多人,一上岸便将行李放到税关上去候查检,关吏在衣箱中翻来翻去,忽然翻出一双绣花的弓鞋来,便放下公事,拿着子细地看。

我很不满,心里想,这些鸟男人,怎么带这东西来呢……检验完毕,在客店小坐之后,即须上火车不料这一群读书人又在客车上让起坐位来了,甲要乙坐在这位上,乙需丙去坐,揖让未终,火车已开,车身一摇,即刻跌倒了三四个我那时也很不满,暗地里想:连火车上的坐位,他们也要分出尊卑来……然而那群雍容揖让的人物中就有范爱农于是,1910年两人的再次相遇,就有了这样一番对话:“我真不懂你们带这东西做什么是谁的”“还不是我们师母的”他瞪着他多白的眼到东京就要假装大脚,又何必带这东西呢”“谁知道呢你问她去其实,这在浙东自有深厚的传统,是鲁迅笔下浙东先贤的特点,如他1914年辑录完成的《会稽郡故书杂集》中《会稽典录》所记,这些“俊异”之士,对父母、兄弟、师长及友朋孝悌忠恕,毫无后世腐儒之酸臭气,有着热烈而坦诚的爱憎,言行守一,心地坦荡:如皮延,“养母至孝”,“居丧”,“遂以丧终”;虞耸“清虚无欲,进退以礼”;卓恕“为人笃信,言不宿诺”,“与人期约,虽遭暴风疾雨雷电冰雪,无不必至”{17}鲁迅说来自浙东的柔石:“他的家乡,是台州的宁海,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且颇有点迂,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觉得好像也有些这模样的”,即“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18}。

迂”在鲁迅笔下并非是一个贬义词,他就说过“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嵇康、孔融的反礼教实则是执信礼教,认为像礼教这样神圣的东西怎么能用于营私利己呢他们较之以“不孝”为名杀人的曹操、司马懿“迂执得多”{19}在《范爱农》所写来自浙东投身光复会这“一大堆”人中,就有和他们老师一起在安徽战死的陈伯平烈士和被害的马宗汉烈士{20},此外,“被囚在黑狱里,到革命后才见天日而身上永带着匪刑的伤痕的也还有一两人”二《范爱农》由光复会自然要写到鲁迅在故乡亲历的辛亥革命:……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这军政府也到底不长久,几个少年一嚷,王金发带兵从杭州进来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会来他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这样的叙述在鲁迅别的作品中也反复出现,如《阿Q正传》{21},《范爱农》的特殊之处,是写到了“革命的前一年”,范爱农与“我”在故乡的一次“熟人的客座上”邂逅相遇:……互相熟视了不过两三秒钟,我们便同时说:“哦哦,你是范爱农!”“哦哦,你是鲁迅!”不知怎地我们便都笑了起来,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

他眼睛还是那样,然而奇怪,只这几年,头上却有了白发了,但也许本来就有,我先前没有留心到他穿着很旧的布马褂,破布鞋,显得很寒素谈起自己的经历来,他说他后来没有了学费,不能再留学,便回来了回到故乡之后,又受着轻蔑,排斥,迫害,几乎无地可容现在是躲在乡下,教着几个小学生糊口但因为有时觉得很气闷,所以也趁了航船进城来他又告诉我现在爱喝酒,于是我们便喝酒从此他每一进城,必定来访我,非常相熟了我们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连母亲偶然听到了也发笑……如果说前述范爱农留学日本的片断,不无小说笔法的运用,那么,同样是第一人称“我”的叙述,返回故乡后的范爱农与“我”的遭际,则更具有了回忆性散文的“纪实性”,两个人原本如此深的“成见”,在相近的境遇感受中化为“乌有”,增强的是彼此之间的相濡以沫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22}所说“醉后”连母亲也“发笑”的“愚不可及的疯话”,可以想见他们对“光复”抱有的“热望”,以及这“热望”的不胜“茫远”,我相信还有对“光复”后的几多“期许”,因为他们毕竟留学东瀛,眼界和胸怀已不同于革命以求“重见汉官威仪”的南社中人这就有了绍兴“光复”后的范爱农,几乎变了一个人:忽然是武昌起义,接着是绍兴光复。

第二天爱农就上城来,戴着农夫常用的毡帽,那笑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老迅,我们今天不喝酒了我要去看看光复的绍兴我们同去……我被摆在师范学校校长的饭碗旁边,……爱农做监学,还是那件布袍子,但不大喝酒了,也很少有工夫谈闲天他办事,兼教书,实在勤快得可以这样楚楚动人的场景和话语{23},在鲁迅全部著作中,包括最多地写到辛亥革命的《呐喊》,都不曾见到显然,这对于我们认识鲁迅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并非是可有可无的在《药》、《阿Q正传》、《风波》、《头发的故事》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鲁迅对辛亥革命的“失望”,以致对社会变革的“绝望”,而正是《范爱农》写两个人革命前在相近的境遇感受中满怀“热望”,以及革命到来时的付诸实践,全身心地投入,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鲁迅所说《呐喊》由来于“年青时候”的“许多梦”{24},以及他所说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25};这“希望”以至“热望”,正是通过范爱农代表的已经与他同体共存的光复会中人建立起来的,其之转化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