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者干预与民族认同建构.docx

叙述者干预与民族认同建构】 认同基础上的师德建构心得[模版仅供参考，切勿通篇使用]　　　　内容提要：叙述者干预可分为对故事的干预和对话语的干预两类情况在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中，叙述者干预往往与民族认同建构有关确切地说，叙述者干预往往复杂而巧妙地参与了对民族认同的建构这一认识和研究具有多方面的学术意义　　关键词：叙述者干预 故事 话语 民族认同 建构 当代少数民族小说　　一　　在叙事学的意义上，一般把叙述者对叙述所作的议论，称之为干预叙述者干预”是一种在古今中外叙事性作品中常见的修辞手段，所包含的具体种类很丰富西方的叙事学家如布斯、热奈特、查特曼等人对这一叙事现象早就开始注意且做过专门系统的研究，如布斯就将之称为“小说中作者的声音”现在看来，布斯主要是从“评论性干预”的角度来论述的，探讨了小说中“可靠议论的运用”所取得的几种效果，如提供事实、“画面”，或概述、塑造信念、把个别事物与既定规范相联系、升华事件的意义、概括整部作品的意义、控制情绪和直接评论作品本身我国的叙事学家如赵毅衡、谭君强等对这一现象也有进一步研究赵毅衡认为，“叙述中的评论，布思（斯）称为‘作者干预’（authorial intrusion）。

既然叙述是由叙述者所控制的，叙述文本中的每个字都是叙述者说出来的作者无法直接进入叙述，作者即使要发表评论，也必须以叙述者评论的方式出现因此，布思这个术语是不合适的，笔者建议改为‘叙述者干预’（建议英译narratorial intrusion）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赵毅衡把叙述者干预分为“指点干预”和“评论干预”两类：“叙述干预一般来说分成二种：指点干预解释叙述是如何进行的；评论干预提供补充信息，或阐明叙述者本人对被叙述事件与人物的态度笔者认为，赵毅衡对叙述者干预的分类主要建立在对中国白话小说分析的基础上，而现代的小说中叙述者干预的现象更为丰富和复杂，往往不能被这种分类形式所涵盖而且以“形式”和“内容”的区分作为划分的前提本身就是一种比较陈旧的看法（或许它比较适合中国白话小说的情况），在经过了西方形式主义诸文论的洗礼后，早已被认为不再能够应用于现代小说谭君强认为：“叙述者干预可以表现为两类主要形式，即对故事的干预与对话语的干预两者都会或多或少地游离于所讲述的故事与话语之外笔者认为，这种分类吸纳了经典叙事学对“故事”和“话语”的区分，具有更强的理论概括力和穿透力，也能够对应于我的研究对象——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的特点，因而在本文中笔者拟采用对叙述者干预的这种划分，即分为对故事的干预和对话语的干预两类。

　　既然我们认可了把叙事者干预分为“对话语的干预”和“对故事的干预”两类情况，这里有必要先对“话语”和“故事”两个概念稍作解释故事”和“话语”是当今叙事学中一组描述叙事作品层次的对应性概念，它们的相互作用在很大层次上决定了叙事作品的意义其最早源于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和艾亨鲍姆对小说形式的区分，即“故事”与“情节”申丹认为“‘故事’指按实际时间、因果关系排列的事件，‘情节’则指对这些素材的艺术处理或形式上的加工与传统上指代作品表达方式的术语相比，‘情节’所指范围较广，特别指大的篇章结构上的叙述技巧，尤指叙述者在时间上对故事事件的重新安排（譬如倒叙、从中间开始的叙述等）‘话语’与‘情节’的指代范围基本一致，但我们认为前者优于后者，因为用‘情节’一词来指代作品的形式层面极易造成概念上的混乱恰如此言，因为“情节”在传统叙事理论中属于作品的内容层面　　我们知道，任何评论本身都不会完全是中性的，它总会带上评论者本人的价值立场、爱憎感情、利益考虑等，也就是说，总会包含着评论者个人的意识形态立场从某种意义上说，叙述者干预的情况也是如此叙述者不论如何隐蔽，或者自称如何中立，如何外在于所叙述的人物与事件，与所讲述的故事产生多大的距离等，都会在叙事文本中以种种方式或隐或显地进行干预，而这种干预也必然与一定的意识形态立场相关联。

具体来说，叙述者干预“会一时偏离所讲述的故事，或者暂时切断虚构的故事内在组织，而插入叙述者为某一特定的人物、事件或故事自身的结构组织所作的评论，从而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叙述者的意识形态色彩不过，单纯讨论叙述者的意识形态并无太大意义，因为叙述者作为故事的叙述人实际上是作者虚构出来的一个对象叙述者与作者并不能等同实际上与叙述者更为接近的是“隐含作者”而在布斯看来，隐含作者就是作者的“第二自我”，是作者的替身不过，谭君强认为，“叙述者与作者之间经由隐含作者的中介存在多重关系，两者自然不能等同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叙述者的干预又往往与作者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有更多的关联在这个意义上，叙述者干预或评论又被视为‘作者闯入’这也就是说，叙述者干预在很多时候实际上反映出作者的干预和作者的意识形态（当然，这得根据具体情况判断，比如作者、隐含作者和叙述者三者的身份较为一致的时候）必须说明的是，谭君强所说的“意识形态”“只是就其一般的意义上采用这一概念作为一种观念体系，意识形态旨在解释世界并改造世界它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表明人们对世界和社会有系统的看法、见解和评价笔者也是在这一层面上使用“意识形态”的概念。

既然如此，从概念上看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内涵当然也包括了“民族认同”的内容，因为“一般说来，民族认同本质上还是一种主观意识，它体现为个人自觉体认到属于某个民族共同体因此，它更偏重于信念、价值、忠诚等这些文化心理层面当然，在实际的情形中这种意识形态是否与民族认同有关还得具体分析和辨别必须说明的是，“民族认同”一般是指民族成员对其所属民族的认同而本文中“民族认同”主要是指中国的民族文学作家对其所属民族的认同，它的具体内涵包括三个方面：对民族身份的指认、对民族文化特质的把握和对民族感情的归属由于对民族文化特质的把握是民族认同的关键，因此一般情况下民族文学作家的民族认同可基本等同于民族文学作家对其民族文化的认同　　二 　　在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中，叙述者干预的叙事现象很普遍，表现在长篇小说：如老舍的《正红旗下》、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张承志的《心灵史》、阿来的《空山》等；中篇小说如哈萨克族作家巩盖木哈江的《争执》、侗族作家滕树嵩的《侗家人》、白族作家景宜的《谁有美丽的红指甲》、回族作家查舜的《月照梨花湾》等；短篇小说如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琥珀色的篝火》、白族作家杨苏的《没有织完的筒裙》、保安族作家马少青的《艾布的房子》等。

而与此同时，这些小说都是具有明显的民族认同意识的作品并且这些小说中的叙述者干预现象都与民族认同的建构有关确切地说，这些小说中的叙述者干预都参与了小说民族认同的建构　　基于以上对叙述者干预的两类划分，这里先看第一种情形：对话语的干预在小说《没有织完的筒裙》的开头处有这样一句引语：“男人不会耍刀，不能出远门；女人不会织筒裙，不能嫁人——景颇谚语”这就是一种叙述者干预的形式，准确地说是对话语的干预美国叙事学家查特曼在其著作《故事与话语》中谈到对话语的干预时认为：“在话语评论中，一个基本的区分在于是切断还是不切断虚构的叙事组织上述采用引语的情况显然属于后者，即“不切断虚构的叙事组织”，因为这句引语独立于整篇小说而存在，并没有影响小说叙事的进程谭君强在谈到叙事者对话语的干预时就谈到这种“引语”的情况：“有一种独特的干预方式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就是叙述者置于作品开头或作品章节开头的卷首引语、题词等这种方式具有明显的互文性特征，它以一种看似游离于故事之外、与所叙故事不相干的方式，巧妙而意蕴深远地与所叙述的故事关联在一起这句引用的谚语就体现了这样的形式特点：它虽然独立于小说正文而存在，却与小说的叙事密不可分。

小说中阿妈操心女儿娜梦的婚事，督促和强迫娜梦织筒裙，并给她讲述了关于筒裙的传说而娜梦却被新时代的生活所吸引，一心扑在公社的事情上，无心为自己织完一条筒裙可以说，这条谚语的后半句，尤其是“织筒裙”三个字构成了小说的主要线索，而小说的内容则围绕着是否要急于织筒裙构成了两种叙事，两个主要人物则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由此可见，从形式上看，这条引语确实构成了小说的话语干预　　进一步看，对话语的干预虽然是对小说形式结构的设置，但并非是一种无意义的文本构成物谭君强就指出：“透过卷首引语往往可以看出叙述者所表现出来的观念立场@这里所说的“叙述者所表现出来的观念立场”还是一种较为抽象和一般的表述具体到小说《没有织完的筒裙》，我认为这种对话语的干预其实参与了对民族认同的建构首先，这一卷首引语体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它是对民族生活经验准确而生动的概括，非具有类似民族生活经历的人不能道出更重要的是，它以一种“前景化”的艺术手法被置于文章开头的显要位置，就好比给文章戴上了一顶具有民族特色的“帽子”，使得文章整体也被蒙上了一层特有的民族文化的色彩可以说，这一卷首引语作为一种对话语的干预形式具有一种对民族身份的指认功能。

而依照笔者前文对“民族认同”概念的界定，对民族身份的指认正是民族认同的言内之意其次，这一卷首引语作为一种民族的谚语形式，承载了一种民族的文化观念，而这样一种民族文化观念在正文中还有着更具体更丰富的表现比如文中阿妈对女儿娜梦织筒裙一事高度重视，一再地告诫女儿这一事情的特殊意义，并且还苦口婆心地给女儿讲述了一个关于织筒裙的民族传说对于这样的民族文化观念，笔者以为叙事者基本上持一种认同的态度，这从文中在织筒裙事件上阿妈的坚持和女儿娜梦态度的转变就可以窥见其端倪所以，尽管小说的本意是要塑造一种社会主义新人和新观念，但这并不能构成叙事者认同民族文化的反证究其实，叙事者只是借“织筒裙”来衬托文中宣扬的新人新观念，而对于“织筒裙”本身并未否定，反倒是将之作为一种更具广泛而坚实的基础存在来看待，这样一种基础性的存在恰恰证明了民族文化认同的稳定性最后，必须说明，虽然这句话体现的是“叙事者干预”的形式，但在这篇小说中叙事者和隐含作者还有真实作者并无多大“距离”（布斯语），因而正如谭君强所说，这里的叙事者干预“与作者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有更多的关联”确切地说，正如上面所分析的，这里的叙事者干预体现了一种隐秘的建构民族认同的诉求。

　　小说《谁有美丽的红指甲》的开头也有这么一句引语：“如果是火把节染不红手指的女人，她将被视为不贞洁……——白族古老的民俗”与小说《没有织完的筒裙》一样，这句话也是以引语的形式出现在小说的篇首这句引语也与小说正文叙事构成了既独立又相互勾连的关系，这就决定了它构成了对小说话语的干预地位不过，与《没有织完的筒裙》不同的是，《谁有美丽的红指甲》中真正与这句话形成呼应的只有一处，即描写了主人公白姐与几个女伴嬉闹，不以自己民族古老的风俗为意，甚至对之不以为然，坚决不染红指甲的情节这从某种意义上说预示了她后来的悲剧性命运，而“染红指甲”在此也成为某种封建狭隘的民俗的象征如果在这种意义上再看那句引语，就会发现它其实与小说正文的叙事构成了一种深层的关联由此看来，如果说《没有织完的筒裙》中的引语作为对话语的干预更多地表现在显性层面，《谁有美丽的红指甲》作为对话语的干预则更多地表现在隐性层面　　进一步看，这句引语是叙述者叙述出来的，隐含作者或真实作者是否对其意思表示认可呢？显然并不认可小说中白姐和海生有着没有爱情的婚姻海生虽然给白姐提供了较为富足的物质条件，但他的冷漠自私却与白姐的热情助人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健壮青春的阿黑的追求下，白姐发现了自己的真爱，为此她不顾古老的族规（“白族女人从来不懂离婚这回事”），毅然提出与海生离婚。

然而阿黑却终于承受不了周围的压力而放弃了白姐，白姐不得不远嫁他乡小说中隐含作者显然对白姐持肯定和同情的态度，这必然导致他对引语意思的不认可从叙事学的意义上看，这里出现了隐含作者的立场与叙述者的立场不一致的情况既然如此，那笔者认为这句引语（对话语的干预）与民族认同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