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己通外译模式与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研究.docx

“人己通”外译模式与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研究 刘宏伟　王湘玲[摘要]融合傳播学、哲学与比较文化学等相关理论，参照以往经典传播模式，本研究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人己通”对外译介新模式，并以《论语》英译为例，提出实施该模式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应遵循的原则该模式体现了饱含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和而不同”之哲学理念、“推己及人”之他人意识及“文化平等”之比较视野它克服了以往“5W模式”线性结构之局限，将起点与终点连接，形成了环形译介循环模式，提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重视受众与译介效果;同时，它突破了以往文化外译二元对立之藩篱，主张文化外译既要尊重文化之差异，更应探求文化之共通，这样才能跨越文化屏障，实现“人己通”，从而真正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人己通”模式;《论语》英译;人类命运共同体[]H059[] A[] 1008—1763（2020）04—0099—08ResearchonEqualIntercommunicationModelofTranslationandtheDisseminationofTraditionalChineseCultureLIUHong-wei1，2，WANGXiang-ling1（1.CollegeofForeignLanguages，HunanUniversity，Changsha410082，China;2.CollegeofForeignLanguages，ChangshaNomalUniversity，Changsha410100，China）Abstract：Basedonsomeinterdisciplinarytheoriessuchascommunicationstudies，philosophyandcomparativeculturestudies，thispaperestablishesanewequalintercommunicationmodeloftranslationanddisseminationoftraditionalChineseculturalclassicswithreferencetoseveralclassicalcommunicationmodels.ThentakingtheEnglishtranslationoftheAnalectsasanexample，itaimstoproposesomeapplicationprinciplestopromotethedisseminationofthetraditionalChineseculture.Thismodelembodiesthethoughtofacommunityofasharedfutureformankindsuchasthephilosophicalconceptofharmonyindiversity，theconsciousnessofconsiderationofothersandthecomparativevisionofculturalequality.Asacircularmodelwhichconnectsthestartingpointandtheendpointoftranslationanddissemination，itovercomesthelimitationsoftheprevious5Wmodellinearstructurebypromptingthetranslatorstopaymoreattentiontothereadersandtheeffectinthetranslationprocess.Moreover，itadvocatesthatculturaltranslationshouldseekcommongroundswhileshelvingdifferencesinplaceofdichotomicmentality.Thusitcangetovertheculturalbarriersandrealizetheequalintercommunication，whichwillpromotethetraditionalChineseculturegoingglobal.（三）“文化平等”之比较视野“文化平等”是指译者超越中西文化孰优孰劣的片面理解，既要肯定本族文化，又要以尊重、宽容及理性态度对待他族文化。

每种文化各有千秋，没有高低优劣之分[14]5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德性文化，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具有其独特价值译者应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以世界视野、全球意识观照中国传统文化，在通晓本族文化基础上，深入了解他族文化，在知己知彼基础上进行比较，发现中西文化之“同”与“异”翻译不仅应重视文化之特殊性，也须寻求文化之共性，这样才能使中国传统文化更易得到西方读者理解、接受和认同因此，在中国典籍外译过程中，译者应树立文化平等之比较视野，以海纳百川的胸襟，虚怀若谷的态度，辩证认识不同文化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实现互为参照，“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求同存异、聚同化异”，[15]从而促进中西文化平等对话和互学互鉴，推动人类文明的繁荣进步三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人己通”对外译介模式之构建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外译是一种跨文化传播活动美国政治家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DwightLasswell）于1948年发表了《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提出了经典传播模式：“5W”模式该模式指出了社会传播的基本过程，即“谁传播、传播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向谁传播、取得什么效果”，阐释了传播的五大构成要素，即“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

[16]35-36受此模式启迪，翻译学者刘宓庆设计出以原文传播为主线，以译文产生与传播为辅线的翻译传播程序与操作模式（见图1）[17]582这充分体现了翻译不仅是一种跨语言交际行为，也是一种跨文化传播行为谢天振认为，中国文化推向世界必须通过中译外，然而中译外并不是简单的语言或文字翻译，而是一种文化译介和跨文化传播;“译”即翻译，“介”就是传播，它不仅关乎翻译问题，还涉及选取“译什么”及译本的“影响、接受与传播”一系列问题[18]9一般而言，译介过程由五大要素构成：“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译介效果”[19]为此，本研究基于“人己通”理念，结合译介学理论，参照拉斯韦尔“5W模式”及刘宓庆翻译传播程序与操作模式，结合施拉姆模式等其他传播模式优点，并受国内传播学者程曼丽对外传播环形模式等的启发，[20]构建基于《论语》等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人己通”对外译介新模式（见图2）1）译介主体译介主体是指译介活动的组织者或发起者一般包括从事翻译活动的翻译工作者（译者）、民间组织、出版发行机构及政府有关部门等该模式探讨的译介主体主要是指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译者，是整个活动最重要决策者与参与人，它拥有译者、研究者、诠释者和传播者等多重身份，地位极为重要。

2）译介内容译介内容是指译介的文本或信息，是整个译介过程的核心，是译介活动开展的动力之源把握了译介内容，就等于抓住了译介活动的命脉当然，内容选择并非译者个人的自由选择，它受到意识形态、赞助人等诸多因素限制该模式的译介内容主要是指《论语》《孟子》《礼记》及《中庸》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典籍3）译介途径译介途径，也称译介渠道或媒介，是指向社会大众传播信息的媒介组织、载体、工具或技术手段，是译介行为得以实现的物质手段，主要包括网络媒体、刊物及影视广播等在译介过程中，译介途径是译介主体对译介对象施加力量的手段，是两大主体之间的中介、桥梁与纽带4）译介受众译介受众是指不同类型译介活动的信息接受者，是一般意义上的读者、听众及观众的统称译介受众具有数量大、地域分散广，且无组织、复杂多变等特点受众与译者一样，在译介过程中地位重要它是译介活动反馈信息之源，也是译介主体调整译介手段、重新整理译介内容的重要依据该模式所指受众是指译本读者，包括普通读者和专业人士等5）译介效果译介效果是指信息到达受众后，受众在认知、情感、行为与态度等层面上发生的变化或产生的反应它是译者意图与目的之实现程度，或受众接受译者传递的信息后产生的有效结果。

受众接受了译介内容，译介就有效果，译介活动过程就算真正完成;反之，就没达到译介效果可见，上述模式是基于“人己通”理念，借鉴译介学理论和以往经典传播模式构建它突破以往“5W模式”线性结构的局限，将起点与终点连接，实现从“己”到“人”和“人”到“己”的良性回环，形成了较完善的环形译介循环模式它改变了以往对外译介行为偏向以“己”出发，“一厢情愿”的模式，注重“由己及人”，即尊重原文，又充分考虑读者的期待，提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重视译介反馈和效果，从效果出发或以效果为依据展开译介活动，从而实现“人”与“己”的心灵相通，以取得理想译介效果，真正实现翻译的跨文化交际功能四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人己通”对外译介模式遵循之原则——以《论语》英译为例“翻译是一种文化的对立，同时也是一种对话”[21]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外译是中外两种文化的对抗、对话与融合的过程人己通”对外译介模式的构建有助于化解典籍翻译中的文化冲突，实现翻译信息的“质”与“效”在“度”上的最优整合，从而让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促使世界更多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精髓而“人己通”模式之实现受译介内容、译介主体、译介途径和译介受众等诸多因素或环节影响，为此，在《论语》等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外译过程中，需遵循如下原则。

一）凸显文化共性，精选译介内容要实现“人己通”，取得较好的译介效果，译介内容选择极为重要选择怎样的作品加以介绍与翻译，这是一种根本的选择”[22]一般而言，译介内容的选择需考虑三个因素：一是该作者或作品的思想内容是否深得译者喜爱辜鸿铭选择《论语》等典籍英译，是因为这些典籍中蕴含译者无比喜爱和推崇的儒家道德文化思想其译本最大特点是彰显道德主题，反复强调“道德”原则[23]“Moral（道德）”一词出现频率最高，在《论语》译本中出现约两百次二是时代背景是否需要庞德选择《论语》英译的原因在于当时西方社会腐化堕落、混乱无序，人们道德麻木，迫切需要儒家道德思想这剂良药来医治三是作品是否具有共同价值《论语》译本不断重译或重版，是因为它蕴含“仁爱”“孝道”“忠恕”“诚信”“中庸”等全人类共同认可和适用的核心思想精华，在当今社会仍具有重要价值，其出版能带来良好的社会效应20世纪以来，辜鸿铭、理雅各、韦利及刘殿爵等译本不断重印，也涌现了李春燕、吴国珍、金安平及史志康等多部新的譯本各民族文化之间既有差异（特殊性），也有共性（共通性）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互理解的前提和基础就是文化具有共通性具有文化共性的内容能给异域读者带来熟悉感，有助于消弭文化认同之间的隔阂，易被读者理解和接受。

以利玛窦为首的早期耶稣会士译介《论语》等儒经成功之处，就在于尊重中国文化和习俗，着力寻找儒教和基督教的共同点，采用“以耶释儒”方式，实现了东西哲学和宗教的会通[24]辜鸿铭长期研读儒家经典，深谙儒家思想本质，极为推崇儒家道德价值，认为儒家道德具有文化共通性，既是中国人须遵守的道德准则，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