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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刘松年《猿猴献果图》新解 [摘要] 本文前半部分考证刘松年《猿猴献果图》（又称《罗汉图》）的印章以及图像母题元素的组合问题，后半部分主要聚焦宋宁宗与清乾隆两个时期，分析此画背后的文化与政治意义笔者发觉，刘松年《猿猴献果图》可能有着明确的创作目的，即在开禧三年（1207）韩侂胄北伐失败、谢太后弥留之际，宋代皇室依托于刘松年所绘此幅《罗汉图》为谢太后祈福，同时也以此寄予整个宁宗朝祈求太平、稳定的愿望清乾隆朝，乾清宫中保藏储放的多幅罗汉画则构成了乾隆皇帝正月初一礼佛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神圣性要素，与宫殿本身组合形成一种崭新的仪式空间 [關键词]刘松年 罗汉画 杨皇后 乾隆皇帝 供职于南宋宫廷的刘松年（约1131—1218）因其在绘画上的成就而名声显赫，与李唐、马远、夏圭合称“南宋四大家”元代夏文彦在《图绘宝鉴》卷四“宋·南渡后”中记载：“刘松年，钱塘人，居清波门，俗呼为暗门刘淳熙画院学生，绍熙年待诏师张敦礼，工画人物、山水，神气精妙，名过于师宁宗朝进《耕织图》[1]称旨，赐金带，院人中绝品也[2]而元代庄肃则在《画继补遗》中记载：“（张敦礼）学李唐，山水人物，恬洁滋润，时辈不及。

[3]可见，刘松年干脆师承张敦礼，其实也间接师承李唐据现有文献可推想，刘松年活动于12世纪后半叶至13世纪初年之间，属于南宋孝宗朝（1162—1189）与宁宗朝（1194—1224）的宫廷画家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刘松年作三轴《罗汉图》很有可能出自十六或十八罗汉图像系统，属宫廷内府流传有序的罕见绘画珍品，这其中的《猿猴献果图》构图情节丰富，创作时间节点特别，值得深化探讨本文将结合前人的学术成果，从全新视角解读这幅具有祈福意义的绘画作品中所蕴含的文化及政治意涵 被学界判定为南宋刘松年“基准作”的《猿猴献果图》，画幅左上方钤有元代皇姊大长公主祥哥剌吉的“皇姊图书”保藏印章，此可被判定为真迹此外，画面中还有“内府书画”印，但关于这枚印章的真伪目前学界还未有定论，此印的时间最早应为开禧丁卯（1207），最晚当为元贞乙未（1295），极有可能是宋宁宗的保藏印，也有可能是元代内府的印章画面中另一枚时代较早的印章为“礼部评验书画关防”（半印），这枚印章最初被单国强认为是明初的印章，后来被李万康判定为元代礼部官印，而且是外朝图籍庋藏机构的保藏印当时元代秘书监收贮历代法书画，在“礼部评验书画关防”一条将此印记为关防印。

该印由负责关验的礼部掌管，运用方法是在书画本幅置号纸，骑缝钤印，左半留于书画下侧，右半留于簿籍以待核验，防止“以伪易真”[4]虽然刘松年三幅《罗汉图》立轴右下角均仅存八分之一许此关防印，但其钤盖方式均一样，故据此基本可判定，刘松年这三幅罗汉立轴都曾被元代秘书监保藏 元代至元九年（1272），设秘书监，“掌历代图籍，并阴阳禁书”[5]德祐二年（1276）正月，南宋降元，未经战火，临安失陷，原为南宋内府的书画藏品均被元人缴获伯颜大军南下，于二月起先便“封府库，收史馆礼寺图书，及百官符印”[6]焦友直和赵侍郎等人在前一年（1275）便奏请秘书监搜收图书、书画等物，不教失散后来，这些籍没的南宋经史子集、禁书典故及书画、纸笔墨砚等物都交由秘书监掌管负责崇尚佛事的元代皇姊大长公主祥哥剌吉很可能利用这一契机，从秘书监中选择了刘松年的《猿猴献果图》保藏李万康在《半印关防：元代秘书监书画庋藏关防考》一文中提到一个观点，即“皇姊图书”为皇姊大长公主的私印，不行能与礼部官印同幅钤盖这种看法有待商榷，终归皇姊大长公主的书画保藏基本都来自元代朝廷对前朝内府和各路权贵的籍没之物 《猿猴献果图》画面中并没有留下任何其在明代被保藏的印记，却留下了众多清代的保藏印：“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石渠宝笈”“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石渠宝鉴”“宝笈重编”“乾清宫鉴藏宝”“太上皇帝”“嘉庆御览之宝”“宣统御览之宝”“宣统鉴赏”“无逸斋精鉴玺”“清乾隆八玺全”。

除此之外，它还被《秘殿珠林续编》所著录，足见乾隆皇帝对此画的高度重视 依据这些历史印记，我们可大致勾画出一条简洁的《猿猴献果图》保藏流传线索：南宋内府—元代秘书监—元代皇姊大长公主—清内府其在明代被保藏的历史目前无从考证，但笔者认为，在当时，诸如此罗汉题材的绘画可能流传至佛教寺院被保存，因而未留下任何一位保藏家的印记 《猿猴献果图》中描绘了一位双手相交、倚着桫椤树深思的罗汉，其面容具有异域特色，浓眉高鼻罗汉的袈裟图案以泥金描绘，透过他头后的圆光，尚能望见树枝掩映，足见画家功力之深厚罗汉的身侧有一位小沙弥正以衣袖承接树上猿猴所摘的石榴画中动物除了攀登于树梢的猿猴，还有下方所描绘的两只乖巧和顺的獐子（一种小型的鹿）猿、獐与罗汉组合成一个混合母题，丰富了画面所表现的情节这种混合母题的表现在南宋时期的画作中比较常见，如南宋僧人画家牧溪的《观音猿鹤图》至于为什么罗汉禅画中经常出现猿猴形象，或许是由于画家想借猿猴好动的特性，来反衬罗汉心神安定、杂念全消的心境 猿猴在南方的山寺中比较常见，在文献中也常有僧人饲猿的记述比如，北宋赞宁（919—1002）在《宋高僧传》卷二十九《南宋钱塘灵隐寺智一传》中记载了释智一（生卒年不详）在灵山涧旁饲养了一只白猿：“每至众僧斋讫，敛生饭送猿台所，后令山童呼三二声。

则群猿竞至[7]南宋徐集孙写有一首《下竺看猿》：“伸手攫拏野僧果，贵游玩弄如儿嬉[8]诗中描绘的猿猴不是“献果”，而是“攫拏野僧果”，两种行为的方式是相反的，但所呈现的互动氛围都是友好开心的虽然如今留下的关于猿猴的绘画较少，但是“听经猿”“供奉猿”“修行猿”大量出现在古代文学作品中，而且“修行猿”的形象在宋元之际传到日本之后，演化为牧溪名下的“坐禅猿”比如，在成书于日本北朝贞治二年（1363）的《佛日庵公物书目》中记载有牧溪名下的“坐禅猿”一铺，另有牧溪“猿”二铺[9]由此看来，禅宗与猿猴的关系在宋代已然非常紧密 猿、鹤成为一个组合母题，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抱朴子》有言：“周穆王南征一军皆化，君子为猿为鹤，小人为虫为沙[10]可见，猿与鹤在很早的时候就成为了君子的象征猿、鹤可以体现出幽静的禅修生活，在唐宋诗词中经常成为组合的意象或对仗的主题比如，唐代王维在《燕子龛禅师》中有言：“行随拾栗猿，归对巢松鹤[11]唐代李白在《蜀道难》中也有言：“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12]宋代陆游在《舟中作》中亦有言：“想得今宵清绝梦，又携猿鹤上青城[13]既然唐宋文学中关于猿与鹤的主题如此之多见，那么在绘画领域常出现此类母题也是自然而合理的。

据徐建融考证，牧溪生于南宋宁宗开禧三年（1207），这一年也正是刘松年三轴《罗汉图》的问世之年绍定四年（1231），蒙古军攻破蜀北后，牧溪由蜀地到杭州一带，后出家为僧端平二年（1235），日本僧人圣一来华与法常同门学习禅法，在淳祐元年（1241）圣一返日之时，牧溪以《观音》《松猿》《竹鹤》三轴绘画相赠，[14]这三轴画也就是现藏于日本京都大德寺的《观音猿鹤图》组画可见，这类动物题材禅画在南宋时就已经存在，只是在中国本土没有流行起来，而是在传到日本后受到追捧，牧溪也在日本成就了一番盛名如今在日本东京静嘉堂、日本东京根津美术馆、日本兵库颍川美术馆分别保藏有三件传为牧溪的《罗汉图》，其中东京静嘉堂本《罗汉图》被徐建融认为是其真迹，画面中留有“牧溪”朱文印，已经被列为日本“重要文化财产”这件《罗汉图》描绘了一位尊者素布裹身、结跏趺坐、闭目静修的姿态画面中一条蟒蛇回旋在其身边，人与蛇构成动静之态，于荒寒的山林间冥思真义，显得深厚而困难这幅画中便出现了除猿猴之外的其他动物母题杂糅的现象，不过这种人与蛇的图像元素组合的方式，应与佛教故事有干脆关联猿猴、飞鹤、獐鹿、大蟒等祥瑞动物在罗汉画中呈现，与罗汉身份之间并没有严密的对应关系，或许这些动物元素有着一个共同的象征意义，即罗汉拥有不行思议的神变实力，自然万物及神灵都要敬畏他们，更不用说人了。

另外，此类罗汉人物题材的绘画背景常加入山水树石的元素这种注意自然环境的绘画方法，估计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新儒学文化的熏染新儒学渐渐在南宋社会占据文化统治地位，强调格物致知、内省慎独，其基本特征就是探究自然规律，在自然之景中致知与悟道其实，罗汉人物出现在自然山水中的画法在晚唐五代的罗汉画中便已出现比如，黄休复《益州名画录》中便记载了贯休画的罗汉图中有“倚松石者”“坐山水者”，而同書引述后蜀文臣欧阳炯的《禅月大师梦应罗汉歌》中也有“怪石安拂嵌复枯”之句将禅宗人物支配在山林自然之中的图式在南宋比较多见，比如梁楷的《出山释迦图》（又名《出山图》）就借助萧瑟荒寒的山林之景，侧面衬托出释迦悟道后走出深山的苦修形象同时，这种组合图式也获得了宋代皇室成员的认可，比如南宋宁宗杨皇后在马远《凉爽法眼禅师像》的题诗中有“大地山河自然，终归是同是别”之句 在刘松年《猿猴献果图》画面左下方的树石处隐藏着楷书款署“开禧丁卯刘松年画”开禧（1205—1207）是南宋宁宗的第三个年号，共计三年，而“开禧丁卯”则指1207年这一年对南宋王朝而言也是极为特别、不太安定的一个年份在这一年中，金军完颜匡进攻襄阳，然后顺势攻破阶州。

南宋闻名权臣将领韩侂胄（1152—1207）在部署北伐工作时，宋军中已经出现了内奸早在宁宗下诏伐金前的一个月，吴曦已在四川里通金朝，图谋叛变割据，后又干脆向金称臣力主“开禧北伐”金国的韩侂胄被杨皇后（1162—1232）和史弥远（1164—1233）设计劫持到玉津园杀害，函首于金，时年55岁这件弄权谋杀的史实在《齐东野语 诛韩本末》中有比较具体的记载： 于是，杨次山与皇后谋，俾王子荣王曮入奏言：“侂胄再启兵端，谋危社稷皇后从旁力请一再，欲从罢黜，上亦不答后惧事泄，于是，令次山于朝行中择能任事者时史弥远为礼部侍郎、资善堂翊善，遂欣然承命钱参政象祖尝以谏用兵贬信州，乃先以礼召之礼部尚书卫泾、著作郎王居安、前右司郎官张镃，皆预其谋议既定，始以告参政李璧 ………… 弥远闻之，大惧，然未有杀之之意，遂谋之张镃镃曰：“势不两立，不如杀之弥远抚几曰：“君真将种也，吾计决矣时开禧三年十一月二日侂胄爱姬三夫人号满头花者生辰张镃素与之通家；至是，移庖侂胄府，酣饮至五鼓，其夕，周筠闻其事，遂以覆帖告变时侂胄已被酒，视之曰：“这汉又来胡说于烛上焚之初三日，将早朝，筠复白其事，侂胄叱之曰：“谁敢？谁敢？”遂升车而去。

甫至六部桥，忽有声诺于道旁者，问为何人？曰：“夏震 时震以中军统制权殿司公事，选兵三百俟于此复问：“何故？”曰：“有旨太师罢平章事，日下出国门曰：“有旨，吾何为不知？必伪也语未竟，夏挺、郑发、王斌等以健卒百余人拥其轿以出，至玉津园夹墙内，挝杀之[15] 这一年去世的宋军将领除了韩侂胄，还有南宋闻名爱国边塞将领辛弃疾次年，即嘉定元年（1208），在史弥远的主持下南宋又一次屈膝降金，算是又完成了一次“和议”，史称“嘉定和议”，取得了短暂的安定 杨皇后跟韩侂胄素来不太和谐，在《宋史》卷二四三《后妃传》中有这样的记载： 恭圣仁烈杨皇后，少以姿容选入宫，忘其姓氏，或云会稽人庆元元年三月，封平乐郡夫人三年四月，进封婕妤有杨次山者，亦会稽人，后自谓其兄也，遂姓杨氏五年，进婉仪六年，进贵妃恭淑皇后崩，中宫未有所属，贵妃与曹美人俱有宠韩侂胄见妃任权术，而曹美人性柔顺，劝帝立曹而贵妃颇涉书史，知古今，性复机警，帝竟立之[16] 其中，“韩侂胄见妃任权术”一句表明白韩侂胄认为当时已为贵妃的杨皇后富于权谋，不应当被立为皇后，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