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工业化、技术差距与产业转移的技术溢出效应.docx

    去工业化、技术差距与产业转移的技术溢出效应    郑重阳 贺培科 Summary：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缺乏显著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成为2000年后区际技术差距持续扩大以及近年部分地区过早去工业化的关键影响因素之一利用2001～2017年全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研究证实，各地区技术水平与工业增加值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性;中西部在2005～2014年承接了较大规模产业转移，而区际技术差距却持续扩大，技术溢出效应显著为负在相对偏低的技术水平条件下，中西部地区在十余年的产业承接中主要依赖于廉价的要素成本优势，其自主创新能力、创新资源积累已不足以抵御本地消费升级、要素成本上升与国际需求疲软等负面因素的叠加影响最终，技术差距、商品及服务净输出赤字的扩大至少加快了部分欠发达地区的去工业化Key：全要素生产率 净输出 工业份额 自主创新 面板数据：F061.5  ： ：一、引 言Kaldor（1967）[1]将工业、制造比作经济增长的引擎，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上升被称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关键特征，而技术创新则被当作引擎持续运转的根本动力来源大量研究基于历史维度的国别考察发现，发达国家或地区、新兴经济体无不是在工业、制造业引擎的推动下实现了国家的发展与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制造业本身又构成了技术创新、传播、应用的主阵地。

后发国家往往将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作为赶超发达国家的基本路径，依托廉价的劳动力或丰富的自然资源融入国际生产分工与贸易体系，开启了本国或本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但一个严峻的事实是，时至今日仅有少数国家或地区步入高收入阶段，大量发展中国家过早的去工业化成为其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关键因素之一对于世界范围内的国别或地区之间发展差距，归根到底是技术差距，技术传播的空间有限性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量研究及实践表明，人类创新活动具有天然的地理邻近性、空间集聚性，美国硅谷、美国128号公路、日本筑波、瑞典基斯塔、法国格勒罗布尔、英国Silicon Glen、北京中关村等全球知名创新中心均在地理空间上呈现“块”或“带”状特征，各类科研机构与高科技企业集聚使其易于获得各种有利于技术创新，却在空间距离上迅速衰减的技术知识为缩小与前沿技术的差距，避免技术知识的空间衰减，承接发达经济体的产业转移成为发展中国家缩小技术差距的重要通道，但大量非编码知识与信息却并不一定能为欠发达国家所掌握，承接地容易长期处于被动的技术跟随状态，当原有的要素成本优势丧失后则会迅速进入去工业化阶段近年来，全国以及大部分省市服务业比重已超过第一、第二产业，工业增加值、就业比重出现了过早、过快的下降（魏后凯;王颂吉，2019）[2]，全国和省域层面均有明显的过早去工业化迹象。

令人费解之处在于，自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以来，中西部积极承接东部、国际产业转移，其在全国的工业占比获得了快速上升，但未能真正遏制或减轻近年来承接地以及全国出现的去工业化趋势基于相关理论与实践经验，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有利于实现技术溢出效应，增进承接地技术、制度创新，缩小与发达地区的经济、技术差距，可有效弥补产业承接地日渐丧失的要素成本优势，为产业资本过早、过快多向海外转移构造隔离带、缓冲区但全国范围内普遍的去工业化趋势可能意味着产业升级、转移与中西部承接的“大国雁阵”（蔡昉、王德文等，2009）[3]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先后失序与队伍错乱，可能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导致我国偏低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对新时期更加充分、更加均衡发展的国家战略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有鉴于此，本文将以“去工业化”为基本研究主题，聚焦产业转移及其技术溢出效应对于区际技术差距的影响，重点解答的问题包括：1.我国区际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技术差距，特别是国家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来是否出现了技术差距的收敛;2.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的技术溢出效应不足是否是造成区际技术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3.技术溢出效应的不足是否是近年部分欠发达地区出现过早去工业化趋势的诱因;4.中国应该如何避免过早过快的“去工业化”，在较长时间内持续保持较快的劳动生产率增长。

相信基于对以上问题的解答或可为贯彻实施新时期的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供有益的见解与帮助二、理论与文献国内外学着对“去工业化”的研究始于概念的解析，如Bluestone;Harrison（1982）[4]将去工业化概括为系统性地减少对国家基本生产能力的投资;王秋石等（2010）[5]将去工业化看作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制造业份额的下降，划分出总量与结构两类不同的去工业化Lever（1991）[6]归纳了诸多学者的对去工业化的定义，从工业或制造业生产与就业减少、产业服务化、贸易失衡、进口支付能力下降等四个维度描述了去工业化概括而言，当国民经济中出现工业地位持续下降的过程便可被称为去工业化，集中表现为工业或制造业产值或就业份额的下降这种下降趋势背后的动因又常被划分为消费升级、成本病、劳动分工与外包、国际贸易与竞争等四个方面，构成了解释去工业化趋势的主要因素及框架，特别是大部分学者将去工业化当作生产率持续增长的一种正面现象（Kand?ija;Tomljanovi?，2017）[7]长期以来，产业结构演变的经典理论已将经济服务化奉为一国或地区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的必经阶段和一般规律，但大批发展中国家过早、过快的去工业化却令人警醒与反思。

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起飞与工业化进程源于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参与国际分工，正如“雁行模式”、“边际产业转移”和“劳动力无限供给”等理论所揭示的产业转移与承接机理不过，后发国家的产业结构的升级不能仅仅依赖于对外部产业转移的承接，更需要吸收产业转移过程中存在的技术溢出效应以缩小与前沿技术的差距，加快自身的产业结构升级MacDougall（1960）[8]最早关注到承接FDI过程中的技术溢出效应，部分学者又对技术溢出的渠道进行了划分，如传染或示范效应（B.Aitken et.al，1994）[9]、竞争效应（S.Das，1987）[10]、人力资本的流动效应（Fosfuri et.al，1998）[11]、产业链式效应（S.LALL，2009）[12]等，更多的学者则集中于不同时空维度下的实证研究及影响因素分析Liu;Wang（2003）[13]、李小建（1999）[14]、關爱萍;魏立强（2013）[15]、郭丽娟;邓玲（2013）[16]等学者在对我国承接FDI或区际产业转移的研究中发现，技术溢出对我国或部分区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不少学者的研究结论刚好相反如Wei;Liao（2013）[17]发现苏州通信产业中的外商对本地企业并没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刘灿辉等（2012）[18]实证研究发现湖北省承接的FDI对内资企业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

蔡之兵（2012）[19]、周扬波（2012）[20]、季颖颖等（2014）[21]等学者基于不同地域或行业尺度的研究也有技术溢出不显著或为负的相似结论以上实证研究结论相佐的重要影响因素可能包括了人力资本（E.Borensztein et.al，1998）[22]、金融深化（赵奇伟;张诚，2007）[23]、基础设施（何洁，2000）[24]等方面，特别是 R.Griffith; R.Reenen（2004）[25]用R&D投入作为技术吸收能力的代表常被认为是实现显著正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关键变量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分工与贸易因素对于解释去工业化现象应占据更大的比例（Leif，2016）[26]，而拥有更高的技术水平与生产率增长可有效避免过早或过度的去工业化现象20世纪90年代，德国、日本制造业就业份额下降的速度远慢于英、美，韩国甚至在当时还没有出现下降的趋势（Obstfeld;Rogff，1996）[27]Matsuyama（2009）[28]基于一个开放的多国Ricardian模型证明制造业更快的增长并不意味着制造业就业份额的快速下降，一国拥有更高的制造业生產率增长能够暂时提高制造业的就业份额或减缓去工业化进程，即更快的技术进步将在在国际贸易中拥有更突出的比较优势。

奥德兹（Audretsch）;莱曼（Lehmann）（2018）[29]测算了德国制造业持续的生产率增长，其有效抵消了工资的上涨，使英国、意大利、法国等国的单位劳动成本高出德国约15～20%对于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Rodrik（2016）[30]发现其达到制造业份额顶点时的人均收入水平显著低于欧美发达国家，意味着大量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化背景下面临着更为残酷的国际竞争，需要更快的产业生产率增长以弥补了比较优势的丧失，从而为迈向工业化高级阶段提供足够长的窗口期综合来看，过早、过快的去工业化与技术差距有着较为紧密的关系，而产业转移的技术溢出效应正好在前两者之间架设了一座相互联系的桥梁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已经关注到中国的去工业化问题，Rodrik（2016）[30]、王文;孙早（2015）[31]、黄群慧等（2017）[32]等学者在同一收入水平条件下横向对比了其它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转型路径，发现中国经济发展的服务化程度正不断提高，确实已经出现了过早、过快的去工业化端倪魏后凯;王颂吉（2019）[2]将该视角进一步延伸至中观层面，认为中西部地区尚处于工业化中期，现阶段的去工业化现象值得高度警惕。

随着内陆地区劳动、土地等要素价格的快速上升，有限的技术进步率易于导致当地生产成本过快增长若产业承接地缺乏足够的技术溢出效应，技术进步速度可能会慢于要素成本的上升，本地生产企业将向更具要素成本优势的区域转移，触发本地过早、过快的去工业化发展趋势对于国内已出现的去工业化问题，现有文献普遍局限于过早、过快去工业化的判定，对内在影响因素的分析往往面面俱到，尚缺乏对某一重要因素或从某一重要视角的深入探讨，易于陷入“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宽泛理解，不利于抓住关键核心问题此外，现有文献鲜见将去工业化、技术差距与产业转移的技术溢出效应等三大因素相结合的研究，有待从以上三大变量入手进一步探寻国内去工业化的关键诱因、基本机理以及避免过早去工业化的对策三、现象与解析国内外学者常用工业、制造业产值或就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份额衡量去工业化当工业产值或就业份额步入倒“U”型曲线的下降区间且具有持续的趋势时，则可确认一国或地区步入了去工业化阶段如果该国或地区在一个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启动了去工业化进程，又可被称为过早的去工业化Rodrik（2016）[30]、Felipe et al.（2014）[33]基于发达国家的历史数据研究指出，发达国家制造业就业份额普遍达到30%的顶点，而发展中国家大多在更低的就业份额顶点、更低的收入水平开启了去工业化进程。

对于中国，国内学者较为一致的观点是中国工业化尚未完成，近年来已经出现了过早的去工业化端倪（王文、孙早，2015[31];黄群慧等[32]，2017;魏后凯、王颂吉，2019[2]）按照城镇非私营单位产值与就业测算，我国制造业产值、就业份额分别在2010、2013年左右达到顶点后出现了持续的下滑，就业份额顶点尚未达到30%，人均GDP也显著低于发达国家达到制造业份额顶点时的水平，符合相关过早去工业化的特征描述相较于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有限的国土空间，我国地域广阔且区际发展差距明显，大量欠发达内陆地区实际仍处于工业化初期、中期阶段，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历经十余年承接产业转移后依然启动了过早的去工业化进程图1中，全国、东部工业增加值份额约在2006年达到顶点后出现了长期的下滑，中西部略晚于东部，于 2011年触顶后开始持续的下降，且中西部的下降幅度明显大于东部地区2011～2017年，内蒙、青海、甘肃、新疆、山西、河南、四川、重庆等中西部省市工业增加值占其地区生产总值的份额下降超过10个百分点，而同一时间段内的江苏、广东下降的幅度仅为5.8%和7%，图2所表示的中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