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语文文学讨论现当代文学穆旦研究综述.doc

穆旦研究综述引言 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里程碑，天才的翻译家，西南联合大学的才子，曾与日本侵略军残酷厮杀的中校，刚正不阿笔锋犀利的报人，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的奇异混合体，中国式的普鲁弗洛克，呼求上帝、冷峻而又热切的中国诗人，留美硕士，历经苦难的爱国者，深情真挚的丈夫和父亲，优秀的副教授，含冤去世的“历史反革命”，曾被浓云遮蔽的星辰、出土的宝石——这就是穆旦（查良铮）（1918——1977），但这还不足以道出他的全部 穆旦早在四十年代就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青年诗人，他的诗在上海诗人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四十年代初期，闻一多遍选《现代诗钞》时，选入了他诗作十一首，数量之多仅次于徐志摩一首1948年初，方宇晨的英译《中国现代诗选》在伦敦出版，其中就选译了穆旦诗九首(1)1952年，穆旦的两首英文诗被美国诗人赫伯特·克里克莫尔（Hubert Creekmore）编选入《世界名诗库》（A Little Treasury of World Poetry）(2), 同时入选的其他中国诗人只有何其芳穆旦诗作的艺术风格、诗学传统、思想倾向和文学史意义，在四十年代就被一些诗人和评论家较为深入地讨论着，并被介绍到英语文学界。

 五十年代初以来，穆旦频受政治运动的打击，身心遭到极大的摧残，被迫从诗坛上销声匿迹，转而潜心于外国诗歌的翻译，直到骤然去世穆旦去世多年以后，才逐渐被人们重新认识人们出版他的诗集和纪念文集，举行“穆旦学术讨论会”，给予他很高的评价二十世纪中国诗歌大师”的排行榜上，他甚至被名列榜首(3)这种种的不寻常，被称为“穆旦现象”穆旦已成为诗歌界回顾历史、着眼当前和展望未来都不能轻易绕过的重镇 穆旦生前只出版过三本诗集：《探险队》、《穆旦诗集（1939—1945）》和《旗》在他去世后，海内外都出版了他与几位诗友的合集，他的个人选集和全集也相继面世穆旦另有一些佚诗、佚文和遗作，特别是晚年创作的一首长篇叙事诗(4)，由于种种原因，至今不能公开发表作为翻译家的查良铮，则向人们奉献了拜伦、普希金、雪莱、济慈、艾略特、奥登等诗人的译著二十多本，质量均属上乘，深受人们的敬慕与欢迎这些精美的译诗，也是穆旦诗歌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穆旦的研究，从1946年开始，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主要集中于他的诗歌创作和生平经历，探讨他的艺术技巧、诗学传统、风格流派、思想特质、精神人格、文学价值和文化意义等，也有对其作品的细读阐释和赏析。

本文拟对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穆旦研究状况做系统梳理与综合评述，此项工作将以四个历史时期为线索展开：一是1946—1948年；二是1979—1988年；三是1989—1997年；四是1998年至今 一 根据现有资料，穆旦从高中时开始诗歌创造，他的诗才从那时就开始显露，而且非常敏捷大学期间，穆旦就有比较成熟的诗作发表在香港、重庆两地的《大公报》上至四十年代中期，穆旦早年的代表作如《还原作用》、《赞美》、《诗八首》、《出发》等，都已经发表，其中的十一首被闻一多收入了《现代诗钞》（1943年9月）1945年1月，西南联大文聚社出版了穆旦首部个人诗选集《探险队》随着诗作的发表和结集出版，穆旦如“宝石出土，便放出了耀眼的光辉，当时就受到了不少读者赞美”(5) 王佐良的《一个中国诗人》是目前见到的最早全面评述穆旦诗歌的文章(6)在第一阶段中，其他代表性的评论有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和《诗的新方向》、周珏良的《读穆旦的诗》、李瑛的《读穆旦诗集》、默弓（陈敬容）的《真诚的声音》、唐湜的《诗的新生代》和《搏求者穆旦》这些文章有的是穆旦专论，有的则将穆旦置于新潮诗人群中来论述；有的是理论的总结，有的则是直觉印象式的描述。

这些文章数量不多，但对穆旦的分析、概括和评价是准确深入的，至今仍被研究者作为经典而广泛引用 在《一个中国诗人》中，王佐良向英语文学界和中国新诗界推出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一群年轻诗人王指出了这些诗人和英语文学中现代主义诗歌的联系论文着意介绍的是他们之中的穆旦及其创作王佐良指出了穆旦抒情诗中的现实主义品质；并且和当时一般中国作家的“冷淡”和“空虚”不同，穆旦的焦灼是真实的，主要的调子是痛苦，其原因在于别的很多作家只是在抄袭西方二流作家的文字，而且“在拥抱了一个现实的方案和策略时，政治意识闷死了同情心”(7)；穆旦则没有模仿，也从来不借别人的声音歌唱，不依附任何政治意识，而是以一种“受难的品质”，深入到根底，即“心的死亡”，来表达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受折磨而又折磨人的心情王佐良分析了穆旦诗歌的艺术手法，指出他采用了“辨证”手法，而且不仅用头脑思想，还用身体思想，这使得他的《诗八首》将肉体与形而上的玄思混合，成为“中国最好的情诗之一”(8)王佐良赞赏穆旦在表达方式上弃绝古典的词藻而运用现代白话，并有着许多人家想象不到的排列组合，使得他的作品有“一种猝然，一种剃刀片似的锋利”(9)，这种风格完全适合他的敏感。

王佐良认为穆旦对于中国新写作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创造了一个上帝”(10)，这在缺乏精神上的起伏、宗教诗从来没有发达过的中国，是一件几乎完全新的事，值得诗歌界的注意 王文引起争议之处在于，他否认穆旦对于西方诗人的模仿其实穆旦对艾略特的模仿是大量的，这一点笔者将另作专文讨论简单地说，模仿并不妨碍诗人情感的真实性，问题在于诗人是否能将“拿来”的东西恰当地溶入现实的情境、主体的情思，是否在表达上做到了有机统一从这些方面来看，穆旦是成功的王文另外引起争议和误会的是，他断言穆旦的“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穆旦的胜利却在于他对于古代经典的澈底的无知”(11)不过王佐良后来修正了自己的说法，认为穆旦的身子骨里毕竟有悠长的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他对于形式的注意就是一种古典的品质(12)结合上下文来看，王佐良原来的说法似乎也并没有错，他只是在用一种夸张的手法来突出穆旦“最好的品质”，这种品质是同时代其他大多数诗人所缺乏的，即敏感、真诚、尖锐、丰富、深刻和新颖 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是对中国四十年代以来出现的“现代化”新诗潮流的理论总结，而穆旦是作为这种潮流的代表被推出的袁对这种新诗的主题意识和表现方法的概括，基本上也可用来描述穆旦作品的总体特征。

如他所说的现代诗人作品在强烈的自我意识中同样突出强烈的社会意识，现实描写与宗教情绪的结合，传统与当前的渗透，抽象思维与敏锐感觉的浑然不分，轻松严肃诸因素的陪衬烘托，现代神话、现代诗剧所清晰呈现的对现代人生、文化的综合尝试，重视运用日常语言及说话节奏，有效地表达现代诗人感觉的奇异敏锐和思想的急遽变化等袁可嘉认为这种现代诗歌潮流已经形成了一个“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13)，现实表现于对当前世界人生的紧密把握，象征表现于暗示含蓄，玄学则表现于敏感多思、感情、意志的强烈结合及机智的不时流露袁可嘉在四十年代末写了一系列的论新诗现代化的论文，发表在天津和上海《大公报》星期文艺、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文学杂志》、《诗创造》和《中国新诗》等报刊杂志上，而这些刊物也基本上是穆旦经常发表诗作的地方，因此两人的理论与作品得以相互阐发，在现代诗人群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唐湜的《搏求者穆旦》是一篇长达两万多字的穆旦专论，最为全面、细致和深入，以其偏于印象感悟式的优美笔调，着重欣赏解说穆旦作品中的辨证观念、艺术风格和诗人的思想、精神气质唐湜说明了穆旦写作的背景，即世界范围内的现代主义艺术潮流，及其特征和代表，指出穆旦的作品也具有这种潮流的特质。

唐湜以大量的作品为例，详细地分析了穆旦作品中的辨证观念这种辨证观念不仅表现在单篇的诗作中，还体现于创作的整体及作品之间这种分裂与搏斗，最后归结到“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至此完全显露出诗人的勇者的气度唐湜认为这些丰富的辨证观念正是对庸俗贫乏的常识逻辑、形式逻辑的否定，正会使习于平庸的人们迷乱由于这种辨证的基础是，诗人用自我生活感觉与内在情感同化了又贯穿了外在的一切，因此“他的受难的精神历程与中国新时代受难的历史过程正可以相互印证”(14)唐湜认为这些受难的文字是穆旦主要的业绩；他同时指出，穆旦诗集里还有许多优美柔和的抒情，《森林之魅》是其“诗集里的冠冕”(15)唐湜分析了穆旦的精神气质，是“自然主义”而非“客观主义”，他把自我分裂为“生理的自我”和“心理的自我”，使二者展开辨证的追求与抗争唐湜认为穆旦是“想用自然的精神来统一历史”，他的思想是“一种朴素的唯物论，而且充满了辨证的因素，但却不是历史的唯物论”(16)唐湜并没有清晰地阐明何谓“自然的精神”，而穆旦诗中对于那个远在混乱现实和苍白语言之外的上帝，对于绝对秩序与和谐的追求是激越而执著的，他的思想的社会性和现实性，通过对现实的猛烈抨击和极端否定而表现出来，并非简单地追求返回到原始浑朴的自然状态。

唐湜指出穆旦诗里的悲观气氛和动摇怀疑的色彩表现得特别显著，他认为这种自我意识旺盛的个人主义与悲剧精神正是一切布尔乔亚时代共有的精神，同时有着T.S.艾略特以来的现代主义新传统的光彩唐湜给了这位搏求者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所表现的是他的全人格，新时代的精神风格、虔诚的智者的风度与深沉的思想者的力量这些都是经典的知人之论，对后来的研究者有很大的启发 周珏良的《读穆旦的诗》是读《穆旦诗集》的感想周指出穆旦把英美玄学派诗人和现代派诗人如叶芝、艾略特、奥登的诗歌传统运用到自己的诗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文章发表后，穆旦写信给周说，诗集出版后的评论中他最喜欢这篇和王佐良的《一个中国诗人》(17) 四十年代写成的这一批文章，有的将穆旦及其诗友跟中国当时的诗歌时尚相比较，凸显了穆旦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与意义默弓（陈敬容）在《真诚的声音》一文中谈到，中国新诗虽还只有短短的一二十年的历史，无形中却已经有了两个传统，一个尽唱的是“梦呀，玫瑰呀，眼泪呀”，一个尽吼的是“愤怒呀，热血呀，光明呀”(18)，结果是前者走出了人生，后者走出了艺术，把它应有的将人生和艺术综合交错起来的神圣任务，反倒搁置一旁陈敬容认为牧歌的时代、史诗的时代都过去了，浪漫派、象征派、鞑鞑主义、超现实主义和许许多多的名目也都再不能完全适合现代的需要，她认为现在应该追求“诗的现代性”，而目前中国新诗的时尚，与现代诗潮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穆旦们的创作则是近年来新诗真正的收获。

唐湜在《诗的新生代》一文中认为，目前中国诗坛上有两个浪峰，其中一个就是穆旦杜运燮们的辛勤工作组成的，他们是一群自觉的现代主义者，继承的是T.S.艾略特、奥登、史班德们的诗歌传统袁可嘉在《诗的新方向》中认为，穆旦“是这一代的诗人中最有能量的、可能走得最远的人才之一”(19)，现在看来这一判断是准确的 没在肯定和赞誉的声音之外，也有极端否定的意见存在一个北平出版的“文艺”刊物攻击属于“文艺骗子沈从文”“集团”的穆旦、袁可嘉、郑敏等，谩骂他们是些“乐意在大粪坑里做哼哼唧唧的蚊子和苍蝇”，将其划入该打击的敌人之列(20)这是毫无可取之处的议论，不过倒是从反面映衬出了穆旦的文学地位 二 从五十年代初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穆旦频频受到左倾政治的迫害，直到含冤去世1981年，穆旦才得以彻底平反昭雪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穆旦研究几乎完全停止 自1979年起，香港《大公报》、《新晚报》，北京《诗刊》，天津《新港》、《天津日报》和《美洲华侨日报》等先后发表了穆旦的一些遗作和关于他的回忆与评论文章，穆旦开始被“重新发现”，穆旦研究得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新的文学语境中展开和深入，并取得了一批新的重要的成果 1979—1988年的穆旦研究，以1988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穆旦学术讨论会”为阶段性标志。

这一时期的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是1986年1月《穆旦诗选》和1987年11月纪念文集《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的出版(21)本阶段的研究，大致分为作品研究和生平研究两类前者又可分为穆旦诗歌和翻译艺术研究两种 随着1981年《九叶集》的出版(22)，穆旦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