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冉大学之风貌：导师的厚道与学子的执著.docx

          重冉“大学”之风貌导师的厚道与学子的执著                    萧延中《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齐锡生著，杨云若、萧延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2010年版Hsisheng Ch´I，Warlord Politics in Chna，1916-1928．Stanford: Stanford Uruversity Press，1976)一书是众多中国军阀研究著述中独树一帜的政治史学术专著它的突破性知识贡献在于，作者并未囿于传统的史学描述范式，仅仅把“军阀政治”视为由各个拥兵自重的武力权势人物所组成的特殊军政集团，而是在占有丰富史料的前提下，运用著名国际政治学家卡普兰( Morton.A.Kaplan)“权力均势系统”和“角色行为规则”的理论框架，试图在军事、政治、经济、思想和社会心理等多重历史要素中，透视和提炼出一幅由这些要素相互支持而构成的全方位政治运作的系统图景本书研究理路独特，创意新见迭出，融历史与理论于一炉读者既可从中感知那些个体人物的特殊行为贯习，又能从中把握政治生态系统的整体逻辑构成，是一部跨学科政治史研究的经典之作。

说起这部齐锡生教授所著《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之译稿的故事，那起码要把历史往前追溯三十多年前我的导师林茂生教授和师母杨云若教授上个世纪50年代初都是著名中国现代史学家李新先生的学生，后来李新先生与林茂生老师又成为同事兼学友，相熟相知我的师母杨云若老师自1957年被打成“右派”以后就被长期下放文革”结束后，为解决林茂生老师一家长期两地分居的问题，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所长的李新先生就把杨云若老师借调到新组建的中国现代史研究室参与研究工作杨云若老师自幼受到良好教育，中学就读于英语要求甚高的上海和苏州教会学校，并于1949年考入清华大学，以后又到中国人民大学深造，其学养基础可想而知鉴于她的专长，当时研究室分配给她的任务是译介西方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状况和前沿进展杨老师对工作不仅倾心尽责，而且其纯熟的英一汉语言的驾驭能力，也足以高质量地担当此任我读研究生时与导师一家走得很近，经常到家里请教学问，还不时蹭吃蹭喝师母偶尔也审读我的稿子记得一次，她在不经意间指出我文中的某处英文的拼写错误，但纠正的方式却是从发音规则入手这些师母或许早已记不起来的小事，可在我这个学生晚辈的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开篇就叙述这些师生之间的私人交往，其用意只在于说明，由杨云若教授主持翻译的著作，其质量是可以让读者放心的读者手头拿到的这部译著，就是杨云若老师当年在一个简陋的笔记本上留下的翻译痕迹由于翻译的目的是为研究人员提供宏观知识背景的参考，所以，这部译笔流畅、字迹清秀的“笔记本译稿”，除了留下少许选词斟酌的墨痕外，没有精雕细琢的修饰和较大幅度的调整，可谓一气呵成就是当年的这本“笔记本译稿”，构成了眼下这部译著之最为核心的基础内容读硕士时我们的专业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林茂生老师把这部译稿推荐给我们作为研究参考当这个“笔记本译稿”在学生中传来传去大约有两年多以后，同学们普遍认为该书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应当向更多的读者推荐，于是就有了整理出版该译稿的念头在征得杨云若老师同意之后，我就根据原著，补译了原译稿中省略的内容及其部分注释，复制了插图、地图、图表和附录等，在责任编辑费小琳女士的大力支持下，于1991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那时，中国没有加入“国际版权公约”，一切都按当时国内流行的方式处理该书上市时，我不在国内近一年以后返校，在杂乱的信箱中发现了该书作者齐锡生教授从香港科技大学寄给我的信。

信的大致内容是感谢译者翻译他的著作，并介绍了他的基本学术理路和其他研究成果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后，我的个人境遇不佳，不便跟其他学人联系，怕连累别人，所以没有回信就这样，在该书初版的二十多年间，我始终没有与作者齐锡生教授取得联系在这期间，前前后后有不少学者，其中包括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曾跟我索要过此书但遗憾的是，该书初版早已售罄，甚至连我自己手头留下的也只是复印件于是就去复印“复印件”，送给这些需要该书的师长和朋友们至于这些学者们为什么需要该书，我则不得而知，只是遵命奉寄就是了前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学术中心的谭徐锋先生找到我，表示希望把该书收入“海外中国研究文库”，并嘱我与著作者齐锡生教授和主译者杨云若教授联系，争取他们的首肯杨云若[来自wwW.lW5u.coM]教授是我的师母，自然获得了支持，但我却无法与齐锡生教授取得联系，虽然一直在不停地四处打探，但始终未能“得逞”去年谭徐锋先生居然弄到了齐教授在大陆的，但这个却永远是“无人接听”2009年4月，谭徐锋再次拨通了这个，真是鬼使神差，接的竟然就是齐教授本人！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谈及齐教授大作之中文版再版一事，作者与出版社一拍即合。

2009年6月上旬齐教授来北京办事，我们终得会面并详细交换了关于再版该书的意见，一晚所谈甚欢交谈中，我们还有幸聆听齐教授谈及关于此书写作过程中的许多具体细节和珍贵轶事一方面，加深了我们对该书内涵的理解，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对那一代美籍华裔学者圈中的求学状况有了真实的感受其中感受最深的有两点，其一是学术大家的宽厚，其二是青年学子的自信齐教授特别谈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两位著名学者，一位是著名政治学家邹谠教授，另一位是他的导师、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卡普兰教授齐教授说，他刚到芝加哥大学求学时，邹谠教授虽然不是他的直接导师，但却从学问到生活对他给与了格外的关照齐教授特别强调，邹谠教授是他所接触过的最为谦逊和蔼的学人，虽然贵为名门之后（国民党元老邹鲁之子），又学富五车，在美国政治学界享有很高声望，但他无论对同行还是对学生，总是尊重有加，全心倾听，从骨子里渗透出翩翩君子的道德风貌而作为导师的卡普兰教授也是一样，他曾期望齐教授这样一位东方弟子能发扬和发展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但这位弟子却凭兴趣选择了研究中国的军阀政治面对学生这样的选择，卡普兰教授不仅表现出了并非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宽容，而且对齐教授“自选题目”的博士论文撰写计划提出了多方面的精辟建议和知识支持。

时至今日，当谈及自己当年的这个研究选题时，齐教授坦率地承认，作为年轻人，他更喜欢独立思考，不会在没想清楚问题之前随便地附和任何权威齐教授说，他自己对学术权威当然十分敬仰和真正尊重，但一旦自己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了研究方向，他就会自信地往前走下去目前的这部著作在写作之前，某位他所一向敬佩的学术界的大权威就曾建议改换论题，认为这样的研究会陷入死胡同但齐教授经反复考虑，最后并没有采纳这位权威学者的建议听了《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的成书经过，使我们受益良多，回味不已坦率地说，在这里我之所以要断断续续地复述齐教授闲聊时谈到的这些往事，其实脑际中浮现的却是当下中国校园风气的种种情景，难免感叹斯文凋零，以至于更加深切地再次体味到了清末时节知识人那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幻灭感当然也沉浸于对民国时期中国大学和知识界人才辈出那挥之不去的感怀、神恋、钦仰与敬重这里对校译中的一些情况也做一简单交代根据出版社的要求，本书的此次再版，我与责任编辑分别根据英文原文，逐段对原中文稿进行了核对和通校，然后再共同商议以解决疑难问题如初版中曾将参考书Ch’enHis-chang. Pei-yang ts’ang shuang shih hua．错译为“陈志让：《北洋》”，现更正为：“陈锡璋：《北洋沧桑史话》”。

原来将《现代中国军事史：1924-1949》的作者“刘馥”译为“F．F．刘”，而把“唐生智”（T´ang Sheng-chih潴译为“唐继尧”对此我们都进行了更改对原著pp.219-220等几处漏译的段落，我们也逐一做了补译还有些中文不宜直接表达的英文短语，如“Valuesaffecting political legitimacy”，我们则根据具体语境，把它意译为“基于政治合法性价值的行为考虑”等等尤其是第七章“经济能力”，涉及当时大量的货币单位，有元、银元、美元、中国两、海关两等，以及各种地方纸币这不仅给研究军阀的财政经济带来很大的困难，[来自wwW.lw5u.cOm]也使翻译上完全实现其准确性几乎成为不可能虽然我们尽可能地核对有关资料，但仍然有若干币种不能确认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一般采取较模糊的处理方式，然后用括号直接标出英文原文如，“Thousand dollars”，这里“dollars”显然指的不是“美元”，我们暂时译为“千元”；涉及“Ch．$6 million”，我们则译为“600万元(Ch.$6million)”，以避免读者误解总之，我们这样的处理只是权宜之计，以求知者的批评再做完善。

重复“翻译无尽事”的老话永远不是赘语由于我们的外语水平和专业知识有限，错误之处当由我个人负责，恳请方家和读者批评指教最后，对齐锡生教授同意我们重新校译他的著作并拨冗赐序表示衷心敬意！对提出重译本书的谭徐锋先生和责任编辑一丝不苟的精神表示诚挚的感谢！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