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与确立：后克思主义思潮的兴起马克思主义论文.doc

生成与确立：后克思主义思潮的兴起_马克思主义论文 关键词：后马克思主义，霸权，阶级 政治 ，社会主义策略 　　摘要：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立场试图在作为政治与文化力量的古典马思主义的祛魅中拯救马克思主义思想中仍有价值的一些方面它的理论先驱一开始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随着1968年“五月风潮”的结束和西方七十年代末“马克思主义危机”的出现，部分新左派理论家开始以多种方式解构古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并对意识形态的自主性进行立论和诠证，这一趋向和后 现代 思想的一些成果的嫁接使后马克思主义以积极的理论建构姿态呈现后马克思主义在对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中重新调整社会主义策略并重建对社会主义价值的信念 　　“后马克思主义”这一称谓早在几十年以前就己在西方学术界出现，经过十来年的孕育，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终于形成了“思潮”，变成了“运动”，试图在新的文化氛围中重建激进的后现代政治的努力使它在社会学、政治学、 哲学 、文化研究、美学、文学 艺术 等众多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就我们 中国 大陆思想界而言，“后马克思主义”似乎还是匪夷所思的不伦不类的怪物就对其的理论回应而言，我们己远远落在西方的“后马”之后，但对于正“与时俱进” 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理论界来说，从“后面”看“后马”也许能看得更真切些吧。

　　—、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的“第二图式” 　　有人说，厄尼斯特•拉克劳和蔷塔尔•莫菲是后马克思主义的“鼻祖”，这是不确切的我赞同保罗•雷诺兹的说法，他们只能被称为“后马克思主义的旗手”旗手高展大旗，因而很突出、很惹人眼目：但不要忘记：攻城略地的还有英勇的战士并不拉克劳和莫菲最先使用后—马克思主义这一语汇，并且，他们对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也没有专门的论述和阐释拉克劳和莫菲是在1985年首次宣告他们的理智性思想规划属于后—马克思主义但在1970年代初，后马克思主义概念已被运用，70年代后期以降，后克思主义始以诸多萌芽形态在悄然滋生 　　无论在社会学的发展和“后马克思主义”的生成史中，我们都不应忘记丹尼尔•贝尔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在1973年出版的《后 工业 社会的来临》中，他不仅详尽地论述了他1959年就已提出的“后工业社会”观，而且还提出了“后社会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概念很明显，贝尔想以“后马克思主义”为他的后工业社会理论提供理论支撑，所以他不仅将后马克思主义置于第一章的开头来加以讨论，而且把后马克思主义作为第二节的标题，并就后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和；意义进行了粗线条的描绘，虽然他的研究取向和材料运用都是从社会学的视野出发的。

　　针对爱德华•希尔斯对后工业社会概念的评论，贝尔指出，后工业社会的思想可以从马克思本人那里获取借以构想的根源那么，希尔斯何以漏掉了马克思呢?贝尔多少有点嘲讽式地说道：“或许因为我们都已经成为后马克思主义者了[1]贝尔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结构的描述并不是一套图式而是两套图式：第一套图式是在《资本论》第一卷表述的，社会分化为两大对抗阶级：资本家和无产者，其他第三种人(地主、农民、手工业者等)都将消失，当生产资料集中的劳动社会化达到同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时候，外壳就要炸毁了，社会主义就会诞生第二套图式是在《资本论》第三卷表述的，马克思注意到了资本主义银行制度和信用制度的扩大以及股份公司的发展给整个社会结构带来的变化并提到了所有权同管理权的分离、指挥劳动的出现，白领工作的扩大等在贝尔看来，正是马克思的第二个图式预示了后工业社会的到来20世纪上半叶所阐述的资本主义未来的社会学理论……几乎所有都是同马克思的第二图式的对话 　　贝尔承认马克思的第一图式是决定性的，因为它是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思想，正因如此，马克思的第二图式是微弱而闪烁的，它所表现的倾向大大地“打了折扣”，也就是说马克思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二元对抗的理论强音淹没了第二图式。

贝尔指出， 历史 的事实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运转方式并没按“强图式”进行，相反，它是“弱图式”的进一步展开贝尔以社会学家的眼光对马克思所没有充分预见到的结果作出了经典的刻划：“后马克思主义时期中经理与业主的分离， 企业 的官僚科层化，职业结构的复杂化，这一切都使得一度明确的财产统治和社会关系的情况模糊了[2]”贝尔吸纳了马克斯•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不是两个相互矛盾的制度而是同一官僚科层体制类型的变体的观点，认为这些社会结构性征象是后资本主义和后社会主义所共同具有的，所以他的后工业社会概念的最大“效力”就在于把后资本主义和后社会主义同收一囊之中的共时性诉求合理性的追求必然导致科层化的增强从而使专业技术人员的社会地位提高，这样一来“新中产阶级”的崛起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在贝尔看来，“新中产阶级”作为 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预期产物，带来了一个古典马克思主义者所不曾料想到的明确的政治后果：它改变了阶级体系的社会学性质，也就是说，社会阶级的对抗性质及状态并不象马克思所预言的日益简单化、二元化并最终造 　　成一种单边式的发展轨道 　　社会阶级的结构性变迁一直构成贝尔关注的重心，他以挑战的姿态向马克思的第一图式所蕴寓阶级分析方式发难。

但他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把批判引向了对马克思整个社会分析逻辑的质疑贝尔认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尚表现出对政治秩序、官僚机构的直接关注，但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的思维方向发生了变化：集中注意社会而不是国家；注意经济而不是政体，即是说，马克思的思想有一个从政治学到社会学的演变，“马克思认为一切基本的社会关系不是来自政治，而是来自生产方式阶级关系都是经济关系：不可能有官僚政治和军队那样的独立政治阶级或秩序[3]”正因如此，贝尔坚信：在马克思那里，政治没有自主性，它不过是社会力量的反映他认为马克思的“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特殊的决定论是成问题的尽管贝尔指摘马克思忽视了政治的自治性，他本人也极其强调“上层建筑”在社会结构中轴变化中的作用，但他自己也没有深入政治的领域并且对后工业社会政治自主性何以可能、何以完成的问题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理论图景；他的“马克思的第二图式”之论也不能自圆其说但贝尔毕竟触及到了后马克思主义要处理的重要问题，而难能可贵的更在于，他把对马克思阶级政治的批判置于后工业社会概念的阐释之中，这预示了一种超出单纯“修正”或“批判”的理论建构方向 　　二、“后马克思主义工人”：从阶级意识的衰退到普遍主体的消失 　　在对后工业社会的图绘中，贝尔着重考察的是“新中产阶级”之兴起给整个社会结构以及政治秩序带来的影响。

当然，他也提及了工人阶级的变化问题，但他的兴趣点显然不在这里，当他把塞尔日•马勒和安德烈•高兹的“新工人阶级”一词斥为“激进的幻想”后就匆匆结束了这一话题但必须看到，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的性质、构成及地位等问题却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理论难题，同时，它也是支撑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的潜在基点之一 　　在论及后马克思主义思潮“浮出”历史表面的社会根源时，斯图亚特•西姆说道：“这并不仅仅是我们学术性知识探索和政治氛围对马克思主义的敌意，而是一系列激进的文化变化业已发生，它使左派马克思主义茫茫然不知如何前去有效地应对这一世界的一个最醒目的特征便是无产阶级在社会上和政治上重要性的衰微……众多的评论家对这一现象的论述对后马克思主义意识的生成具有明显的意义[4]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哪里去了?工人阶级怎么了?在古典马克思主义那里，工人阶级就是无产阶级，甚至卢卡奇在 总结 匈牙利革命失败时，也没有怀疑过工人阶级不再是无产阶级，而只是说工人阶级的“无产阶级 　　意识”淡漠了，所以卢卡奇诉诸总体性的辩证法以对抗资本主义社会强大的“物化”对无产阶级意识的发育和生长的巨大阻挠而卢卡奇的对总体性的渴望不仅带有强烈的救世乌托邦主义色彩而且难免泛化出一种极权主义的趋向，因此之故，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阿多诺对卢卡奇的“总体性”概念一直穷追猛打。

而1968年“五月风暴”又历史性地映证了总体性逻辑的坍塌五月风暴”在西方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流变史上具有特别的意义，在其后，一些左派思想家开始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变化重新考量，在这方面，尼柯斯•普兰查斯和安德烈•高兹从两个不同的方向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而这一探索对后马克思主 　　义思潮的产生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普兰查斯阶级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引进了“新小资产阶级”理论以“消解”盛极一时的“新中产阶级”理论他抵制阶级界定的纯粹经济标准而坚持把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纳入到阶级划分中来，并把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区分和阶级划分的基础纠缠在一起，这样一来，他就有了两个“杀手锏”或者说“双重标准”：他利用后一标准将非生产性“白领”排除在工人阶级之外，同时借助前一原则把生产领域中的“白领”分离出工人阶级他这样双层“过滤”的结果便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就从大多数被减少到一个残余的群体”[5]普兰查斯捍卫工人阶级的纯洁性和革命霸权的努力造成了一个令传统左派不安的结果：工人阶级少数化、边缘化了，正如艾伦•伍德恰如其分评论的那样，“普兰查斯在总体上关于阶级的定义与其特定的关于‘小资产阶级’的定义，把社会主义策略的聚焦点从形成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转移到构筑以阶级差异和划分为基础的‘人民同盟’上去了。

[6]而这一倾向的进一步发展便是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策略定位难怪有位评论家说，后马克思主义的所有主题在普兰查斯这里都以萌芽的形式出现了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他或许会循其理论逻辑与政治路径而达至诸多他的后阿尔都塞主义的同事们今日的情形[7] 　　如果说，普兰查斯的思想在“五月风暴”前后有一个从《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1968)所表达的“极左偏向”到《当代资本主义中的阶级》(1974)的“欧洲共产主义”色调的明显变化，那么安德烈•高兹的情形则更为突出也更具范型性意义在《工人阶级的战略和新资本主义》( 英文 译名为《劳工战略》)(1964)中高兹几乎将整个“白领”阶层都划进工人阶级的圈子并追随马莱将其称为“新工人阶级”在高兹看来，技术人员、工程师、学生、学者及研究人员虽然在生活上与一般工人群众有着明显的差距，但这并不构成将之归入“新中产阶级”的理由，因为专业人员同样是工资收入者，同样受资本 规律 的压制，同样遭受被异化的命运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时高兹的思想是萨特存在主义和卢卡奇总体性逻辑的奇妙结合，它成了几年后学生运动的理论先导和实际的催生剂 　　但是，五月风暴之后，高兹完全抛弃了他的“新工人阶级”理论，在《劳动分工批判》(1973)中，他虽然仍不不遗余力地对资本主义的“异化”开刀并把劳动分工指认为一切异化的根源，但他此时已不再将专业人员队伍当作工人阶级看待了，“即使把产业中的科技劳动者视为被剥削、被异化的生产性劳动者似乎是正确的话，那么，认为他们纯粹是工人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却是错误的。

[8]在此，高兹看到了一个悖论性现象：科技在“被异化”的同时却又制造着“异化”技术成了资本逻辑的“作伥者”或者说它本身就象哈贝马斯所言已成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科技的这一偏激态度导致了其阶级理论的退却和左派立场的保守化虽然高兹没有运用“阶级规定”和“阶级立场”的普兰查斯式的区分，但他几乎达到了与普兰查斯相同的结论：即便“白领”反对资本主义，但他们的“意识形态”仍是资本主义的，他们既不是作为无产阶级也不是为了无产阶级而是防止自己无产阶级化才反对资本主义 　　但高兹的“退却”并没有停止，他思想中的萨特存在主义“根底”使他“一退千里”在1980年出版的《告别工人阶级》中他提出了“后工业的新无产阶级”概念那种传统的工人阶级现在不过是有特权的少数，而今大部分人口属于并无职业安定感或者说没有确定的阶级身份的后-工业的新无产阶级，他们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