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与元九书》的文学价值、认识价值、审美价值.pdf

陕西理工学院毕业论文第 1 页 共 6 页白居易《与元九书》的文学价值、认识价值、审美价值韩国斌（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 2011 级本科 1 班，陕西 汉中 723001）指导教师 付兴林［摘 要］白居易于元和十年（ 815 ）上书急请捕贼而获罪贬谪江州后，创作了著名的书信文《与元九书》在文中，他向挚友元稹畅叙了自己的心扉，历数科考及仕宦经历，自己诗歌的分类标准及文学主张，与元稹心心相惜的友情，文学创作给他带来的荣辱等等该文可谓发自肺腑、感情真挚、沉郁顿挫，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认识价值、审美价值［关键词］白居易；《与元九书》；文学价值；审美价值；认识价值白居易是继李白、杜甫之后又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同时也是一位十分重要的诗歌理论批评家他在谪贬江州期间所作的《与元九书》，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后世研究白居易的重要文献， 对后世文坛和现实主义诗歌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相较于文学价值，后世对于《与元九书》所体现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研究较少本文拟结合白居易的生平经历、书信文《与元九书》的创作背景及其文本，对《与元九书》的文学价值、认识价值、审美价值进行一番深入的探讨一、《与元九书》的文学价值《与元九书》是白居易在元和十年（ 815）给友人元稹的一封书信。

但这不只是一封书信这么简单，其中不仅有对上自“三皇五帝”，下至李白、杜甫的诗歌创作的历史总结和评价，而且还有对诗歌创作理论提出的一系列观点与主张特别是关于诗歌与现实之关系，对历代诗人、诗歌的评价，白居易的主张影响深远，绵延至后世的文苑诗坛，使《与元九书》成为中国古典诗论中的经典之作1．“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一种文学主张的提出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经济一蹶不振， 外族入侵，藩镇割据，战乱频繁，民生凋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深，党争不休，政治腐败，百姓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各种矛盾的激化，使整个社会动荡不安面对这种现实，白居易适时提出了“救济人病、裨补时阙” [1]405 的创作主张，十分具体地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1]406的原则在白居易以前，诗歌领域早已有反映时政、民疾的诗，早已有反映社会黑暗、民生疾苦的传统；而将此从诗歌理论上明确地、强调地加以肯定，白居易可以说是第一人 “救济人病”，是要求诗歌能反映人民疾苦，使百姓的疾苦“稍稍递进闻于上” [1]406 ，即让最高统治者有所了解裨补时阙”是要求诗歌能揭露时政的弊端，引起统治者的注意，促使他们进行必要的改革。

这正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最终落脚点它突出强调了文学与人民之间的密切联系，强烈地表明他要求文学创作必须起到为民请命的作用他鲜明地指出了文学应积极干预现实，在实现进步的政治理想、改善百姓的生活状况方面发挥应有的功效恰如他在《新乐府序》中所说：“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 [2]443 为臣、为民、为物不是泛泛而论，是和“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联系唐代诗歌的发展状况，这是对以杜甫为代表的关心国计民生、表现社会政治诗歌的创作经验之总结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这是一种相当先进的文学主张，也是具有民主性的文学思想发展的一个高峰不可否认，白居易的陕西理工学院毕业论文第 2 页 共 6 页诗论对后来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的诗风，有力地影响了当代与后代的诗人，使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可以说，白居易以其进步的诗歌理论及扎实的创作实践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但是，应该看到，白居易的诗论并非十全十美，也有—些缺陷与局限性，如《与元九书》中他对于历代诗歌的批评有过于苛刻和不切实际的缺憾2．对历代诗歌的评价《与元九书》中白居易对周衰秦兴直至唐兴一千年来的文学史作了概要的评述。

他把诗歌内容作为评价文学作品的第一标准，要求诗歌一定要有“讽谕”，对历史上凡不能直接起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作用的诗歌，白居易都是持否定和贬斥态度的很明显，在诗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诗人走入了岔道，他强调诗的内容的重要，对艺术形式却显得不太重视他的讽谕诗，如《秦中吟》、《新乐府》，目的只是“惟歌生民病” [2]451 至于形式技巧，则“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 [2]457 只求能表达主张就可以了同样，诗人带着这种比较偏激的标准去衡量自晋、宋以来一直到杜甫的诗歌由于过分强调内容，要求一切诗中都有讽谕，于是，在他这条标准衡量下，连李白、杜甫的诗也不算什么了比如《与元九书》中写道：“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此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今古，覙缕格律，尽仁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吏》、 《石壕吏》、 《潼关吏》、 《塞芦子》、《留花门》之章，‘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 [1]405 这个评价确乎有失偏颇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中，对文与质有过精僻的论述：“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鞹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 质待文也。

” [3]103 白居易却忽视了这一点， 他过分强调了 “质” ， 在一定程度上把 “质”同“文”对立了起来，凡是有“质”的，都是好诗；反之，讲究“文”的，都应去之由此可见，诗人忽视了文学的相对独立性当他要求诗歌为时为事而作时，诗只是成了“补察时政”的一种手段，他忘记了“根情、苗言、华声、实义” [1]406 ，忘记了思想内容必须通过生动的形象自然地流露，而不是直僻、生硬地说教这种观点妨碍了他的一些作品艺术质量的提高固然，他的讽谕诗不少写得明快尖锐，深刻动人，而且由于他的质朴、通俗，对他诗歌的广泛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另—方面，由于诗人过分追求诗的政治讽刺内容，把写诗当作他作谏官时“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 [1]405 的辅助方法，因而使他的一些讽谕诗太直太露，缺少诗味， 有些概念化、 抽象化， 影响了诗歌的艺术感染力 也许， 这便是人们更喜爱他的 《长恨歌》 、《琵琶行》以及一些杂律诗的缘故吧白居易重质轻文的观点，对晚唐现实主义诗人也起了一定的不利影响 晚唐现实主义诗人直接继承了白居易新乐府运动的传统， 写了大量有份量的讽谕诗，但大多数作品总使人觉得“质”多了些，“文”少了些，比较浅俗直露。

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这是白居易诗歌创作理论的一大缺点，他对文学和政治的认识存在较为简单和固执的看法，他把文学的社会功能局限在了直接干预政治的狭小范围内对于《与元九书》的文学价值，我们应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研究，指出它的得失，加以批判地吸收，这才是我们继承古代文化遗产的正确态度二、《与元九书》的认识价值白居易过分追求诗歌干预现实， 把诗歌直接当作武器， 反映民间疾苦， 抨击当时的权豪富贵，这种牺牲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 作为封建时期的当权者肯定是容不下他的， 这是可以预见的，也为他日后的江州遭贬埋下了祸根1．文学创作与仕途荣辱《与元九书》中 , 白居易毫不隐讳地阐明了自己的政治抱负白居易于元和二年（ 807）差遣陕西理工学院毕业论文第 3 页 共 6 页为翰林学士，他雄心勃勃，想以自己“昼课赋 , 夜课书 , 间又课诗 , 不逞寝息矣” [1]407 所得知识来报效朝廷 , 正如书信上所述 : “卜当此日 , 擢在翰林 , 身是谏官 , 手请谏纸 , 启奏之外 , 有可以救济人病 ,裨补时阙 , 而难于指言者 , 辄咏歌之 , 欲稍稍递进闻于上 上以广宸聪 , 副忧勤 , 次以酬恩奖 , 塞言责 ,下以复吾平生之志。

[1]406 但是 , “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矣” [1]407 元和十年（ 815）六月，淄青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遣刺客潜入京城，杀死宰相武元衡，重伤御史中丞裴度面对这场历史上罕见的恶劣事件，白居易不顾自己东宫官的身份，第一个上书，亟请捕贼雪耻不料，白居易这种耿耿忠心反而给他招来贬斥远地的横祸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在这里不得不说一下白居易的为人白居易任翰林学士和左拾遗以来，“对那些剥下媚上，横行不法的权倖之徒裴均、王锷、严绶、俱文珍等人，或是在奏疏中指名道姓地予以抨击，或以政治讽谕诗将他们的罪行无情的揭露由此，树敌过多，积怨甚深” [2]145 以中书舍人王涯为代表，后落井下石，将他发配江州如《旧唐书·白居易传》所说：“居易所犯迹，不宜治郡，追诏江州司马 [4]4356 由此可见，白居易遭贬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根本原因还是“终得罪于文章”这里的“文章”就是白居易引以为傲的讽谕诗正如《与元九书》所说：“凡闻仆《贺雨诗》，众口籍籍，以为非宜；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 [1]406 得罪于文章的白居易，遭贬后的思想和价值观也在发生着转变。

可以说，江州之贬也是诗人人生价值观的分水岭2．思想与价值观的转变“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白居易的主导思想他说：“仆虽不肖，常师此语[1]407 又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 [1]407 可见这一思想不仅支配了他的政治态度，同时也支配了他的创作方向从入仕到遭贬江州这是白居易“志在兼济”的阶段这一时期，他在仕途上一帆风顺二十九岁，一举成进士，三十二岁又以“拔萃”登科，为校书郎；三十五岁复应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由校书郎为周至尉，不久入为翰林学士，又做了三年的左拾遗正如《与元九书》所说：“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贯 [1]407 社会现实和个人经历，使诗人深感有“为民请命”的必要，而皇帝的信任又使他觉得有此可能，于是“兼济天下”的思想便占了主导地位正如他在《新制布裘》中所说：“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 [5]65 为了实现这种宏愿，他非常积极、勇敢，不怕牺牲，如他在《折剑头》中说：“勿轻直折剑，犹胜曲全钩 [6]32 这不仅是他的政治态度，也是他的创作态度当校书郎秩满时，他写成《策林》七十五篇，针对当时经济、政治、军事、文教各方面存在的弊端提出了改革意见。

为了了解人情民心，他建议统治者立采诗之官，开讽谏之道在元和三年（ 808）至五年（ 810）做左拾遗期间，他一方面利用谏官的职位，“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害无不言” [1]406 ；一方面又利用诗歌的特点来配合斗争，凡“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 [1]407 《秦中吟》和《新乐府》等讽谕诗便是这时写出的江州之贬给了诗人一个沉重的打击，一心雪国耻，反遭奸人诬陷诗人可谓是心灰意冷了，比之前期“兼济天下” , 此后是诗人“独善其身”的时期在江州司马期间，他还有某些激情，写出《琵琶行》和《与元九书》，但他的处世哲学明显已转向消极随着政治环境的日益险恶，在前期还只是偶一浮现的佛、 道思想， 这时也就逐渐滋长 他糅合儒家的 “乐天安命” 、 道家的 “知足不辱”和佛家的“四大皆空”来“明哲保身”这之后，白居易虽然没有根本上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但是，他的锋芒没有之前那么显露了他的出为杭州和苏州刺史、长期求任东都分司、不愿在朝便是避开当时的政治斗争，希图远祸的表现白居易的诗作也由“闲适诗”、 “感伤诗”代替了前期的“讽谕诗”陕西理工学院毕业论文第 4 页 共 6 页但应指出的是，白居易的消极不代表他的兼济之志完全消失，在力所能及而又不触怒权贵们的情况下 , 白居易还是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如在杭州时的筑堤浚井。

人民对他也很有好感 , 如刘禹锡《白太守行》道： “苏州十万户，尽作婴儿啼 [6]420 他晚年在洛阳也时常想到人民，如《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中说：“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 [5]65 只是老百姓“饥冻”的根源，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