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权力与公司治理关系：综述与展望.docx

    管理层权力与公司治理关系综述与展望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曾晓萍 胡 宁 华金秋【Reference】管理层权力论是在委托代理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最优契约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给出了合理解释管理层权力在国外主要应用于解释薪酬现象，国内关于管理层权力的研究主要从吕锐等人的系统研究后兴起，并扩展至公司治理绩效、盈余管理、股利分配等方面本文梳理总结国内外管理层权力的最新成果，并尝试对管理层权力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方向Keys】管理层权力　计量　公司治理　综述　展望一、引言根据委托代理理论，作为“自利”的经济人，公司管理层的终极目标并不是股东利益最大化，而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作为公司治理机制中不可或缺的环节，管理层的私利驱动贯穿于企业的整个经营决策过程因而，关于如何实现公司控制权的有效制衡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学界热议的话题提出解决最优契约论问题的根本动力在于提供给高管充足的激励该理论认为，既然管理层的最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足额薪酬和相应声誉，那么为了促使管理层利益和股东利益趋同，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为其提供足够的激励但最优契约论忽略一个前提假定，即可观察的契约是对契约环境的最佳反应，事实上这与现实是脱节的，而此时管理层权力论的出现弥补了最优契约论解释力的不足。

Bebchuk 和Fried（ 2004） 在其出版的《无业绩支付：没有履行的高管薪酬承诺》一书中，清晰地阐述了管理层权力理论该理论认为：（1）正是由于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完善，从本质上来看其薪酬制定的控制者就是管理者自己，也就是说，管理层薪酬激励并不必然减轻代理问题，因为它本身也可能是一种代理问题；（2）随着对公司控制权的不断增强，权力监督和制衡体系更容易被高管突破，进而高管利用资本配置行为进行权力寻租；（3）为了掩盖寻租行为，管理层通常会进行盈余管理或操纵信息披露，有时甚至会采取一些低效无用的薪酬方案来弱化和扭曲管理层激励从我国目前公司治理现状看，制约我国企业管理层权力因素的作用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具体表现为：我国还没有形成完善的市场监管及规范成熟的职业经理定价机制；侵害内部人利益的行为常常承担较低的法律风险；管理层倾向于通过为大股东所在其他公司提供担保等手段与大股东“联合”以稳固自己在董事会中的地位；董事长与总经理职务重合从而导致代理问题混乱；独立董事存在监督动力不足也助长管理层权力的扩大等此外，据上交所资本市场研究所统计：截止2012 年初，我国有40% 的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小于30%，上市公司股权较为分散，甚至出现没有实际控制人的情况，加之很多上市公司大股东所有者的缺位和众多中小股东的“搭便车”行为，使得企业“内部人控制”现象更加普遍，管理层权力无限放大。

上述现状为管理层利用权力进行满足私利行为提供现实可能二、管理层权力构成及度量（一）管理层权力构成很多学者对于管理层权力的构成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French 和 Raven(1959) 及Finkelstein(1992) 关于管理层权力的分类French 和 Raven 将管理层权力分类为法定权、奖赏权、强制权、专业权和参考权等五种权力；Finkelstein 将管理层权力分为结构权力（管理者在组织中的正式职务）、所有权权力、专家权力和声望权力来进行计量相比较而言，Finkelstein 的研究更受学者青睐（Hu & Kumr,2004 ； Cheng,2008 ； 卢锐,2008; 吕长江和赵宇恒，2008 ；洪峰, 2010 ； 权小锋和吴世农等, 2010 ；高文亮和罗宏等，2011 ；刘星和徐光伟，2012）基于国内外学者对各项权力的度量，文本总结见下表二）管理层权力度量由上表可见，管理层权力可以从内在权力和外在权力两方面进行衡量内在权力是指管理层本身所具有的权力，即专家权力和声望权力；外在权力是指源于公司治理不足，从而对管理层权力进行强化，即结构权力和所有权权力。

此外，也有学者（徐良果，2013 等）尝试通过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将这四项权力合并，变成综合指标以反映管理层权力三、管理层权力与高管激励及其他公司治理行为关系（一）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是现代企业的重要特征两权分离会加剧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代理问题，而高管薪酬则被认为是协调代理问题的激励机制国外学者研究发现，薪酬激励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必然减轻代理问题，相反有可能会加剧代理问题Benzet al.（2001）、Hartzell 和 Starks (2003) 、Pérez 和Fontela（2007）等对董事会结构、外部大股东、机构投资者、反收购条款等与高管薪酬水平和薪酬业绩敏感性研究发现，当公司治理结构对管理层行为不能实施有效监督情况下，公司高管可以获得更高的薪酬水平以及与公司绩效无关的“幸运”薪酬近年来国内国企高管“天价薪酬”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吕锐（2008）根据Bebchuk and Fried（2002 ；2003 ；2004）和 Jensen and Murphy（2004）的研究，系统解读了我国管理层权力运用的现状（很多情况下市场机制对于监督和制约管理层权力滥用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公司高管人员在影响甚至制定自己的薪酬契约）、薪酬制定过程中管理层权力的运用（利用股东信息、专长及技巧的不足，通过谈判及薪酬设计使得管理层薪酬和薪酬业绩敏感性更加模糊和合法化）、管理层影响自身薪酬的后果（薪酬结构被扭曲，减弱了薪酬与业绩之间的敏感性，负激励的产生等）。

随后国内许多学者（洪峰,2010 ；王清刚和胡亚君, 2011 ；权小锋和吴世农等,2010 ；高文亮和罗宏等，2011 ；刘星和徐光伟,2012）结合股权性质，从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外部市场环境、股权性质、解释了我国国企高管薪酬刚性及高管层内部薪酬差距的原因陈震和李艳辉（2011）从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理论视角出发, 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与公司违规发生概率之间是存在一定的关联性，表现为负相关关系，过低的年度薪酬会增加公司违规的概率且高管可以依据公司的业绩选择利己的薪酬；陈震和丁忠明（2011）对比垄断行业和竞争行业垄断企业的规模权重和业绩权重，得出较大的企业规模与不合理的规模权重，是垄断企业高管薪酬过高的直接原因，高竞争度能有效抑制管理层权力对薪酬的直接影响的结论；杨蓉（2012）通过对垄断行业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我国垄断行业上市公司中，高管控制权与高管薪酬显著正相关，且高管可以利用自身权力, 通过盈余管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二）管理层权力与其他公司治理行为的关系管理层权力论在作为解释薪酬现象的重要理论基础的同时，也被国内学者广泛用于解释以下其他公司治理行为本文根据现有文献的研究做如下归纳：1. 管理层权力与公司会计信息质量。

Callaghan et al.（2002）发现，股权激励行为会引发管理层通过市场择机，或操纵信息披露等方式来影响自己的股权薪酬；Bergstresser 和Philippon（2006）发现当公司的股价被人为的虚夸时，激励薪酬会使得出现高管操纵盈余的现象；Coles 和Hertzel等（2006）及Kanagaretnam et al.（2009）发现，围绕股票期权重发存在着管理层有可能会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O’Connor 和Deng 等（2006）研究发现，当董事长总经理两职合一和董事股票期权同时存在或消失时，总经理股票期权津贴的增加会减少虚假报告因此，董事长总经理两职合一有利于总经理通过权力进行寻租国内对管理层权力和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关系的研究也有丰硕成果黎文靖和卢锐（2007）以管理层权力理论为基础，从股权集中度、上市公司股权性质等角度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中管理层权力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与会计稳健性两者之间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关系同时，在股权集中程度不同的上市公司内表现具有差异性在股权集中度较低的上市公司中，管理层权力对会计稳健性有着更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对于国有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两者而言，后者的管理层权利对会计稳健性具有更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杨向阳和李前兵（2013）采用实证方法检验了管理层权力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

结果发现，高管人员的长期在位对会计稳健性有显著影响，会计稳健性对于公司亏损的业绩，比盈利业绩更具敏感性；林芳和冯丽丽（2012）探讨了管理层权力与盈余管理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国有上市公司管理层更偏好费用方面的真实盈余管理，而非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倾向于应计盈余管理同时还发现这两种盈余管理是相互补充的；赵息和许宁宁（2013）利用内部控制缺陷与财务重述的因果关系，对管理层权力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中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如果管理层权力越大，管理层会更加偏向于隐瞒内部控制中存在的问题；而相比于非国有控股公司，国有控股公司管理层更倾向于隐瞒公司内控中所存在的缺陷2. 管理层权力与投资效率Jensen（1986）指出，作为受托者的经理谋取私人利益最为直接的手段是扩大企业的规模之后Conyon 和Murphy（2000）等学者研究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发现企业规模和经理收益呈现了显著的正向关系，即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增大，经理的收益也会增加因此，在公司自由现金流充裕的情况下，经理人就更有动机通过对公司加大投资来扩大规模Hart(1995) 及Shleifer 和Vishny(1988) 认为，管理层为了防止被更替，会扩大企业的规模来建立“企业帝国”以巩固自己的地位；Finkelstein 和Hambrick（1989）研究发现，在管理层薪酬决定因素上，公司规模比业绩表现出更重要的地位。

因此，管理层更有动机为了谋取私利而进行公司规模的扩张；Biddle（2006）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拥有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可以缓解契约不完全程度，从而降低管理层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最终推动企业整体投资效率得到提高国内关于管理层权力与投资效率的研究着眼于结合股权结构、股权性质、信息披露等研究企业过度投资行为丁加华和何金耿(2001) 研究指出，对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的约束机制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由于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存在，进而会产生企业内部高额留存利润所引起的公司过度投资问题；张纯和吕伟（2009）研究发现，通过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和信息披露环境方式，能够进一步加强投资者对公司的监督能力，从而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得到有效的抑制；周丹和杨晓玉（2010）发现股权结构与企业多元化之间的关系，如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多元化呈显著U 型曲线关系；管理者持股与企业的多元化呈现正相关，而相比于非管理层权力性企业，管理层权力型企业多元化倾向更大；张丽平和杨兴全（2012）研究表明，货币薪酬和股权激励能够有效抑制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然而管理者权力和国有性质对管理层激励的治理效应有一[来自Www.lW]定的弱化作用。

3. 管理层权力与在职消费Alchian 和Demsetz（1972）解释了在职消费的内生性问题，他们从信息成本角度分析发现，在杜绝机会成本行为产生的过程中，所耗费的成本可能会远远高于所带来的收益由此可知，企业允许职员享有“特权、额外津贴和福利”内生于高昂的信息成本对于在职消费的实证研究，西方学者研究并不多见Rajan 和Wulf（2006）研究发现，在职消费在上市公司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不仅对管理层进行有效的激励，还对管理层的工作效率有明显的提高；Yermack（2006）以上市公司给CEO 配备专用飞机为切入点，分析影响高管在职消费的因素以及费用信息披露后的市场反应得出研究结论，在职消费的费用与高管的一些个人特征相关，并不与高管的薪酬、持股比例有很大的关系；并且当该费用信息被公开之后，股价下跌的损失程度远远超出该费用本身从这里可以看出，市场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