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末衰败与表现研究论文.doc
8页清末衰败与表现研究论文摘要:用国家能力的概念来分析清末政府,可以看出,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王朝正统正在逐步遭到侵蚀,中国 人的思想观念和政治文化开始逐渐发生变化;另一方面中国 传统社会的固有因素仍在延续,而且东西方文明碰撞时,传 统因素往往生出巨大的反弹力双重合力导致了满清政府能 力的不断下降关键词:国家能力;清末;衰败;表现国家能力是国家实现自己愿望或意志的能力,一些学 者把国家能力等同于中央政府的能力,它主要包括财政汲取 能力、宏观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以及强制力,其中财政汲 取能力是最主要的能力,因为财政是国家的命脉[1]国家 权力的扩张必须以自己的能力为边界,超过了国家能力的扩 张最终会导致国家和社会的不稳定,进而危害国家能力在 清末,我们既可看到国家能力的不断衰退,也可以看出清政 府为恢复国家能力所作的努力及其失败…、小国传统的治理结构历史研究表明,传统中国的治理结构有两个不同的部 分,其上层是中央政府,并设置了一个口上而下的官制系统, 其底层是地方性的管制单位,由族长、乡绅或地方名流掌握 [2]中国的中央政权结构到县级为止,作为地方基层官员 的县令,大概管辖有20万左右的人口 [3]。
管辖这么多的人 口,县令必须雇用人手,吏役不属于官僚体系,从而正式的 官僚机构无法控制这些吏役们的收入作为回报,这些下层 吏役被默认从百姓身上收取"礼物”,而知县以及上一级官 员同样有如此陋习这些知县属于正式官员,因此受到升迁 等因素的影响,以及受到法律法规的制约;而吏役却不受这 些因素的制约,其最大的制约来自于他们的上司——县令的 个人影响同吋,基层社会并没有直接与皇权联系中 国的绅士作为一个特权阶层,承担了许多重要的社会管理职 能,绅士支撑着国家,绅士治理乡村同时,家族是社会治 理的最基本的单元绅士阶层、家族和宗族在乡村治理中发 挥重要的作用县令通常通过下属与地方乡绅和名门旺族合 作,实现征税、征兵等国家功能绅士也乐于同政府合作, 来表明自己的身份地位,并有可能获得利益,同样,地方乡 绅和名门望族也不属于帝国的官僚体系在这一结构下,王朝政府只要有能力控制正式的官制 系统官员,并能够与地方乡绅和宗族合作,就可以实现岁入 但在王朝末年,这种结构被打破了,而清末政府力图恢复对 地方的控制的,不仅导致了这一结构的解体,并加速了清王 朝的灭亡二、清末的治理危机从当时的情况看,清末的危机表现在:1.满清帝国的人口过剩危机和农业歉收满清帝国从顺治立国开始,国力渐增,“康乾盛世” 是清朝帝国辉煌的表征,但是到了 18世纪末期,王朝开始 受到侵蚀,不无讽刺的是,这正是清王朝国力强盛、政治平 稳的鼎峰。
罗兹曼认为,19世纪事态的发展证明18世纪的 乐观是没有根据的;人口可能出现过剩的征兆,实为人口因 战乱而锐减的序曲,而前代因袭而来的社会组织也未能经得 起来自国内外的挑战[4]人口的增长达到了传统的农业经 济的极限中国以农业立国,素有重农轻商的传统,在过去 的两个世纪里,帝国的人口大量增长,人口与土地的矛盾日 益突出何炳棣在其所著的《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年》 显示,1750年的人口为2. 15亿,到了 19世纪初,人口总量 已近3亿到了 19初世纪初,中国的人口已达到3. 6亿,而中国 的可耕地面积基木上已经用尽,人均耕地面积逐步减少,平 均每人不到2亩斯考切波的研究也证实了相同的内容,到 了 19世纪,有用的土地全部开垦完了,传统的经济增长方 式已经达到了它所能发展的顶点[5]另外,由于天灾人祸, 农民的收入锐减以四川省巫山县为例,该县县志显示,该 县从咸丰二年到光绪十七年发生了六起灾荒[6] “天府之 国”尚且如此,可见当时灾害之严重清政府为了偿还赔款,将债务转嫁给地方,而腐朽的 地方官僚又将这种债务成倍放人,农民负担日益加重19世 纪以来,中国村庄中接近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大量增多。
现 代一些局部研究表明,这类人占居民总数的一半或更多…… 他们处于一种边缘状态:不仅从牛理上看,他们在死亡线上 啼饥号寒;而且从社会学上看,他们的财产越来越少,这意 味着他们与上层阶级关系愈益疏远[7]天灾加人祸,清 土朝日渐衰落•农民起义频繁爆发痛苦不堪的农民一再釆取了暴力的反抗形式,“1796 年到1803年的白莲教起义,虽然主要是反满清政府,但却 起源于人口和粮食供应之间不平衡的不断增长” [8]o 1851 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也源于人口过剩与中国南部省份的 管理不当在中国北方爆发了历时15年的捻军起义在中 国历史上,这种周期性的农民起义成为了王朝的衰败和王朝 更替的征兆清政府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和财力抵抗农民 起义,因战乱而导致的经济衰退和人口减少又进一步减少了 政府岁入"清代军制就给王朝衰落的螺旋形下降趋势增添 了势头:军队越糟,它们镇压起义耗费的吋间就越长;它们 耗费的时间越长,花销就越大;政府越是拮据,帝国行政管 理的质量就越差,叛乱的发生率也就越高 [9]王朝在战 乱中日趋衰败3.地方主义的兴起官僚集团腐败,无法适应人口的增长带来的新问题 清政府的税收因为战争而大量减少,地方行省肆意截留中央 财政,镇压农民起义客观上使这种截留合法化,从而为地方 势力的膨胀埋下了隐患。
正规的军事集团无力镇压民变,这 为地方精英的崛起提供了机会孔飞力的研究显示:地方团 练的兴起,成为地方社会崩溃的组成部分,为地方精英的兴 起提供了契机地方团练的兴起帮助政府渡过了农民起义的 危机,代价就是中央政府权力的缩小和名流势力的扩张,虽 然清政府千方百计想把团练纳入官僚体系,但是清政府薄弱 的财政收入无法做到这一点清政府再无力重新强化中央权 威罗兹曼准确地指出,清政府力图通过行政手段來抑制口 主性组织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它也并未大力去扩张自己的 组织在19世纪,地方上的紧迫需要使现状很难再维持下 去出于地方安全和财政实力之考虑,国家有选择地批准士 绅基层领导下形成某些新组织这些新组织并不在国家的控 制Z下,反而是进一步分裂的源泉,因为它们通常是某个地 方或某些精英集团的自保组织[4]清朝以军事立国,却无力抵抗后期的内忧外患财政 的内卷化[10]为地方政权的扩张埋下了隐患,地方的军事化 为乡绅的扩张提供了机会人口的过度增长导致或加速了土 地兼并,口然灾害加剧了年轻流民数量,降低国家税收和控 制能力,催生异端宗教,农民起义频发若干不祥的发展表 明,新的发展在不断削弱中国社会,清代中叶开始兴起的种 种弊端,已经超出了王朝的限度,权威的逐步丧失,地 方势力开始兴起,这两者几乎是同步进行的。
传统中国的正 式机制和思想基础都遭到了破坏上述现象既是清末新政的 原因,也是国家能力持续下降的表现清末地方自治,在很 大程度上就是应对上述问题的措施三、地方自治:清王朝努力的失败及其分析清末地方自治是在政府推动下进行的1901年1月29 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清政府颁发上谕,命各省督 抚及政府大员议奏,“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牛、学校科举、 军制、财政,当兴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 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通常称清 廷此举为“新政”同年4月21日,又命成立督办政务处, 作为清朝中央政府推动“新政”的专门机构从1901年至 1911年清政府灭亡,恰好十年清末地方自治,并没有恢复 王朝能力,反而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清政府试图重新集权,建立起逐步深入到基层社会的 权力网络,这种网络组成了以一个等级组织的正式关系网, 它要能深入和影响并控制各种非正式的关系网,如宗族或者 血缘关系它不仅指国家重新确立对上层和中层的基本行政 区域的控制,更重要的是国家权力深入基层的过程杜赞奇 的研究表明,国家权力深入基层,破坏了传统的“保护型经 济组织”,形成了 “国家型经济组织”。
一方面是半官僚化、 雇员增生、财政需求增大;另一方面,上层政权却缺乏控制 这些机构和人员贪污中饱的能力,这使国家政权的深入蜕化 为将赢利型经济体制推向到社会最下层黄宗智分析了华北 小农的半无产化——中国半个世纪以来的大规模动荡的结 构性基础,伴随着小农半无产化的是村圧整体关系的逐渐松 弛官僚化与半无产化两个过程的交接,导致了村庄与国家 新的矛盾地方乡绅和名门望族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着基层社会的 利益而无论是通过地方绅商僭取官僚职权,还是官方为了 吸收或者抵消绅商权力而采取的措施,其结果都是地方绅商 的官僚化,实际上变成了国家政权的扩充和渗入村庄的主要 工具当地方精英的功能被简化为管理民族国家,而不是参 与政府的时候,地方自治便最终让位于地方行政而当民众 直接面对着国家政权的时候,导致了他们之间更尖锐的对 立所以,清政府试图对吏役的和乡绅官僚化,却让地方陷 入了更大的混乱之中国家权力的扩张矛盾,是任何国家的 现代化所必须面对的;清末地方自治,就是力图处理这一矛 盾,不过它破坏了旧秩序,却没有来得及建立新制度所以, 在被释放出来的“非法”力量冲到之前,过渡政权必须建立 起新的合法性,这是一场关系着政权命运的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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